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二年级) 朱永新主编 为家长普及科学的教育观念方法及解决办法方案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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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瓦伦廷 发布时间：2019-06-25 22:20:46

  感觉被骗了，买了假的塔木德

• 作者：张小路 发布时间：2020-10-29 23:32:27

  好可怜的冥王星因为不能清除轨道上的其他星体，最终脱离了行星团队，成为了一颗矮行星～

• 作者：梁咩咩 发布时间：2017-04-24 23:40:43

  虽是基本语法，但从语言学的角度去解读，与之前不求甚解的学习相比有相对专业与明晰的认识

• 作者：沈昆默 发布时间：2012-09-18 10:06:40

  现在做起来开始觉得简单。

• 作者：Beginner 发布时间：2024-01-24 17:32:56

  入门阶段不挑书，这本够用，题很多也很简单，好玩！找不到和我一样菜的，去人机对战练习啦

• 作者：Neeya Valley 发布时间：2012-04-30 00:13:11

  很奇妙。两年前看的是这本书的英文版，很喜欢，但是对故事的结局有点耿耿于怀，男女主人公是彼此的灵魂伴侣，最后却没有走到一起。时隔两年再读中文版，竟发现结局变了，总觉得少翻译了一段。很喜欢这个结局，两人虽然没走到一起，却是最好的方式，在一起。也许，故事没变，是我自己看事情的方式变了。

• 创思意想

  作者：龙川文不留 发布时间：2016-06-28 13:00:28

         佛教讲究无我，意为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但众生认妄为真，执著于虚而不实的自我，于是佛法之中便有了以布施等种种的方法来对治内心物我的贪欲，以破除内心之中的执著，从而达到涅槃彼岸。

         《星空之下永远有路》是声誉全球的台湾建筑设计师姚仁禄先生的著作，在这本探讨“创意”的书中，所记载的都是姚仁禄先生自身数十年来对创意的理解与实践，他毫无保留的将这些宝贵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以期令更多的人能明白如何发现与激活创意。

         创意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人类的钻木取火、利用工具狩猎、驯化野兽等等能令人进化的行为。“创意的关键是脑神经细胞的联结”，姚先生从生物学的角度让人明白创意是如何在人的大脑之中出现的。在这本书中，他详尽的介绍了创意到底是怎么回事，并对创意这种能力的出现与构造提出了自身的见解，并对培养这种能力的方法和激活它们的功用都作出了分享。

         姚仁禄先生在中提到自身信仰的是佛教，在他的创意分享之中，也谈论了到了之与相关的话题。例如他运用了佛教的体验方式去剖析创意的本质与运用。他独到的将创意的根源演化成“智慧”二字，并为其中又详细的划分出四个打开创意的门，分别是“透视力、推论力、直觉力、开放力”。这是知识与自身本能的结合，前者是对外界知识的统合，后者是自身与生俱来的本能。而创意便是不受外境的困扰，脱出重围的意识。

         姚先生在书中一再提到两个人物，一位是苹果帝国的乔帮主――乔布斯，另一位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这两位人物在创意上的见解都是非常的独到。苹果手机的崛起令人们感受到了一个不同样的创意体验，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是通过自身对世界的感知而获得的灵感，才令其书写出了物理世界的真理与传奇。在这两位风云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验证了姚先生对于创意的见解，乔布斯对于苹果手机的构思是来自最直接的用户体验，而非数据化的市场调查。而爱因斯坦则一再的重复着教育对其学习的妨碍。

         这些便是人与环境的关系，条理清晰的思维、内心最纯粹的感受，以及对于所有事物的接受，这些都是一种激活创意的因素。创意是天马行空的惊鸿一瞥，却又并非完全凭空变化而出，它是对丰富知识的转化，是经验常熟的体现，更是来自内心对外界最直接无染的领悟。

         “创意是寻路的指南针”，创意就如给沉闷的空间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能其中的人精神焕发。创意的缺乏是一件非常令人懊恼的事情，但人越是为境所困，越逃不掉江郎才尽的怪圈。项目遇到瓶颈，写文案时卡壳，面对重复的工作感到枯燥无味，这些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之中经常出现的困境，需要用创意来进行拯救。但姚先生的创意分享并非模式化的帮人们解决问题，而是直指问题的根本，让人们学会体察创意的出现与表现，以令人们通过这种经验的传递而帮助人们找寻到创意的源头。

