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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税法概述(１)

章 增值税(８)

第三章 消费税(２４)

第四章 企业所得税(３８)

第五章 个人所得税(５５)

第六章 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和烟叶税(８１)

第七章 关 税(８９)

第八章 资源税(９７)

第九章 环境保护税(１０３)

第十章 城镇土地使用税(１０７)

第十一章 耕地占用税(１１２)

第十二章 房产税(１１８)

第十三章 契 税(１２５)

第十四章 土地增值税(１３２)

第十五章 车辆购置税(１４３)

第十六章 车船税和船舶吨税(１４９)

第十七章 印花税(１５６)

第十八章 税收征收管理法(１６５)

参考答案(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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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郑伟：廖平“穀梁学”体系研究初探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09-21 00:25:20

  廖平（1852—1932年），初名登廷，字季平，号六译，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近代著名经学家。相较于历代谷梁学者而言，廖平治《谷梁》注重发凡起例和体系化研究，其“谷梁学”体系分为“内学”和“外学”两端，“内学”文献3种，“外学”文献43种，合计46种，占整个清代“谷梁学”文献（106种）43%；廖氏“谷梁学”文献类型包括注疏类、义理类、书例类、论说类和辑佚类（这五类为清代“谷梁学”最主要的类型），涵盖清代“谷梁学”文献类型（10类）50%。而他在继承前代谷梁学者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公羊学的相关理论，对谷梁学进行创造性地转化，系统总结并提出了基于本传传义的大义和书法体系，实现了《谷梁传》研究的新突破，树立了新典范，其价值远在钟文烝《谷梁补注》之上，成为清代谷梁学的一座高峰，无论是数量和种类，还是质量，有清一代，无人可与之比肩。

  一、廖平“谷梁学”之内涵

  “谷梁学”之名，始见《汉书·儒林传》，历代儒者沿袭此说，或云“谷梁之学”，或简称“谷梁学”。其中，“谷梁”指的是由谷梁子为《春秋》所作的《传》（《春秋谷梁传》），“学”指的是“学派”。中国“学派”形成于先秦时代，《汉书》“诸子略”著录的流派凡十家，儒列为首，其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为“儒家”流派做了准确定义，儒家“是孔子创立的有经典、有纲领、有徒众的儒家学派”，“研习的经典是‘六经’，儒家宣扬的纲领是‘仁义’，儒家所推崇的圣人是尧、舜，儒家所效法的榜样是文王和武王，儒家的创教祖师则是孔子”，“功能是帮助人君顺应天地之道、宣明道德教化”。由是观之，作为一个“学派”应包含创派先师、核心经典、内在旨归（纲领）、现实功能、传承体系等五个要素。“谷梁学”则是以谷梁子为创派先师，以《春秋谷梁传》为核心经典，以阐发《春秋经》的“微言大义”为旨归，以崇尚王道，提倡礼制、尊王攘夷、以民为本作为现实观照，具有较为明晰的传承体系的儒家学派。

  而廖平“谷梁学”中的“学”非指“学派”，而是“学说”之义。作为学说，廖平“谷梁学”自成体系，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谷梁学“范式”。“范式”指的是在特定时期内，科学共同体所遵循的一套理论体系，包括原则、定律、准则、方法、信念、价值、技术等，具有精确性、一贯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特性。“范式”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研究主体，即“科学共同体”；二是研究模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廖平“谷梁学”作为“经学范式”中的一种，是廖平以《春秋谷梁传》为核心，在综合历代谷梁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创立的一种新的经学研究模式。从学科共同体来看，廖平“谷梁学”是对本学科共同体的继承和认同，是融入学科共同体研究的一种理论自觉，即自觉回溯“谷梁学”师法、家法的研究传统，即“以旧说为主”，旨在“复明汉学”。从研究模型来看，廖平“谷梁学”包括原则、方法和信念三个层面。其研究原则是遵循鲁学家法，会通三传，即所谓“化其畛域，以期宏通”。其研究方法包括“以经解经”、“以传解传”、“以师说解传”、“以史解传”和“以例解传”五个类型。其信念是基于穀梁先师之说，阐发《谷梁传》的“微言大义”，寄予他对于《春秋》所蕴含价值的一种崇信，由此奠定了廖平经学“尊孔尊经”的基调。因此，廖平“谷梁学”是一个内涵清晰，理论完备的体系，而其关于《谷梁传》的一系列著作则成为对其理论体系的有力支撑。

