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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园园的移动城堡 发布时间：2015-06-18 16:40:12

  很值得一读的书。看完后对“我执”和“无常”包括生命，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 作者：局外人 发布时间：2011-02-14 06:29:12

  其实我只看懂了一半

• 作者：二手理想 发布时间：2022-06-20 22:46:39

  补

• 作者：momo 发布时间：2021-01-01 14:17:05

  我考过了中级哈哈哈哈哈！

• 作者：Carpediemmmm 发布时间：2015-10-22 13:22:36

  背好多

• 作者：阿什塔尔swingq 发布时间：2022-05-31 10:38:28

  为女儿 mark

• 去现场热情的赞美吧

  作者：竹木清心 发布时间：2019-03-14 06:09:21

• 中国的城市与文明双重奏

  作者：切... 发布时间：2010-12-31 10:52:45

  原文发表于《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12/25/content_185079.htm?div=-1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东西”一词使用颇为频繁，是指代商品乃至各种事物的口头用语。这表达方位的“东”与“西”，何以能够组合起来指称事物呢？清人龚炜认为该词起源于东汉，他在《买东西考》中写道：“其时都市之盛，侈陈东西两京，俗语买东、买西，言卖买者非东即西，沿习日久，遂以东西为货物替身。”也有人认为年代应为唐代，因为当时长安的贸易集中于东市和西市两处。由是可知，中国的城市早在汉唐时期就已高度发达，中国历史除“以农立国”之外，尚存在一个“以城治国”的历史。薛凤旋先生新作《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所记述的，正是这样一段历史，他简要介绍了中国历代城市的性质、功能与结构，对于城巿的发端、兴盛与转变等过程及其原因，亦给出了独到见解。更为重要的是，薛先生力图将中国城市与华夏文明勾连起来，提出“中国城市是中国文明的载体”论断，力证中国城市完全体现出中国文明的价值、制度和器物三重意义，进而抬高了城市在历史中的地位。

         英语世界里，城市（city）与文明（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的同一词根cit，对西方人而言，城市就是文明本身。这也使得西方城市研究蔚为大观。自近代东西方密切交往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城市关注有加，得出了诸多非凡的见解。而它们亦随着百年的西学东渐输入到中国，成为我们重新窥探自身历史的显微镜。这其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大约是首位系统讨论中国城市并影响深远的西方思想家。按照韦伯的讲法，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其对西方城市相较，既不像古代的“城邦”，也没有中世纪的那样“城市法”，没有独立的市民阶级和特权行会，故而中国城市不可能走向西方的格局。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代西方学者继承，于是“中国没有城市”的论断大行其道。如罗威廉（William Rowe）认为，“在中国，从未出现过真正的城市，因为市民社会从未成形。”即是说，城市在政治上直属中央政府而无法自治；城市居民的精神取向，也不利于个体独立。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则更深一步，认为中国“国家管理机构的设计是以限制城市实体的权力和影响为旨归”。在许多西方汉学家看来，真正的城市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职是之故，他们往往将目光停留在“条约城市”上，关注的是城市自治、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等问题，或探讨租界、警局、企业家和工人等现代城市产物，或发掘城市中士绅、移民和妓女等群体出现的新变化；香港、上海、广州、汉口、天津、厦门等成为中国城市的范本，而北京、苏州、成都、西安等传统都会无不面临被西方改造局面。不少中国学者接受了这种叙事，如徐勇就承认，传统中国城市“不能成为新文明的创造地和发源地，反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赘生物。”

