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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沉思十年之作，也是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终卷。作者选择沈从文、梁漱溟、赵树理、废名、王瑶、郭小川、邵燕祥等重要、典型的作家、学者在1949年至1970年代这一时期的生命历程为观照对象，通过大量的新材料，深入他们在时代的大转型大变动中的投入、挫折、碰撞、困惑和坚守，透视其个人性格、理想与时代、社会之间的交流激荡，重现了那个年月的社会风云，个人命运遭际、幽隐，以及精神的尴尬与波澜，检讨了历史经验得失及其包含的启示。

1.“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总序

2.1949-1980：沈从文的坚守

1949年初，当经过1948年的大决战，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世人或满怀期待和喜悦，或充满疑虑以至疑惧，准备面对新中国的诞生的时候，文坛上爆出一个自杀事件：3月28日，在三、四十年代拥有广泛影响的作家沈从文用剃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在当时即引起强烈的反响，以后就成为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谜”。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提出了一个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选择问题。

3.1949：废名“上书”

1949年4月1 日，废名写完《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在文前郑重写上“献给中国共产党”几个字，托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董必武转呈最高当局，因其在武汉读中学时董在当地任教，与之相熟。是为“废名上书”，是建国伊始，知识分子与新的执政者——中国共产党和新政权关系之中，一个并未引起注意（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的历史叙述）的“事件”。

4.1951-1970：赵树理的处境、心境与选择

赵树理感到不安的是，“广大人民不了解内情，从某一阶段上的社会关系上，把我和有些人（指当时批判的重点，也是赵树理一直格格不入的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摆也摆在一起，扫也扫在一起”，他因此期待未来的历史评价——

5.1952-1969：读王瑶“检讨书”

在检讨里，王瑶一再说自己“很高傲”，“有严重的看不起群众的毛病”，“我很骄傲”，“我很自高自大”，“夸夸其谈”，“狂妄”，等等，“自高自大”一语就先后用了四次；其次，就是不厌其烦地承认自己“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追求个人名利的写文章上”，“我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一切都从个人出发”。最后总结自己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是归结为“自私自利”与“自高自大”两条。

6.1953-1974年间的梁漱溟

梁漱溟与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不可忽视的历史人物，都出生于1893年。人们不免要谈及这两位同龄人的关系。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自然是1953年梁漱溟的当面顶撞，文革期间1974年梁漱溟对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的公开质疑。对此，研究者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这是1949年以后，“仅此一例”，足见梁漱溟之风骨。这样的评价梁漱溟是当之无愧的。但人们却往往忽略、或者不愿正视另外两个事实：一是直到晚年（1983年）在谈到1953年和毛泽东的冲突时，梁漱溟还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说话不讲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害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与事实不大符合，我的言语也是与事实有很大的不符合之处的，这些在争吵时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的------”

7.1957-1959：郭小川的命运起伏

这样的革命想象、延安经验，在1949年以后，就成了郭小川思考现实的精神资源。特别是他调到作家协会以后，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官僚机构的泥潭，陷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旗号下的复杂的派系斗争的泥潭，他更是无时不刻地怀念延安等根据地，特别是部队里人与人之间相对简单、纯洁、真诚的关系。

8.邵燕祥：一个知识分子的死与生

二十四年后，邵燕祥收到了当年被批判对象L君的来信，说就是邵燕祥在批判会上的第一个揭发，使得他“右肋挨了重重的几下”，并且从此不得翻身，1962年被谪放到最贫困的地区，过着劳动改造的生活，还蹲过监狱。信中他指责邵燕祥在关键时刻没有“守住真理”而“多走了一步”，而因此“换来了从（右派）行列里第一个站了出来，坐上大车走了”。

9.后记

钱理群 当代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l939年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他以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的深刻探索，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对20世纪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总结和反思，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周作人传》、《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丰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间》、《1948：天地玄黄》、《学魂重铸》、《话说周氏兄弟》、《与鲁迅相遇》、《语文教育门外谈》、《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传》、《活着的理由》、《梦话录》、《我的家庭回忆录》、《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谈心》等。钱先生的著作深度读者欢迎，有些是发行数十万册的畅销书，他主编的《新语文读本》发行量数百万套。钱先生还是北京大学学生评出的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名列首位），也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最受关注的人文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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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太远，走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們已經對資産階级打了ー下，現在可以在新的基礎上和他們講团结了。並於5月2日发出通知，宣布「五反」运动胜利结束。这大概就是5月1日毛泽東在天安城楼上对民盟主席张澜表示：「作孚先生是一位人オ，真可惜啊」的政治背景：用薄一波的説法，毛澤東又要让資本家重新靠拢我们了。