  二、廖平“谷梁学”之外延——内学与外学

  以“内”、“外”观念划分中国学术，古已有之。起初，“内学”特指儒家六经之学（经典、经术之学），与诸子杂说（“外学”）相对。东汉时，“内学”意义发生变化，产生了向内和向外划分的趋势，一是向内划分，将儒家六经之学分为经、术两端，沿着“经典”之义划分为章句之学（“内学”重文本），沿着“实践”之义划分为经术之学（“外学”重实践），二是向外划分，用来区分儒家六经与谶纬图籍，“内学”指称图谶之学，“外学”指称六经之学。受此启发，廖平引入“内”、“外”观念，对“谷梁学”体系进行了新的建构。

  据《廖季平年谱》记载，光绪十一年（1885年），廖平编定《谷梁春秋内外编目录》，凡五十卷，分为内、外二编，共计著作46种，廖平“谷梁学”内、外之学的主体框架由此奠定。所谓“内学”，指的是廖平以《谷梁传》为核心所形成的注疏之作，包括：《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谷梁经传章句疏》和《谷梁春秋经传古义凡例》3种。“外学”指的是为进行“内学”研究所做的基础性研究，即《春秋谷梁传外编》，包括四个类型（通论性研究、对《谷梁》本传的研究、对历代“谷梁学”的研究、对“三传”的研究），共计43种。

  第一、关于通论性的研究有1种，即《谷梁春秋经学外篇凡例》。

  第二、对《谷梁》本传的研究分为三类，合计28种，（1）对《谷梁传》大义的研究，即《谷梁大义详证》；（2）对《谷梁传》书法的研究，包括：《谷梁释例》《谷梁传例疏证》《谷梁日月时例表》《谷梁七等进退表》《谷梁笔削表》《谷梁褒贬表》《谷梁善恶表》《谷梁十八国尊卑仪注表》《谷梁一见例表》《谷梁三言例表》《谷梁内本国外诸夏表》《谷梁内诸夏外夷狄表》《谷梁内内夷外外夷表》《谷梁尊大夷卑小夷表》《谷梁名号中外异同表》《谷梁诸侯列数隐见表》《谷梁来往表》《谷梁加损表》《谷梁从史表》等19种；（3）其他辅助性研究，包括：《谷梁外传》《谷梁决事》《谷梁属辞》《谷梁本末》《谷梁比事》《谷梁琐语》《谷梁旧传》《诸国地邑山水图》等8种。

  第三、对历代“谷梁学”的研究，合计4种，包括《谷梁先师遗说考》《起起谷梁废疾》《释范》和《谷梁集解纠谬》。

  第四、对“三传”的研究，合计10种，包括：《三传师说同源异流表》《三传异例表》《三传异礼表》《三传异事表》《三传传疑表》《左传变异今学事实表》《左传传例表》《左传礼制表》《王制注疏》和《王制佚文佚义考》。

  其中，现存5种，分别是《重订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谷梁春秋经传古义凡例》《谷梁春秋经学外篇凡例》《起起谷梁废疾》《释范》；亡佚2种，分别是《谷梁先师遗说考》《谷梁集解纠谬》；其余未见者合计39种。

  三、廖平对《谷梁传》“大义”的发明

  （一）廖平“谷梁学”的理论内核——“素王”说

  廖平曾作《谷梁大义》四卷，其中详尽阐述了其对于《春秋》“大义”的理解。《汉书·梅福传》有“仲尼之素功”之语，颜师古注曰：“素功，素王之功也，《谷梁传》曰‘孔子素王’。”据此，廖平认为“孔子素王”为《春秋谷梁传》的核心大义。但是由于《谷梁传》历代传习不盛，很多本旨都已散佚，其云“原夫素王撰述，鲁学独专，俗义晚张，旧解全佚”，因此，廖平研治《谷梁传》着重于对其中所蕴含的大义进行发明。

  虽然，廖平“谷梁学”的相关著述没有对“素王”一词的内涵进行专门的界定，但是从他对《谷梁传》的疏解来看，“素王”说是廖平建构“谷梁学”大义的基础。关于“孔子素王”，廖平并不认可孔子等同于素王的说法，他认为“孔子素王”指的是孔子借《春秋》，托法于后世，即“‘素王’本义，非谓孔子为王。素，空也；素王，空托此王义耳……设此法以待其人，不谓孔子自为王，谓设空王以制治法而已”。