         在一次访谈之中，姚先生说到：“好奇，是一种思考的习惯，也是每一个人绝对不应该放弃的能力。”好奇的作用便是促使知识与直觉的结合，或者说是他在书中所提到的脑神经细胞的联结。

• 从查良铮到穆旦

  作者：aaa111a1 发布时间：2010-02-04 16:13:17

  很早得知查良铮这个名字，可是很晚才读到穆旦的诗。

  那是在思想解放的春天，大概1978年间吧，记忆犹新的是在新华书店彻夜排队买书，当时我只买到《稼轩词编年笺注》等几种。从这开始，经常性的购书成了我生命中的一种必需。在八十年代初，买到一本小册子《普希金抒情诗选集》，可惜只有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叫查良铮，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查良铮这个名字。

  我迷上了普希金，那本小册子伴随我无数个日日夜夜，许多诗都到了能背诵的程度。也许那是诗的年代，我读了不少诗人，从郭小川，艾青到雷抒雁，叶延滨，再到北岛、舒婷。那时的理想迷幻着浪漫的色彩，时代精神喷涌出诗的激情，由诗而诗人，那些诗人让我迷恋，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和雪莱。于是节衣缩食，在书店只要看见他们的诗集就会毫不犹豫地购买。让我耿耿于怀地是那本《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上册，在当时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一度想放弃，过了2年我才得到）。可能是补偿反馈心理的暗示，其间买了很多普希金其他作品，记得一次买了《叶夫根尼.奥涅金》，从译序看，译者是很认真的，可读后感觉不是很好，味道远不如查译。

  顺便说开来，当时看到翻译普希金作品的多人中，我感到最好的有三人，戈宝权、余振和查良铮。他们翻译普希金的诗在坊间都有流传，而且他们不只翻译普希金一家，还译有其他诗人作品，如余振在翻译莱蒙托夫诗上也独树一帜。当然他们的翻译也有不同，我曾对戈和查翻译的普希金《致大海》进行比较，发现诗的内涵大同小异，基本得到表达，只是戈的翻译比较直白，就像分行的散文一样，而查的翻译更具诗的意象，他不仅忠实地传递了普希金诗的神韵，同时也传递了普希金采用诗这种形式表达内涵的意义所在，其实，能译出诗的神韵已经是上品了。从此我在买翻译类书时，对译者也开始讲究起来，我体会到，好的译者对原作的广泛传播非常重要，就像傅雷译巴尔扎克一样，查良铮翻译的普希金诗也是一座高峰。

  后来知道俄语翻译并不是查良铮的专项，他还翻译了大量英语作品，而且英语是查的强项，他本人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曾留学美国。当时我已有了朱维基译拜伦的《唐.璜》，后得知查也译过，就千方百计地打听购买。直到前些年买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十卷本的《穆旦译文集》才如愿以偿，因为里面囊括了《叶夫根尼.奥涅金》、《唐.璜》等我想了多年的文本。

  对穆旦的认识就晚多了，其间有个辗转的过程。虽说在读书时，从现代文学史中已经知道了作为现代派诗人穆旦的名字，却没读过他的诗，更没有把他和查良铮联系起来。如果说，知道查良铮是读了作品后，因为喜欢普希金的诗，而作者而译者的；那么知道穆旦是在大名如雷贯耳后，再去寻找他的诗来读的。当然是陆陆续续地读到，直到李方主编的《穆旦诗全集》出版才得以一睹全璧。

  要说国内的一些现代派诗人，我知道一些，如艾青、何其芳、卞之琳和戴望舒等，也喜欢他们的作品，他们都是穆旦的前辈。四十年代，在他们还如日中天时，穆旦等一批青年诗人就开始在诗的星空中熠熠闪耀了。1945年，穆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探险队》，这本诗集与何其芳同年出版的两部诗集《预言》和《夜歌》，近年来被学术界称为是当年新诗发展的重要收获。那时在西南联大一批人中，除了穆旦，还有他的文友诗人同学王佐良、汪曾祺和赵瑞蕻等。穆旦后来和辛笛、袁可嘉、郑敏、唐湜、唐祈、陈敬容、杜运燮等同学诗友，与在南方的杭约赫（曹辛之）等一起，形成了文学史上有名的九叶诗人，而穆旦又是其中的皎皎者。在钱理群等三人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对穆旦也有很高的评价。

