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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数据保护法研究》研究中国应如何建立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制度。书中对当前个人数据滥用的现象进行了归纳和描述，对现有各种个人数据保护的学说和制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对中国应如何制定独立的、综合性的个人数据保护法提出了具体建议，并对个人数据使用者应如何正确使用个人数据提供了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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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个人数据保护法研究》研究中国应如何建立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制度。书中对当前个人数据滥用的现象进行了归纳和描述，对现有各种个人数据保护的学说和制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对中国应如何制定独立的、综合性的个人数据保护法提出了具体建议，并对个人数据使用者应如何正确使用个人数据提供了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 作者：克蒙其泽 发布时间：2014-08-28 11:00:12

  算是这个领域写的最好的了

• 作者：nichole 发布时间：2018-05-29 21:17:47

  联想法 例句全 词意完善 记忆规则合理 已经背完一遍 准备再来两遍

• 作者：急支糖浆盖浇饭 发布时间：2015-05-09 12:10:07

  结构超级清晰，帮我理清好多思路。介绍案例简洁明了。好书。

• 作者：穿风衣的猫 发布时间：2015-07-01 16:31:31

  参考材料。价值立场先行。个人数据的权利构造有较大的启发。

• 作者：Saber 发布时间：2019-12-25 16:41:40

  可以的，思路清晰，案例信手拈来。。值得学习

• 作者：夏威夷的张果老 发布时间：2019-07-21 22:10:00

  对域外个人数据保护做了很好的综述整理。当然，由于GDPR的出台，材料可能旧了点，但仍值得一读。另外，这本书出版于2012年，7年时间过去了，本书提到的我国个人数据保护问题，有改进吗？恐怕是没有的，7年了。

• 大数据治理与自动化的不平等

  作者：党员福柯 发布时间：2019-11-09 13:19:20

  科技改变生活的口号提了很多年。这几年，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成为科技新潮流，我们的生活也被宣称已经或者将要被这些新的技术改变。科技真的能让生活越来越美好么？答案当然是未必。今天想分享的这本《自动化的不平等》(Automating Inequality)就以案例研究的形式说明，科技化的治理/福利体系，可能会让原本的社会不公更加严重。

  分享这本书的一个原因是科技治国、技术治理是近几年的学界、政界、甚至是商界的一个热点。如何把新的科学技术整合到社会体系中成为学者关注的要点，科技公司也思索如何利用技术产品与政府建立良性的合作关系。其实我们如今的政治生活中已经被很多技术性的介入所影响，但是除了科幻电影外，似乎很少有些媒介能够启发人们思考：科技化的治理真的那么美妙么？第二个分享这本书的原因是，今年作为所在机构seminar organizer，有幸邀请到书作者Virginia Eubanks来做本校讲座，也顺便得到了与Eubanks单独交流的机会，当然，也让她在这本书ASA年会时候促销展台5刀买来的纸皮书上签了名。借此机会秀签名。

  

  本书的作者Virginia Eubanks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亚分校的政治系副教授，按她自己的话说，虽然她有政治系的学位，但一直研究的都是美国贫穷和不平等问题，对学科的归属感并不清晰。在这本书出版前，她也没觉得被政治科学圈承认过，但是书出名后，突然间有许多政治科学系、社会学系、社会政策系开始邀请她做讲演，并把她划归为自己学科/领域的研究者。Eubanks本人给自己的定位是半学者半新闻工作者，因为她现在将许多精力用在向公众写作上，在面对公众的媒体平台发表文章，来唤起大家都贫困问题的重视，以及反思科技是否再生产了不平等等问题。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科技是中立无害的，但是Eubanks在本书一开始，就直截了当的表示：贫穷治理过程的科技手段并非中立，因为它们是被美国社会对经济不安全的恐惧以及对穷人的厌恶所塑造的；这些技术在运用中进而影响到贫困的政治和穷人的体验。虽然在美国社会，很多学者和政客不断强调科技对社会的正面作用，但是Eubanks认为现在很少能听到某种新科技真的为社区提供贡献，为穷人提供更多机会的新闻。更多情况下，我们听到的是新数据技术构成了限制劳工阶层工作、动员以及抗争的新政体。数据技术不断成为美国贫穷治理过程中决策的一部分，但这种数据化的决策过程，非但没有解决贫困问题，反而对穷人造成了伤害。为什么技术发展，尤其是数据技术的发展成为了劳工阶层乃至边缘人群的噩梦呢？在这本书中，Eubanks选取了三个案例来回答这一问题：1，印第安纳州福利系统的在线审核；2洛杉矶房屋救助的电子登记系统；3宾夕法尼亚州儿童虐待案的风险预测模型。