  为了避免造成把“孔子素王”误解为“孔子为素王”，廖平在《谷梁春秋经学外篇叙目》中引《梅福传》颜注称“孔子素王”，而在《谷梁古义疏》哀公七年中引《梅福传》颜注时，已把“孔子素王”改作“《春秋》素王”，正如皮锡瑞所说：“《春秋》素王不必说是孔子素王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杜预所疑者是仲尼素王，以为孔子自王，此本说者之误，若但云《春秋》素王，便无语弊。”廖平以“素王”代替“王鲁”，称孔子无王者之封号，而有王者之地位，推尊“孔子”之意呼之欲出。

  （二）廖平谷梁学“素王”说之内涵

  廖平的“素王”论包含“改制”、“三世”、“亲鲁、故宋、黜杞、尊周”、“异内外”等四个方面。

  第一、“改制”之说以“二伯”、“八方伯”、“六卒正”与“进退诸侯中国”为其主要内容。廖平认为《春秋》之制（《王制》）为孔子在虞、夏、殷、周四代制度的基础上，因革损益而成的为后王立法的新制，“《春秋》有王道，因旧制而加损益，故不拘《周礼》，参用四代，因革皆具于经，故传皆因经立说”。因此，廖平认为《王制》在谷梁学中不仅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而且具有方法论的指向意义，研究《春秋》，必须严格区分“周制”和“时制”。“二伯”、“八方伯”、“六卒正”本为《王制》所载之等级制度，天子以二伯为佐臣，二伯统方伯，方伯统卒正。廖平据此与《谷梁传》对比，认为《春秋》损益之制分为三等，一等为大国（齐、晋），为二伯之属，爵号为公；二等为次国，为方伯之属，爵号为侯，分为内方伯（鲁、卫、陈、郑）和外方伯（蔡、楚、吴、秦）；三等为小国，为卒正之属，分为内卒正（爵号称子、伯）和外卒正（爵号称男），内卒正分为上下二等，上等为曹、莒、邾，下等为滕、薛、杞，外卒正为许。这三个等级所对应的国别并非一成不变，根据华夏文化的伦理标准，针对各国的实际表现，《春秋》通过不同的词句，予以升降进退，即所谓的“黜陟之道”、“进退诸侯中国”，故廖氏称“信乎《春秋》为素王之制，进退褒贬，非复时王爵禄”。

  第二、“三世”说本为公羊学理论，《公羊传》隐元年、桓二年、哀十四年三言“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公羊家据此提出“三世异辞”的说法，何休继承了董仲舒关于十二公的划分，将其分之为三等，昭、定、哀为“所见世”，是“太平世”，其特征是“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文、宣、成、襄为“所闻世”，是“升平世”，其特征是“内诸夏而外夷狄”；隐、桓、庄、闵、僖为“所传闻世”，是“衰乱世”，其特征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受此启发，根据《谷梁传》桓公十四年“立乎定、哀以指隐、桓，隐、桓之日远矣”之语，廖平以“定、哀”和“隐、桓”为坐标，分十二公为“三世”，又根据《谷梁传》哀公七年“《春秋》有临天下之言焉，有临一国之言焉，有临一家之言焉”之言，将其与“三世”相对，以“定、哀”为“立世”（即“所见世”），其范围为“临一家”，其针对对象是“陪臣”，其特征是“内孔子而外鲁”；“庄、闵、僖、文、宣、成、襄、昭”为“近世”（即“所闻世”），其范围为“临一国”，其针对对象为“大夫”、“诸侯”（成、襄、昭治大夫，庄、闵、僖、文、宣治诸侯），其特征是“内本国而外诸夏”（或称“内鲁而外诸夏”）；“隐、桓”为“远世”（即“所传闻”），其范围为“临天下”，其针对对象是“天子”，其特征是“内诸夏而外夷狄”。虽然何休和廖平都承认“三世异辞”，但对“三世”内涵与特征的把握上，二者却截然相反。何休的“三世说”是一个“据乱→升平→太平”线性进化体系，他认为“《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廖平则认为“定、哀”是乱的极致，是拨乱反正的开端，他建构了一个与何休反向的结构体系，从“临一家”的“内孔子而外鲁”，到“临一国”的“内本国而外诸夏”，再到“临天下”的“内诸夏而外夷狄”，形成一个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由内及外渐次“复古”以至“复周”、“复兴”的历程，从地域上看，是“身→家→国→天下”；从主体上看，是“陪臣→大夫→诸侯→天子”；从时间上看，是“定、哀→成、襄、昭→庄、闵、僖、文、宣→隐、桓”。这一结构旨在从孔子所立之世重构王道，进而复到王纲失驭，“二伯代王治”的时代，最后进至王法昌明，天下同化的周天子时代，其云：“王者初立，先治陪臣，由陪臣以及大夫，由大夫以及诸侯，由诸侯以归权于天子。定、哀治陪臣，成、襄、昭治大夫，庄、闵、僖、文、宣治诸侯，隐、桓反权于天子。”