  是的，穆旦简直是为诗而生的。他从小喜欢诗，在南开中学时就有诗名，穆旦这个笔名就是在1934年的《南开高中生》刊物上第一次出现。还因为他的诗才，穆旦在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不久，即有诗在清华校刊上发表。1937年卢沟桥事变，清华大学等南迁，从长沙临时大学到西南联大，从西南联大最早的文学社团――南湖诗社，到昆明的冬青文艺社，从叙永分校的壁报《布谷》，到《独立周报》的副刊《文聚》，穆旦的诗作由稚嫩走向成熟，再到收获。在闻一多先生编选的《现代诗钞》中，选录穆旦写作的诗有11首之多，数量仅次于徐志摩的12首，可见穆旦在闻一多先生心中的地位。整个四十年代，是穆旦创作最辉煌的年代，他共出版诗集三本，成为当时名声最响，创作成绩最突出的诗人。有论者认为穆旦是当时对诗的“现代化”实践做得最彻底，始终站在新诗潮前列的名副其实的旗手之一。

  就在四十年代，也就是在四十年代，穆旦在中国的诗坛上惊鸿一现之后，人们就很少再在诗坛见到穆旦的身影。直至近四十年之后，穆旦的诗作才重新回到读者眼前，介绍，欣赏和评论穆旦诗作的文章也陆续多了起来。当我在阅读孙玉石主编的《中国现代诗导读（穆旦卷）》时，有个问题时常会闯进脑海，作为中国现代诗的大家，为什么穆旦给我的印象是他的译诗，而不是他本人的创作？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有人说，这一切缘于他的命运，如果他命运不是这样坎坷，他可能不会去译诗，他的诗创作将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穆旦的光辉也不会被查良铮所掩盖。这话并不全对，穆旦成为查良铮其实是他自己的选择。1952年，穆旦与夫人周与良一起冲破重重阻拦从美国回到中国，刚到上海，他就与当年帮助他出版诗集的巴金和西南联大时的同学好友陈蕴珍，即巴金夫人萧珊联系上了，告知了他准备翻译俄国文学的预想，这自然得到巴金及夫人的鼓励和支持。在等待工作分配的日子里，他开始翻译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一年后，由巴金帮助出版，从此以查良铮本名的译著就一发不可收。在1953年到1958年五年的时间里，查良铮一人出版的译著就有十几本之多，那些影响我们的译诗在那时都已经面世了。当年，穆旦的诗作虽然有时会出现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和《诗刊》等权威刊物中，但是其影响无论如何比不过他的译诗。

  1954年，查良铮遭遇了“莫须有”的罪名，从此厄运步步升级，到1959年他被监督劳动，无论是译诗还是创作，统统被封杀了。尽管从那时起，他还在努力，他还在自强不息，翻译了拜伦的《唐璜》等译著，创作了65首诗（后来留存下来的只有20来首），但是这一切都要等到八十年代后才得以陆续出版。

  穆旦给我感受最深的不是他的译诗，他的诗，而是他在逃避不了的坎坷命运中的奋斗，或者说是他对命运的不同常人的选择。有时人的命运是不可选择的，个人的命运也无法把握，但是他可以选择人生的态度。我曾写过一首诗，讲的是同样一棵树苗，长在不同环境而产生不同的结果，长在旷野可以成为参天大树，而长在鸡舍边，从小就要受到鸡们的欺凌。可只要是树，尽管遭遇不良，长不成材，它还是要顽强生长。

  穆旦的选择是这样的，从西南联大毕业，他本有一份很好的工作，留校外文系担任助教。抗日风云席卷，1942年，穆旦毅然离开西南联大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从此在整个四十年代他再也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直在动荡不安中过日子。在远征军中他担任杜聿明部随军翻译，亲历緬北战场的恶战。军事失利，他随部队穿越野人山之原始森林，历经艰险，九死一生，撤到印度。从印度回来后的几年里，除了少数几个地方上的职位外，基本是在军队任职，在军队朋友的帮助下，或给认识的部队教英语，或当个什么少校，中校的英文秘书。抗战胜利后，穆旦曾有机会重回学校，当时北大外语系邀请他任讲师，可他为了友情，又接受军队的朋友邀请，北上沈阳办报，一年多点时间，这张报纸也关门大吉。之后，穆旦在杨宪益介绍下先后到中央通讯社和南京美国新闻处任英文编辑，均感到不合适而放弃，最后选择了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南京办事处担任一名译员直至到美国求学。

