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法帽(英汉对照)/英语绘本系列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小女巫有一顶魔法帽，那是一定神奇的帽子，它能大能小，能高能矮，能变出许多的东西。你想有一定这样的魔法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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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飞翔的虎头鹰 发布时间：2020-06-20 18:56:57

  还是喜欢俄罗斯的风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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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笔记：子贡拒金与子路受牛

  作者：@GodfreyXu 发布时间：2008-12-07 17:25:44

  吕氏春秋

  览部 第十六卷 第六篇 察微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於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於府①。子贡②赎鲁人於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③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於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④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 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注释】①府：指国库。②子贡：孔子的学生。③赐：子贡的名。④子路：孔子的学生。

  　　

  大意就是：（春秋时期，）鲁国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来，那么回到鲁国后，就可以从国库领取报酬和奖金。这道法律执行了很多年，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因此得救，得以重返故国。（此法律算是善法吧？）后来，孔子的一个学生，叫子贡，很有钱。他从国外赎回来了鲁国人，但却拒绝了国家的报酬和奖金，因为他自认为不需要这笔钱，情愿为国分担赎人地负累。（子贡算不算是一个善人？）孔子却批评他，说：“子贡做错了。从今以后，鲁国人将不会从别国赎回奴仆了。”

  　　

  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叫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子路算不算做善事？）落水者送了一头牛给子路作为报答，子路接受了。（子路算不算贪财？）孔子却称赞说：“从此以后，鲁国人必定会去就落水者。”

  　　

  评曰：孔子认为，世上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原先的法律，所求的不过是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大家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恻隐之心、只要他肯不怕麻烦去赎这个人、去把同胞带回国，那他就可以完成一件善举。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偿，让这个行善举的人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能够因为他心中的 ‘义’ 而得到大家的赞扬。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条法律是善法。而子贡的做法，固然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赞扬，但是同时也拔高了大家对‘义 ’的要求。往后那些赎了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国人嘲笑，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子贡一样为国分忧。子贡此举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了，所以不但不是善事，反倒是恶行。因为这样，自子贡之后，很多人就会对落难的同胞装做看不见了，因为他们不像子贡那么有钱，或者他们不像子贡那么喜欢出风头。于是，很多鲁国人会因此而不能返回故土。所以孔子才批评子贡。

  子路救了落水者，会因为这一善举获得大家的称赞。而之后接收了落水者送的牛，这让冒风险做善事的人获得了‘利’的补偿。子路因为救落水者而名利双收，这样自子路以后，大家遇到落水者，就会去救了。这个影响是多么好啊。所以说孔子看事情看得深远啊！

• 个人性学术与制度性学术

  作者：金戈 发布时间：2008-09-07 19:35:25

  90年代以来，汉语学术界和出版界兴起一股 “陈寅恪热”。

  最早有俞大维等所编回忆文集《谈陈寅恪》（1970），后有蒋天枢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81）、汪荣祖 《史家陈寅恪传》（1984）、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1984）。如果说以上尚囿于学术圈内，那么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995）一书的出版，更是将“陈寅恪热”扩至社会，俨然成为公共话题。此后，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1996）、刘以焕 《国学大师陈寅恪》（1996）、钱文忠 《陈寅恪印象》（1997）、李玉梅 《陈寅恪之史学》（1997）、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1998）、吴学昭 《吴宓与陈寅恪》（2003）、蔡鸿生 《仰望陈寅恪》（2004）等等纷纷面世，一时众声喧哗，好不热闹。“陈寅恪热”显然折射出国人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大师情结”。随着钱钟书和季羡林等“大师神话”的破产，陈寅恪已然成中国学术神坛的最后一人，也似乎只有他才能满足国人对思想、学术、人格完美统一的知识分子形象的终极想像。最近出版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当然也是这种“情结”的产物。

  “陈寅恪与傅斯年”，是一个有话谈但并不好谈的话题。不像“鲁迅与胡适”，有知识分子路向问题可议；也不像“吴宓与陈寅恪”，有交往记载可叙，陈寅恪与傅斯年，虽属同学、同事、同行兼有姻亲关系（陈寅恪表妹俞大綵乃傅斯年之妻），但关于双方交往的文献记录历来甚少，且俩人一生聚少离多，交游有限，关于其往来行止，聊聊数语便可述毕，又如何能敷衍成一部380页、48万字篇幅的鸿篇传记呢？于是乎，我们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中，随处可见各色不相干的史料穿插其间（一些重要档案史料反而阙如），涉笔芜杂，而事关陈傅往来的叙述则少之又少，湮没无闻。而书封上所谓的“就作者的写作功力和这部作品叙事方式、描述角度与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言，是21世纪此类题材的巅峰之作”，则更止于“王婆卖瓜”，贻笑大方了。实际上，《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叙述稍嫌混乱，文笔不一，文风有时流于轻浮，常有臆断之语。为陈、傅二位史学大家如此作传，真是“谬托知己”了。

  史实、史笔且不说，史论又如何呢？诚如作者所言，“在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有些是单打独斗，依靠本身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有的除个人辉煌的学术造诣，还留下了制度性的遗业，在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力。前者当以陈寅恪为代表，后者非傅斯年莫属。”可惜的是，这个关于学术的个人性遗业与制度性遗业的比较，并没有在书中得到呈现。实际上，陈寅恪之所以在后世文人学者中掀起追慕热潮，正是因为学术的个人性所产生的神话。

  陈寅恪与傅斯年，可谓分别代表着个人性的学术和制度性的学术两个不同的取向。傅的弟子何兹全曾经说过，“傅斯年先生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傅自己也尝言，“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这并非夸语。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曾被称为中国20世纪史料的四大发现，而由傅斯年一手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是在组织殷墟发掘和明清档案的收购和整理中居功至伟。在傅主持史语所的二十三年中，曾为中国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培养过大批人才，其影响可谓深远。而陈寅恪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学统的传承上，由胡适而傅斯年而许倬云，由钱穆/杨联皗而余英时而王汎森，由金岳霖而殷海光而张灏/林毓生，由萧公权而汪荣祖，但是在陈寅恪这里，却成了学术孤岛。

  《国际先驱导报》曾经有一篇文章谈及史学家余英时获得有 “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但在美国史学界境地不无尴尬——“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余英时的论域和方法很少能在欧美发挥‘示来者以轨辙’的作用。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余英时的研究领域基本上不出其师钱穆的范围，尽管不乏‘接着讲’的发展，但举凡清代学术思想史、知识分子史、传统文化的现代观照等都是钱穆治学最有心得之处，从钱穆和杨联皗那里继承的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文章的叙述方式，导致余英时的学术往往不能与美国学界共鸣。至于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情见乎辞’的研究，更不是外国学者能够感同身受的。”这段话同样颇能映照陈寅恪在解放后的处境。“强烈的文化使命感、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文章的叙述方式”，“对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情见乎辞’的研究”，这种史学路数不仅在西方难以得到回应，而且在解放后的中国也难得到回应。陈寅恪在其著名的《论再生缘》的校补记后序中，曾把自己的著作比作“固非吴井之藏”的“所南心史”。“所南”，即宋末元初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士人郑思肖，他写了一部痛诋异族的 《心史》，书稿装入铅匣，丢入苏州的一口井中，于明末被人发现。陈寅恪以“所南心史”来比喻自己的著述，正是将历史写作化为生命写作的体现，这显然是一种以安身立命为骛求的个人性的学术。这种学术精神和学术心境是无法通过制度性的方式加以推展的，而整个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又是无情地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的，这也就必然注定了陈寅恪“四海无人对夕阳”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