  第三、“亲鲁、故宋、黜杞、尊周”之说，这一观点是从公羊学“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发展而来。董仲舒说：“《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将其提炼为“据鲁、亲周、故殷”。此后，何休将其发展为“一科三旨”之说，即“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何休认为孔子从天火烧了宣王中兴之乐器看出周室已无复兴的希望，乃黜周为王者后。周虽被黜为王者后，但比宋为新。黜而新之，故曰新周。“黜而新周”即意味着“周”从天子的地位降为王者后，因此，需要一个“新王”来填补天子的位置，何休认为鲁国正好具备这样的条件，遂提出“王鲁”之说，即“《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何氏“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之说演化为“黜周、王鲁、故宋”。对此，后世学者，如王接、杜预、孔颖达、孙觉、叶梦得、吕大圭、家铉翁、章如愚等不断加以批判，廖平亦称：“王鲁之说非《春秋》说，乃《诗》说是也”，“‘王鲁’之说，始于董子，成于何君”，“若以为‘王鲁’，则《春秋》有二王，不惟伤义，而且即传推寻，都无其义。此可据经传而断其误矣。”因此，在董仲舒、司马迁、何休诸说的基础上，廖平对其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把何氏“一科三旨”之说发展为“亲鲁、故宋、黜杞、尊周”之说。

  所谓“亲鲁”，廖平说：“司马迁云：《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而孔子受命改制，作为玄圣，为王制者，凡数十见……主‘据鲁’而不言‘王鲁’，皆足为‘素王’之证，而非‘王鲁’之比。是《公羊》旧说，主‘素王’而不主‘王鲁’也。”廖平在否定了何休“王鲁”论之后，根据《谷梁传》成公元年、成公九年之明文“为亲者讳败不讳敌”、“为亲者讳疾”，将名词“亲”引申为动词（意动词，以……亲），进而发展为“亲鲁”之说。“亲鲁”说的核心价值在于肯定鲁文化为周文化之续脉，为华夏文明正统所在，成为《春秋》秉持的基本价值取向。

  所谓“故宋”，董仲舒、司马迁、何休皆言“故宋”，而廖平“故宋”的概念是从《谷梁传》桓公二年“孔子，故宋也”而来，廖平说：“礼：家事不废王事。私讳得讳者，孔子修《春秋》托王，有继周之意，故得顾其私亲故宋也”。因孔子为殷人，且宋为王者后，凡经文中言宋者，孔子皆有所隐讳，以见“亲亲”之义。

  所谓“黜杞”，董仲舒、何休皆言“黜杞”，据其所言，“黜杞”与“新周”、“故宋”所用的爵辞不同，“杞”不可与“周”、“宋”同，故等而下之，以“子”、“伯”待之。廖平基本沿用了公羊家的说法。与董氏不同的是，廖平明确承认“杞”为王者后，但由于“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加之“杞”为鲁属，故廖平“黜杞”，列“杞”于“鲁”之后。

  所谓“尊周”，董仲舒、司马迁言“亲周”，何休言“黜而新周”，廖平据《谷梁传》庄公十六年、庄公二十七年“尊周”之明文，改“亲周”、“黜周”为“尊周”，其云：“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王尊加于天下，至尊之辞。”与“亲周”、“黜而新周”相比，“尊周”之说更加强调对周天子地位的尊崇，此亦成为廖平谷梁学之基本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亲鲁”、“故宋”、“黜杞”、“尊周”并非处于同一层面，“尊周”是基调，是核心，“尊周”与孔子“王道”对应，“亲鲁”、“故宋”、“黜杞”成为“尊周”的两大环节，与廖氏“三世说”对应。廖平“三世说”是一个逆向复归的结构，“内孔子而外鲁”是王道之始，故立“尊周”之义，“内本国而外诸夏”是“亲鲁”，“内诸夏而外夷狄”是“故宋”、“黜杞”，最后复权于周天子，实现“尊周”。