         然而，中国城市确是如此这般情形吗？有着强烈民族关切的薛凤旋先生是断然不能同意的，中国城市固然不具备西方城市的多种要素，但这并不表明其属于落后阶段。要知道，古代世界十大城市中，前七位都是中国的各代都城，古罗马城只能屈居其后。有着漫长历史的中国城市演变必然受着某些独特的本质支配，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而要发现这些本质，就必须先跳出狭隘地研究单体城市或区域城市的窠臼，建立起能够囊括全部历史的一般性城市理论。薛凤旋先生中学、西学兼通，有着良好的地理学训练，又处在中西思想激荡的香港，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下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一思想重任。在这部积三十年教研经验的城市史专著里，薛先生既声明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一样，都是文明演变的主要场所，又强调二者之不同，中国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为当地的农业经济提供组织上的支持，包括税收，发布中央行政命令，推行教化、司法，以及救灾、养老、济贫等社会福利和服务”，推动城市变迁的主要动力来自行政力量和儒家思想，而不是经济利益。概括起来，薛先生所述的中国城市文明主要有四方面的特质。

         一是中国城市历史悠久且连绵未断。中国的城市雏形最早可追溯到距今五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初城，目前黄河、长江和淮河流域都已考古发掘到初城遗址，可知中国城市起源之早、之广。其中，山东的景阳冈是龙山文化时期最大的城市，面积达到了35万平方米。中国从夏代开始进入文明时代，而正式的城市同步建起，夏的都城斟鄩、商的都城亳和殷、周的首都镐和成周，皆为中国文明奠定了基石。而秦始皇开创首都-郡治-县治三级城市体系，一直沿用至今未曾动摇。因此，薛凤旋先生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城市化动力和空间分布形态基本保持不变”，甚至三皇五帝时的“明堂”所采取的方正格局和建筑样式，都可被认为是后来设计皇宫的模板。当然，中国城市在历史中也发生过变异，城市重心由中原逐渐向南方移动，方形的城市结构不断被突破。其中两次较大的变动分别发生在宋代和晚清至今，如共和国前三十年“先生产、后生活”的城市政策，以及改革开放推动的“农村城市化”进程，都使中国城市发生了深刻变革，但其政治、行政、礼乐的精神内核未变。薛先生认为，共和国“短短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已显示出西方模式中存在着大量与中国国情相悖的地方。”因而，复归传统的城市脉络将是大势所趋。

         二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主要动因来源于政治而非经济。中国城市从一开始就是基于“筑城以卫君”目的建立的，“是王权而不是商人，促进了城市的出现和崛起”。这完全印证了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说法，“在城市的发展中，帝王处于核心的位置”。正是依靠至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广布于江河山川间的上千座城池有了较为统一的形态，冯友兰先生说，“故宫和一座衙门在格局、体制上是一致的，县衙门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皇宫，皇宫是一个放大了若干倍的县衙门。”薛凤旋先生将这类城市称之为“行政型城市”，它们是消费性的而非生产性的城市，一个城市的繁荣多不是因其手工业或商贸活动，更主要是因其为政治中心所在。并且用作商品交易的“市”往往依附于作为行政管理的“城”，汉武帝规定五品以上官员不得进入市场，类似的政策直至宋代才被废止。故而，那些在西方被奉为城市标志的功能，“对中国而言只是整个城市体系中一些附属性的因素”。宋代商品经济的兴盛一度使城市突破了政权的控制，沿街的房屋纷纷破墙开店，城市管理也由封闭的坊市制改为开放的厢制。但进入到元代后，这种经济力量很快消退，城市重回政治框架内。直到当代，作为社会主义国都的北京在建设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时，首要的考虑仍是政治象征意义。