而我们最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则是当我们把革命浪漫主义化，英雄主义化，完美主义化，道德主义化；当我们把革命的彼岸目标此岸化，追求“纯粹”与“彻底”，要在地上建立天堂；当我们把革命的动力，革命的领导者神化、宗教化；当我们把革命的伦理绝对化，唯一化，把个性、独立、自由、人的尊严都视为革命的对立物；当我们把革命看作是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非革命即反革命，消灭异己的暴力运动，那么，我们就是在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就是邵燕祥在反思里所说，“对于天堂的理想，也可以把人们驱赶到地狱里”。

“改造”与“坚守”。这是1949年后知识分子命运的两个关键词，也构成了本书历史叙述的两个中心词。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的某些观念，思维，情感，心理，行为方式，形成了新的集体无意识，新的国民性，而且影响至今。……面对强大的时代压力和思想迷惑，能够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继续思考者并不多，这样的“中流砥柱式”的知识分子也就显得特别可贵。

我也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认为制造先知先觉的“文化英雄”，而必须从史料出发，如实写出他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自身的困惑与矛盾，这样才能真正显示出历史的丰富性和具体性，也更加真实可信。……我根据王元化先生的论述，把它概括为三点：始终如一地探索真理；独立思考；对既定观念与体制提出质疑。

摘抄：“我多次说过，我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自救自赎的性质，‘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最后都归结为对自我内心的逼问，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

“我想弄清楚：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么样子，坠入了怎样的精神深渊？我该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活得像个样子？我到哪里去寻找精神资源？我知道，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问题。要真正认清楚自己，就必须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历史作一番清理和总结。”

评：读这本沧桑而沉重的书，不仅是了解尘封的历史，更是从历史人物中读出当代人和自己处境的过程。由于很多作家都不熟悉，由读其人进而再读其书，也是另一种美妙的收获。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关心人，安顿其身而鼓舞其心。

书籍介绍

本书系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沉思十年之作，也是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终卷。作者选择沈从文、梁漱溟、赵树理、废名、王瑶、郭小川、邵燕祥等重要、典型的作家、学者在1949年至1970年代这一时期的生命历程为观照对象，通过大量的新材料，深入他们在时代的大转型大变动中的投入、挫折、碰撞、困惑和坚守，透视其个人性格、理想与时代、社会之间的交流激荡，重现了那个年月的社会风云，个人命运遭际、幽隐，以及精神的尴尬与波澜，检讨了历史经验得失及其包含的启示。

• 作者：xxx 发布时间：2016-06-10 19:58:35

  插图Dorothy Lathrop 极美

• 作者：周公度 发布时间：2021-02-28 23:22:01

  江海浩瀚，小舟激荡

• 作者：Misamo 发布时间：2021-12-21 18:00:16

  我们与他们之间，我与我们之间。水滴汇成大海，便不能再以水滴自称，它将被翻涌成拥有毁灭旧世界或建立新世界的最强力量，它变强了，死去了；它不变，也死去。横竖都是死路一条，选择哪个？这是时代给的难题，作答者是知识分子。作者是站在同情和反思的态度上论述的，就像他所说的，是主体投入式的研究，所以读来甚是刻骨；他的反思也能看出对政治的惶恐，是将文学和政治彼此对立了的，文学的启迪要思考，而政治却是要放弃思考，要从。思与从之间，作者更偏爱思。

• 作者：荷色的梦 发布时间：2024-04-23 19:36:05

  真理、思考和质疑中的改造与坚守。有时会慨叹于自我叩问的坚韧感。毕竟太锲而不舍，在流离失所的失序年代。人们都在距离曾经的自己更远，这很难说是更好还是更坏，还是那个词，被塑造感。沈从文章节看得几次掩卷长叹，太磋磨了，在一贯而下的体制中没有个体的容身之所，在几番斗争的体制外没有价值的承认余地，被抛弃的迷路人。时代给了他们太多定义，他们又要怎样才能在定义里不困惑、不忧惧、不焦虑、不尴尬、不痛苦。无法生存的个人思想空间，绝望不是个体病症，而是历史遗产。置之死地而后生，大家都是被绑定的人，越挣扎越沉沦，反而是意识不到绑定会更为幸福。追念大学者梦想埋葬于自我检讨的王瑶，远离权力中心才成全圣人王道的梁漱溟——在大转型的时代。“找灵魂的路，好艰难啊。”