  第四、“异内外”之说，廖平常以“外夷狄”称之，包括“内孔子而外鲁”、“内本国，外诸夏”和“内诸夏，外夷狄”三类。“异内外”本为公羊学术语，董仲舒说：“亲近以来远，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何休则将“异内外”之说与“三世说”相配，进行了系统阐述。“所传闻世”为“内其国而外诸夏”，“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诸夏，外土诸侯也”；“所闻世，为“内诸夏而外夷狄”，“见所闻世治近升平,内诸夏而详录之,殊夷狄也”；“所见世”则内外无分，“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一方面，廖平继承了《公羊传》、董仲舒对“异内外”的解释，强调“异内外”是一个由近及远的过程，“孔子睹麟而作《春秋》，由近及远，拨乱反正，先急后缓”。另一方面，廖平继承了何休把“异内外”与“三世说”相配的做法，“内孔子而外鲁”、“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分别与“立世”、“近世”、“远世”相配。同时，廖平对董、何之说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建构起《谷梁传》的“异内外”之说。

  首先，廖平根据《谷梁传》“外鲁”之文，在公羊学“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说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内孔子而外鲁”，《谷梁传》哀公七年“其言来者，有外鲁之辞焉”，廖平注云：“《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正身以治家，为王法之始，故外鲁内孔子也。”何休“异内外”与“三世说”其实无法完全匹配，何休把“所传闻世”与“内其国而外诸夏”相配，“所闻世”与“内诸夏而外夷狄”相配，而“所见世”则没有“异内外”说与之对应，廖平的提法正好填补了这个缺环。其次，廖平修正了何休“异内外”与“三世说”的内在逻辑关系，何休“三世说”是一个由远及近（“据乱→升平→太平”）的线性进化体系，而“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的逻辑顺序与《公羊传》、董仲舒“自近者始”的说法相悖。对此，廖平重新确立了“由近及远”的“异内外”原则，把“异内外”分为“内孔子而外鲁”、“内本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三类，形成了一个渐次复归的逻辑结构。

  四、廖平对《谷梁传》“书法”的归纳

  孔子有感于礼坏乐崩，托《春秋》以存其志。于是，以鲁史为蓝本，援义入史，通过笔削之法，将“旧法世传之史”改造成蕴含“大义”的一代圣典。其对《春秋》的删改已超越信史的层面，形成了一种形式和内容高度融合的新型诠释方式，后儒以“微言大义”统而言之。由于《春秋》文简义繁，历代治《春秋》者无不以阐发“微言”、“大义”为治学之要，而以“例”解经、传成为研治《春秋》之钤键。廖平亦认为治经有法可循，“不可从门外说门内话”，“治经始于繁难，终归简易”，而由外入内，由繁归简之法就在于“例”。廖平认为“例”是《春秋》所独有的一种诠释形式，其云：“《春秋》文约理繁，多所况，是非心思开悟，深明义例者不能知其变化”。虽然董仲舒尝言“春秋无达辞”，苏舆亦言“《春秋》无达例”，但廖平认为：“《春秋》无达例，学贵变通，无取执一。”因此，廖平将“例”分为常、变二端，“经例有正、变，传道此者，明必先通正例，然后知变。”其中，“变例”是对“常例”做的补充性解释，其有两个重要的原则，一是“‘《春秋》无达辞’，凡非常例，皆有所起”。二是不论对变例做何种程度的解读，都要符合“大义”的原则，“天下无一定之中，《春秋》无达例，即示人以缘事求中之意”。