  印第安娜州长于 2004年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公共服务私有化战略，从高速公路到汽车管理，再到公共救助系统，原本由政府提供的服务被州政府外包给私营企业。在这个进程中，一个重要社会福利部门--家庭社会服务办公室（FSSA）也经历了私有化改革。FSSA对于印第安纳州的穷人非常重要，因为超过一百万人通过这一部门获得政府提供的健康保险、社会服务以及心理健康干预服务。FSSA在改革前被认为效率低下，想获得社会福利的穷人需要经历很长时间的审核才会获得相关援助。在原有的FSSA系统内，需要获得帮助的人要与社会工作者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但是政府认为这种过时的模式不如电子系统效率高，运用电子系统进行福利登记不但节省人力，还可以自动审核登记者信息，将骗保人群拒之门外，从而节省社会资源。在改革过程中，FSSA采用IBM开发的网上申请系统。每一份申请不再由社会工作者负责与市民对接，而由外包的客服中心负责答疑沟通。

  改革的结果并不乐观。一方面，实现登记系统的电子化需要把大量的纸质文件登记到数据库中，历时三年的改革中，超过30万份文件在这一过程中丢失了，有超过十万份文件处于没有编入索引库的状态。这种混乱的改革过程造成了困难家庭的噩梦。因为文件丢失，电子系统不会批准求助人的申请，而且会判定为求助人自己没有递交文件配合审核。超过一百万份申请在2006-2008年被材料不全而的原因拒绝了。虽然系统内置申诉渠道，但往往耗时较长。很多贫困家庭来常年依靠FSSA的食物卷、保险来生活，一旦申请没有通过，食品医疗开支会为这些家庭带来巨大的财政负荷。Eubanks的个案研究发现，有些家庭是靠FSSA的保险来给身患重病的亲人购买需要长期服用的药物，申请审批有差池，中间耽搁几个月就会造成上万美元的药物开支，这对于这些低收入家庭是无法承受的。另一方面，审批电子化的一个目的是杜绝社工联合申请人骗取政府福利。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电子化系统中，所有的case，由原来的社工主导的个案负责制变成任务考核制度，每一个case都被切割成琐碎的小任务，分配给不同的审查者或者话务员负责。这种以流水线的形式处理社会福利问题的弊端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全面地了解一个case。每当有低保家庭打电话询问自己审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接电话的话务人员无法提供有效的信息，更没有裁决权去给这些家庭提供可解燃眉之急的帮助。

  Eubanks认为，FSSA这种社会福利系统的电子化改革是失败的。这种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技术上的问题，而在于把社会福利获取资格的审批过程进行自动化的目的是错误的。对于政府来说，他们的目的是提高效率、杜绝欺诈，所以他们在设计系统时基于‘宁可拒绝十个合理申请，不能放过一个骗保申请’的原则。Eubanks认为，社会福利应该是支持困难家庭的社会存在，而不是一个困难家庭需要经历层层审核才能获得的国家施舍。正因为这一假设的存在，在福利审核系统自动化的过程中，所有的系统问题都预先被判定为申请人的错误，由申请人承担损失。而对于困难家庭来说，这种损失对其几乎是毁灭性的。

  本书呈现的第二个个案也是洛杉矶的房屋救助系统。洛杉矶政府针对流离失所的社会底层开发了一个房屋救助匹配系统。这套内置算法的系统设计初衷是解决当地救助房供需平衡问题。因为洛杉矶的流浪汉很多，还有些因为财政、家庭原因暂时失去住处的无房者。诸多无房者在政府进行登记后，需要在等候名单上排队许久：每当救助房提供方有名额空出的流言，无房者会提前好几天到房屋管理处排队‘抢房‘。政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运用技术手段开发出一个联合准入系统（coordinated entry system）。这套系统通过对无家可归的人进行信息采集，然后进行打分，最后按照分数来恒定申请者是否能优先获得房屋救助。

  系统将无家可归者分为两类，一种叫危机性无家可归。这类人群往往是因为短期生活变故，失去了住所。这一类人可能工作没了交不上房租，也可能是遭受家庭暴力而离家出走。这一类无家可归者需要的是短期的庇护所，过一段时间他们就可以通过朋友或者亲人找到新的居所。房屋救助对他们来说，是雪中送碳，可以防止这一类人因失房而沉沦。第二种无家可归是长期性的。这一类人往往有行为、生理、心理上的问题，他们经常付不起房租，或者常年流落街头，对于他们来说，在根本上解决他们生活上的问题需要更复杂的社会救助，而一个稳定长期的住所对他们来说更为关键。但在现有的分房系统不支持长期性无家可归者。危机性无家可归者得到的是对长期性无家可归者更合适的资源，而长期性无家可归者在系统中被评分很低，最终一无所有。