• 作者：桑丘 发布时间：2023-03-12 22:17:03

  大转型时代里，沈从文、废名、赵树理、王瑶、梁漱溟、郭小川、邵燕祥的思信行，死与生。充满共情的个案研究。

• 作者：赫恩曼尼 发布时间：2018-07-23 22:52:11

  以极具共情感的个案研究写就的1949年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关于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与革命中的“自我改造”与精神坚守，关于个人在集体浪潮中的自救与落空。沈从文、废名、赵树理、王瑶、梁漱溟、郭小川、邵燕祥，无一不渴望被接纳和认可，却始终未能平衡个体自我与集体的革命需求。命数使然？

• 改造与坚守：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作者：江海一蓑翁 发布时间：2016-09-28 09:09:57

  之于人文社科的学术研究而言，好的学术作品，往往是融入了研究者自身生命体验与现实感知的作品。这一点，在钱理群先生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从讲述新中国成立之前，知识分子对于新中国想象与选择的《1948：天地玄黄》，到通过对自己个人生命史的反思，来探讨知识分子独立性与主体性的《我的精神自传》，再到最近刚刚问世的探讨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这本《岁月沧桑》，钱先生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写作初衷，都可以归结为它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上学者之路开始，钱先生就一直想弄清楚一个问题：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么样子？我又应该如何自救？去哪里寻找精神资源？这些具有终极意义的重大命题，绝不仅仅只是钱先生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通过阅读上述三部曲作品，我们或许能从中找到这些问题的些许答案。

  从时间和结构顺序上来说，《岁月沧桑》是“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然而这本书却是最晚完成的一部，直到2015年春天才宣告收笔，并且在钱先生看来，本书也是三部曲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他“倾尽心血”之作。“改造”与“坚守”，是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两个关键词，也是构成本书内容的两个中心词。

  对于在1949年完成鼎革的新中国政权来说，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在全社会构建新的统一意识形态，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经之路。而这样的思想改造，用沈从文的话来说，就是完成从“思”到“信”的转变。在经历了从晚清开始的百年战乱、分裂与动荡之后，新中国政权非常迫切地希望构建起一个统一、强大的现代化国家，这样的国家建设目标反映到思想文化层面，就是一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而这种信仰单一化、同一化的目标，自然跟很多知识分子所提倡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发生了内在的冲突；更不用说这种单一信仰所指向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也跟这些知识分子之前所秉承的或自由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价值观大相径庭。正基于此，新政权视角下的“改造”，与知识分子个体视角下的“坚守”，一直就成为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进程中的主要线索，贯穿始终。

  为了最大程度上地体现本书论述对象之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性，钱理群先生在书中收入的个案，尽可能地涵盖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成长和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这里面，有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作家沈从文，有在延安时期就投身革命的诗人郭小川，有“乡村建设派”知识分子梁漱溟，也有农民出身的乡土派作家赵树理……这些背景各异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曾在1949年以后以知识分子对主要对象的历次政治运动当中，被作为代表性批判对象对待。这些残酷的政治运动，是展现本书“改造”与“坚守”这两大关键词之间内在冲突与张力的最典型场合。而那些集中反映知识分子内心这种冲突、挣扎与矛盾的所谓改造文本，包括“检讨书”、“交代材料”、“思想汇报”、“检举书”、“大字报”等等，就成为钱先生在这本书里的重要征引材料。本书围绕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展开的几乎所有讨论，都是建立在以这些改造文体为主体的坚实史料的基础之上。

  在过往一些关于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论著当中，往往比较偏重强调这种改造的自上而下性；而在这本《岁月沧桑》里，钱先生则用大量的史料证据表明：思想改造是政权强制性与知识分子自身主动性的结合，过于突出强调任何一面，都不符合历史事实。举例而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倡导的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从新民主主义前进到社会主义的建设思路，就跟废名对于消费至上、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的极度厌恶不谋而合；而梁漱溟尽管在1953年和1974年两次当面顶撞和公开质疑过毛泽东，但当文革结束之后，来访者问及“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这样的问题时，他还是给出了“首选毛泽东”这样的答案。从晚清民国时期的战乱连连、四分五裂，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貌的兴兴向荣、突飞猛进，无论秉承什么政治主张的知识分子，都会对新旧时期的巨大转变产生强烈的内心震动。不只如此，在当时大力鼓吹劳工神圣、劳动光荣的背景之下，几乎所有中国知识分子，都会产生将劳动与劳动人民理想化、圣洁化，而知识者天然有罪的原罪感和民粹主义信念。这种对于新政权和毛泽东本人的钦佩与认同，以及在劳动者面前“自惭形秽”的原罪感，是构成思想改造过程中，知识分子自身主动性的内在动力。