  在《古义疏》中，廖平对谷梁学的“例”进行总结和归纳。据笔者统计，主要分为14类，12包括夷夏例、日月时例、名爵例（正名例）、即位例、会盟朝聘遇例、出入例、至自例、弑杀例、崩薨卒葬例、戎事例、执例、祭祀例、嫁娶例、灾异例等。其中，夷夏例明夷夏进退之分合；日月时例明日、月、时记事之规律；名爵例辨《春秋》爵禄与周制异同；即位例明新君书“即位”与记“日”之对应关系；至自例明致月、致不月之变化；执例明书“执”、称“人”、言“以归”之异同；祭祀例明烝、雩记时、月之变化；嫁娶例明言归、言求之规律；灾异例明以记灾与人事之关联；会盟朝聘遇例明会盟、朝聘、遇之次序、详略及记日、月、时之规律；出入例明奔、孙、如、往、归、入等记日、时之变化；弑杀例明言君、大夫及记日、月、名、氏之意蕴；戎事例明战、伐、败、溃、围、侵、入、灭、取、纳、获等言帅师、举败、以归及记日、月之异同；崩薨卒葬例明天子、诸夏、王臣、大夫、夷狄、会葬等记卒、葬、日、月、时、氏之规律。每类之下，以常、变二例相摄。

  五、结语

  廖平“谷梁学”著述宏富，体系严密，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力求突破与创新，虽为晚出，却后出转精。就“谷梁学”而言，其研究范式标志着清代“谷梁学”研究的转向，成为由章句训诂式研究转向微言大义探求的分水岭。他所建构的大义和书法体系完成了“谷梁学”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历史任务，使“谷梁学”成为能与“公羊学”、“左传学”鼎足而立的经学体系。就廖平经学六变而言，以“尊孔尊经”为基调，以“孔子素王”为核心，以“用夏变夷”为基本立场，以“推演进化”为精神的廖平“谷梁学”贯穿了廖平经学六变的整体进程。就蜀学复兴而言，廖平“谷梁学”范式成为其建构了“蜀学范式”的理论源泉，直接开启了蜀中学人对蜀学自觉建构的风潮。就近代学术转型而言，廖平“谷梁学”立足“中学”立场，坚持“尊孔尊经”的价值取向，企图通过整合本土学术以求创新的努力，无疑为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考。

  作者简介：郑伟，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文//来自于《古代文明》2013年04期。

• 1-8本的简单感受

  作者：陈柏龄 发布时间：2022-12-01 01:41:29

  这套书看下来，

  从周朝宗法制度作为3000年政治制度的起点，

  再到孔子有教无类出现士大夫开创百家争鸣时代，

  秦国弃用儒墨道而用法用吏治国，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大兴土木，亡于过多的流亡者。

  汉朝早期黄老之术休养生息，逐渐富国强民，

  中期汉武帝用强开创边疆同时也挥霍70年积累，同时土地兼并和外戚问题逐步显露，直至王莽篡位。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未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反而愈演愈烈，政治层面世家始终通过皇后代持权力，皇帝通过宦官对抗外戚，但逐步演变为外戚宦官轮流乱政的局面，也由此开启800年的贵族门阀世代。直到隋朝建立察举制，唐朝建立科举制。

  东汉末年来自于土地兼并问题导致的黄巾军起义，东汉朝廷诏令各地自行组织兵力平叛，由此导致汉末的各地军阀割据，直至西晋。

  西晋八王之乱导致北方南匈奴南下，司马睿建立东晋，由此开启所谓的「五胡乱华」，以及南北朝时期。

  所谓「五胡」，其历史定义有待商榷，其中既有汉族将领军队，也有已经被汉朝同化的南匈奴民族。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铁打的世家，流水的皇帝」。世家把持武力和智力资源，皇权无所凭借，皇帝不过是世家把持的傀儡，因此大多弱病残。

  隋唐通过科举解决了世家的权力继承问题，但安史之乱后随之带来了200年地方军阀割据、武人乱天下、伦理秩序全盘崩溃的时代。

  作者认为安史之乱后的晚唐和五代十国在社会面上并没有实质性差异，朝廷无力节制各地势力，不过是明面上尊奉李唐为共主罢了。

  武人乱天下的时代终结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并在官员制度上区分文武，文官驾驭武官，皇亲只能从事武官。

  从一制度变迁来看，唐朝解决了汉代以来的世家贵族门阀问题，但由此产生了新兴的藩镇割据问题。

  宋代与前代最大的不同在于朝廷真正开始了中央集权，从科举制度中选拔出来的文官来牵制武官。

  从作者的这套历史讲义中感受到了结构的连贯性。每一代的制度都是在前一代的基础上优化叠加，而不是全然凭空出现的。

  结构性阐述了从商周到宋朝2000年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变迁，看到这里甚至可以预判明朝政治体制及社会面可能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