         三是中国的城市与乡镇是一体的。中国有着独特的城乡关系，这是中西方城市研究者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韦伯认为正是由于氏族横跨于城乡之间，导致了中国城市无法完成现代转型；国内城市史专家熊月之先生、何一民先生也认为，这种城乡行政和文化的一致性延续到了今天。就中国而言，城市是镶嵌在密密麻麻的乡村网络中，而不是如西方那样成为独立于乡村的“城邦”或“自由地”，它和农村休戚与共，并不存在某种比农村农民更高级的城市文明。先秦的封建体制下，中国虽有政治身份上的“国人”和“野人”的分野，却没有导致城市人与乡村人分离。如果按士农工商四业对城市居民进行区分，从事农业生产者始终占据多数，其他三种职业人数之和从未超过35%，此其一；中国城市与乡村的精英属于同一群体，他们倘若登科拜官就进城治理城市，一旦致仕罢官则退居乡村继续发挥影响，此其二。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概念一开始就是一个大单位概念”，它只在宋代才有初步的城乡分离趋向，出现所谓的“坊廓户”，而1958年实行的城乡户籍制度也在逐步瓦解中，可见在中国城乡区隔并非主流。

         四是中国城市规划的指导原则是儒家思想。长期以来，儒家思想不仅主导了中国的乡村社会，也是城市社会的根基。在古代城市的选址、方向、布局、城墙、市井及规模上，我们皆可发现儒学的踪影。尽管《周礼•考工记》被考证为春秋战国时期成书，但薛凤旋先生还是认为它最完整地归纳了儒家思想的“营国”理念，它将封建等级、敬天祭祖、人伦纲常和天人合一等意义充分运用于城市的建造中，形成包括中轴对称、左祖右社和前朝后市的空间布局。儒家按照天圆地方的世界想象，要求城市建成方形以匹配大地；又结合阴阳五行的风水术，常把市场安置在城内最不吉利的北面，以体现重农抑商思想。这其中，唐代城市比汉代城市更加符合儒家礼乐和等级精神。阿尔弗雷德•申茨（Alfred Schinz）将这种城市规划的理念称之为 “幻方”（magic square）。薛凤旋先生于今日重提儒家的城市规划，意图很明确：“在最高文明层面上儒家的传统观念已提供了解决人与自然的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思路，具体来说，这与目前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平衡、循环再用、公民社会和公众利益的价值观如出一脉。”这似乎成为当代中西方城市史专家的普遍情绪，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也认为现代“可能最引人注目的成功的城市建设，是在新儒教信仰体系与外来西方科学的理性主义结合之下进行的。”

         一方面，薛凤旋先生驳斥了“城市文明是西方文明的特有产物”偏见，纠正了某些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城市时容易出现的错误。如果马克思按照城乡关系和生产力模式将历史上出现的城市分为亚洲类、远古类、封建类和资本主义类四种是正确的话，那么西方城市是按照这四个阶段逐步演变的，而中国城市则将亚洲类形态保持至今；他也批评施坚雅（G.W.Skinner）没有将城市周边的某些镇算入其中，因而得出的城市化率比现实低。另一方面，薛先生建构起了自己叙述中国城市历史的理论，并直呈解决当前城市问题的出路是回到儒家源头去汲取传统价值，城市史研究的内向性视野与外向性视野也将实现更好的结合。这些大有教益的思想，不仅向我们描绘出一幅新颖的中国城市图景，也为后来人开拓了广阔的城市研究领域。

         作为一部通论形式的城市史，薛先生言简意赅地叙述了中国城市前后五千余年的演变历程，于内容取舍方面自然有所偏重或挂一漏万。但我以为，时人在阅读过程中，仍需注意几点细节。薛凤旋先生重点解读了儒家思想在城市中的价值，对道教、汉藏佛教以及外来民族等对古代城市的影响只是轻描淡写带过，也甚少讨论中国城市建筑的材料问题，城市的交通墓葬、用水排水、垃圾处理等问题更几无涉及，而这些细节恰恰是理解城市生命的要害。土木结构为主的建筑是古代城市容易遭兵燹毁灭的重要原因，这也间接导致了许多大城市区域的植被破坏、生态恶化和人口迁徙。此外，各类军镇、边镇和屯垦城镇，以及非中原王朝的城市，亦是中国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中国文明的贡献同样不容小觑，西夏的兴庆府和辽国的五京（即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虽然比同时代的开封规模要小，但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却是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