  一方面，是出自政权强制和自身主动相结合的“改造”；而在另一方面，则是在强大的时代压力和思想迷惑面前，对于所谓知识分子精神的“坚守”。这样的知识分子精神，钱理群先生将它概括为三点：始终如一地探索真理；独立思考；对既定观念与体制提出质疑。而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精神的典型践行者，应该就是书中提到的梁漱溟和赵树理这两位先生。他们既会真诚歌颂和敬佩新政权取得的建设成就和革命成果，也会本能地对于新政权做出的与现实和人性不符的种种决策提出质疑和批评。应该看出：无论是上述对于自身思想改造的主动性，还是对于独立思考和质疑精神的坚守，以梁漱溟和赵树理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内心的种种困境，都源自一个“真”字。

  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再会面临像梁漱溟和赵树理那样“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的生死考验，但这些先贤的家国情怀和求真务实的态度，仍然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与怀念。

  2016.9.11下午作于竹林斋

  (本文刊发于2016年9月28日出版的《第一财经日报》评论版，见报时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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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风及左翼分子有感

  作者：忘日舍 发布时间：2021-04-13 16:22:25

  看到了胡风，钱老用了两百面来论述胡风和左翼知识分子。不得不说，胡风集团的性质不同于陶行知或卢作孚，在知识分子层面上这应该是第一个被打倒的集团，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而且53年左右也是正式开始改造的年份，（改造/检讨/投降）胡风的悲剧性也就和陶行知不同，而且陶行知早已去世，对他的批驳也只能放在和他有着紧密联系的人物。相比于在世的胡风，陶确实是幸运的。胡风案当然掀起了很大的波澜，而且胡风身上的主观色彩尤其的浓厚，是一种“自以为是”，这也是胡风悲剧性的体现，希望越大，失望越大。除此之外，书中特意引用了《建国文稿》第五册，钱老特意指出“言论一致论”和“人民、敌人”的划分，可以说这种逻辑的产生是独立思考知识分子的灾难，胡风是第一人受此打击，固然有着悲剧性。钱老是39年生，建国时10岁，钱老学习时应该是深受建国后逻辑的影响，可能胡风案对他有着很大的影响，或是他在76年后自己行为时发现了他和胡风的相似之处，相信真理就不惜一切代价去实践真理，也许就是这种共通处让钱老花了如此大篇幅论述胡风和左翼知识分子，而且其中的感情语言和肺腑之言占了一定篇幅-相比沈从文那种“右翼分子”，钱老的成长环境也许决定了他对胡风这种左翼分子的亲近感和惋惜感。记于454面

  说到胡风案涉及到的左翼分子（应该指的是建国前支持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大分裂的状态，一类就是胡风、吕荣那些被判刑的知识分子，另一类就是周扬、郭沫若那种“完全改造”的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事，聚焦于建国前的“北方知识分子”和南方知识分子”的分类，前者多在延安，收到整风影响较大，因而较早的接受了那套逻辑，较少的发表自己独立的观点，而南方的则大多位于国统区，收到的波及少，因而更敢于说出自己独立的观点。而55年的双方组成和这建国前的南方北方有着很大的关联；不可否认的是，胡风很主观性，有时确实不在乎客观形势，在被盖棺定论之前的言论和判断有时很令人反感，但一到被打倒，人物就很值得同情，这不是说胡风之前说的话很有先见很有价值，而是“言论一致论”这种唯我独尊思维和毛主观臆断使得一个忠于国家的人物背负罪名。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敢于说不同于主流舆论的看法，却受打压；但是另一个群体，也就是批判胡风的知识分子之后也陆续遭到了打击，他们的罪名和胡风颇有类似；道德上，产生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估计很自然，也让我们对那些知识分子个人的品行产生了怀疑。但应该注意的是，知识分子改造让他们逐渐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称谓—如果不能独立思考、坚持己见，一味的附和别人的话，那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吗？值得商榷。可能错不在他们，错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