  在那些年里，穆旦过着贫困的生活。当时找工作真难呵，哪怕你是军队归来，但尽管如此，穆旦对工作并不是饥不择食，不合心意的工作他可以放弃，为了友情合适的工作他也可以放弃。当然，他不可能想到，正是他选择的那些工作，给查良铮的生活埋下了阴影。尽管动荡不安，尽管颠沛流离，却没有影响穆旦诗创作的热情，也成就了他在现代诗创作上的地位。

  是的，查良铮的不幸是由当年穆旦造成的，但查良铮的选择也是穆旦的经历决定的。1954年的那个“莫须有”罪名，表象是两个，一次是查良铮和另一副教授，为了挽留一个老教授而发起召开了一个座谈会，结果成了严重的错误；另一次是为了改进教学工作，他和巫宁坤等联名向领导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被认为是反党小集团。这也是南开有名的“外文系事件”。当时的系主任是知名度很高的老作家、翻译家李霁野。这个所谓的事件至今都没有一个明白的说法，一些当事人含糊其辞，所以人们只能以为名所累而招致馋言来解释了。很多回忆查良铮的文章都说到，这是因为查良铮在回国这几年的出色成就引起一些人的妒忌心所造成的。当时连他的朋友杨苡都有所感，她和萧珊说，我们要保护他，不要忙着为他出版书，以免招人嫉恨，引起麻烦。此话不幸言中。

  从此，当年穆旦的经历就成为查良铮的包袱，从“肃反”运动开始，查良铮不断交代，不断被“无限上纲”直到成为“历史反革命”，1959年到1962年他被管制了三年。只有在结束管制后他没有放弃译诗，就是不能发表他还是不停地翻译，对过去的译作进行修改。而在工作上他选择的只能是逆来顺受。

  诗人的消失与时代有关，也与诗人性格有关，就像穆旦一生的动荡也与他的选择有关。说实话，我对穆旦的选择和查良铮的选择是有疑惑的，如果穆旦的选择从重友情这个角度还可解释外，按常规思维，查良铮其实还可做些别的选择，比如调离学校，比如通过亲属向上反应情况，比如……。因为南开对此事的过火处理，是让人不可思议的，就是按当年的政策，查良铮都不应划为反革命，南开大学和法院竟然如此肆无忌惮地违反有关规定，似乎有恃无恐。联想到直到1981年，南开还有人极力反对给查良铮平反，所以这里面确实有许多我们还不知道的真相。

  我之所以感到查良铮还可以有别的选择，那就是他的家庭背景。如今人们提到查良铮，常常会提到他的族人查良镛，即金庸。可是当人们知道与查良铮共患难的妻子周与良的家庭背景，可能会产生和我一样的想法。周与良的父亲周叔弢，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古籍文物收藏家，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天津市副市长。周家可是一个大家庭，这可以从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中读到有关情况。作为藏书家的周叔弢，人们可以在《自庄严堪善本书目》中感受到，但是作为政治上的周叔弢，他的能量确实不是很清楚。当年查良铮落难时，周叔弢正在天津市的领导岗位上，哪怕是象征性的，他也是个高官呵。这里也有一个我所不知道的盲点，这个家庭背景之大，也有上层关系，为什么对查良铮的冤屈没有任何办法？他与周与良的二哥是一辈子的同窗好友，五哥周杲良又是他们的证婚人，只是很少看到大哥周一良和他们的联系，（他们兄妹十人，除最大的周一良和最小的周景良外，其余兄妹都为周叔弢第二任夫人许氏所生），周一良在那本《百无一用是书生》书中曾谈到外调人员在文革时到北大，调查周与良是“美国特务”一事，当然被他坚决否认。他谈到兄弟姐妹中受害最多的包括周与良，但是他没有具体说到查良铮。查良铮仿佛是特立独行，与其他家人似乎关联不大，这是否也是查良铮的一种选择呢？

  有谚云，给一份阳光就灿烂。查良铮得到平台又被剥夺，更没有阳光。可他还是努力地在艰苦环境中做事，他的心态为什么会这样呢？而这一生他所贡献虽得以灿烂，反之又会怎样呢？反正查良铮致死没有任何后悔，不对现实做一点抱怨。穆旦写作的最后一首诗，题目是《冬》，在1980年2月《诗刊》上发表时，第一章中每节诗的最后一行均为“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而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穆旦诗选》中这一行却被改掉了。原来，穆旦曾将此诗抄寄友人征求意见，杜运燮认为如此复沓似乎“太悲观”，所以穆旦就做了改写。诗人对社会的感受是很敏感的，这么多年的亲身经历正好印证了“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但是面对这“严酷的冬天”这个现实，穆旦的选择却是修改“太悲观”的人生态度。

  我感慨的是查良铮对命运的态度，许多人可以去谴责时代，希望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可是谈何容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永远生活在矛盾之中，要么成为政治家去改造社会，要么是安身立命，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受到如此委屈的查良铮，也有很多机会改善自己的处境，他却放弃了这些选择。1973年4月29日，南开大学校方通知查良铮，美籍华人王宪钟要约见他，这是穆旦二十年来接待来自美国的第一位老友，他与夫人和女儿一起到天津第一饭店。回来后儿女们很不理解，王先生这次来受到贵客式的款待和领导接见，美国的生活这么好，而查良铮当年还要从美国回来，来了还要当牛鬼蛇神。为此查良铮特地和子女交谈，人不能像动物一样活着，要有抱负，中国再穷，也是自己的国家。他说“我不回来，能有这么多的作品吗？我不回来，难道就做一个人家的二等公民吗？”

  他的这个观点既是时代的折射，带着一定的时代烙印，也反映了查良铮骨子里的东西，这是我们生活在现在社会的人很难理解的。我曾深深思索查良铮他们一代人的追求与选择，他们的忍受和委曲求全，其根源就是骨子里的东西在做怪。这里不仅仅是对国家的认同，凡是认识查良铮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大孝子，当年到处找工作首先想到的是为了供奉父母，他也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对朋友更是赤胆忠心，哪怕自己再落魄，若是朋友有求能出多少力就帮多少。

  对这一代人骨子里的东西，我想到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来自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金克木先生在《文化猎疑》一书中曾谈到，中国传统的“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和近代欧洲的概念是有歧义的，（一些杂志上对“Country”、“State”和“Nation”的内涵也有讨论）。“从周秦以来，忠君爱国思想深入人心，而‘国’便等于‘故土’、‘故乡’、‘君王’（社会结构的顶尖和象征）一样，是不可能没有的，正如同人不能没有族姓一样。”“于是汉语中‘亡国’和清末民初的‘亡国奴’以到‘汉奸’这类的词在外国没有完全相当的。在中国近百余年来，传统的‘亡国’一词激励了多少人，一直到抗战时期的‘救亡运动’。中国之不亡与此有关。外国人，甚至近邻日本，也不认识中国而以欧洲近代概念认识中国，误以为中国会像亚洲其它国一样轻易接受近代的所谓‘民族主义’。殊不知外国的民族主义的意义是分裂，而中国汉语的民族主义的意义是统一，两者大相径庭”。

  一是来自现实的刺激，比如赵瑞蕻在《离乱弦歌忆旧游》一书中回忆西南联大的苦乐岁月时，摘抄了一些教授的日记、书简和回忆，其中共同表达了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而强我中华爱我中华的信念，这成了一代人以后道路的必然选择，就像查良铮一样虽九死一生却绝不后悔。每个时代的人都会因为自身的亲身经历而作出选择，这些都是非亲历的后来人很难理解的，没有对历史的真切体验而妄加对前人所作所为提出判断，只是一种想当然的自以为是，无所谓深刻，更谈不上具有普世价值。

  1977年2月26日查良铮去世。在周与良的不懈努力下，1979年，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查良铮无罪。1980年南开大学党委《复查决定》撤销当年处理查良铮的决定，但没有公开给予彻底平反。周与良借助他们的同学好友李政道的力量，迫使校方举行追悼会，公开平反改错。1985年5月28日，查良铮的骨灰安葬于北京的万安公墓。也是在周与良的到处奔走和好友共同努力下，从1980年开始，穆旦的诗作和查良铮的译作得以公开出版，终于又开始和读者见面。

  如今当我捧读穆旦和查良铮的作品时，我发现，从穆旦到查良铮就是一个人，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选择也体现了他的为人，他对生活态度的一致性。即便是从不同阶段的创作来看，无论是穆旦的诗作还是查良铮的译诗，体现了其中密不可分的联系，绝对不存在哪个价值更高的问题。特别在阅读穆旦后期的诗作时，我会有一种读他译诗的感觉，那个风格是一贯的。

  这就是穆旦！

  这就是查良铮！

  完工于2008-8-8奥运会开幕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