  除了资源不匹配的问题，Eubanks认为这套系统更大的问题在于对无家可归者隐私权的侵犯。无家可归者必须通过问卷的形式回答许多很私密的问题，而且要交出自己的社保、账单、租房历史，医疗史、犯罪历史等等个人信息。对无家可归者，只有这样才能被纳入数据库，才能获得算法的评估。而系统本身又与168家不同的政府、私人机构进行数据共享。这些个体的数据怎么用，谁有权查看，最终数据流到哪里去，没有人知道。Eubanks认为美国贫穷治理政策一直有将穷人罪犯化的趋势。无家可归的人睡公园长凳，在路边搭帐篷，很多时候都是无奈之选，但是因为触犯相关城市管理法律会被罚款。家都没有，罚款自然交不上，于是这些穷人又增加了拖欠罚款的罪名成为‘逃犯’。这种记录让穷人更失去了找正经工作的机会，最终陷入贫穷-犯罪的恶性循环。在1996年以前的美国，如果警察想通过社会福利体系获取穷人的有关信息，是要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的。但如今，福利记录可以很容易被警方调取。而这套准入系统包含了无家可归者大量的个人信息，更成为了警察常常来调取数据的资源库。在Eubanks看来，这套系统，以救助为名义，实际上已经成为对流浪者进行数据采集、电子监控的绝佳工具。对无家可归者而言，不在这套系统上登记永远没房住，登记了就要把所有的信息交出去，承担被警察追查的风险，当然最终的结果仍然大概率分不到房。Eubanks认为政府开发这一系统是将失房问题简化为信息和效率问题。政府似乎认为掌握了足够多的信息，并用算法进行精准的匹配，就可以解决救助房的供需矛盾。但其实，流离失所是一种复杂的贫穷问题，它涉及到很多宏观和微观因素，不是一个算法可以搞定的。而因为设计者依旧被美国穷人罪犯化的治理思路影响，最后的系统会再生产这种治理模式，最后的结果就是穷人越来越被边缘。

  最后一个案例是宾夕法尼亚州Allegheny的儿童虐待预防系统。这一系统结合当地儿童虐待举报电话，来对被举报家庭进行风险评估。Eubanks称这个风险评估系统是一个包含132个变量的预测模型。他们会对来电举报的家庭进行评分，1到20分，1为低风险，20为高风险。如果风险指数超过16，除非有监管者取消，否则本系统会自动触发上门调查命令。儿童福利部门进行上门调查，如果情况属实，父母则有可能被暂时中止抚养权。

  那么这样一个数据化的儿童保护性系统有那些问题呢？首先，这一模型在学术界被认为有极大的偏差，可能有百分之七十的高风险家庭都是被错误预测的。通过分析模型中的变量，Eubanks发现，系统用来评估儿童是否得到粗暴对待的结果变量本来应该是是对儿童的侵害/疏忽是否发生，但是因为在当地真实发生的儿童侵害案件不够多，没有办法直接算入统计之中，所以开发人员用了两个替代性变量：第一个是，重复报案率，比如，有人打电话举报某人虐待/疏忽孩子，如果是首次来电，经过其他数据模型的推测，可能会排除风险。但是如果两年内同一人被第二次举报，那就是被重复报案；第二个替代变量是儿童安置情况，如果被筛选出的小孩在两年内被社区、法庭或者相关机构暂时寄养，那么算作儿童被安置。但其实，这两个替代性变量都不能真的反映出儿童是否被侵害。被重复举报可能是因为邻居有人故意找茬，孩子被暂时性寄养在相关机构也并非全然是由于父母蓄意伤害孩子导致的，也可能是法官或者执法机构对不同文化下儿童养育的看法不同所致。另一方面，由于评估系统高度依靠热线报告来计算风险，有些虐待儿童的家庭如果住得远住得偏，没有邻居打电话举报，就永远不会被预测到。

  第二，该系统通过对孩子父母领取社会福利的历史，母亲的年龄，心理状况，是否单亲，犯罪记录等历史数据来进行收集，用以评估孩子未来被虐待的风险程度。但这些信息都来自于与儿童福利有关的公共部门。换句话说，这些参与到预测模型中的变量，大多是从针对贫困人口的福利部门收集的。因为只有穷人才依靠公共部门来获取相关的育儿福利，而中产或者有钱人往往有商业保险，更不去针对穷人的医疗或者育儿机构，他们有更高的隐私意识，其数据也被私有机构以严格的保密方式存储。所以当前的情况下，穷人越依靠公立部门的医疗、育儿或社会救助服务，就更容易让自己的信息被收集到这一预测体系中。声称是针对全地区儿童的风险评估系统实际上仅能获得穷人的数据，所以这套系统成为了监测穷人家父母行为的工具。

  除此以外，Eubanks发现，系统进行的预测育儿不当的那些变量几乎都是用来描述贫穷的指标：缺少食物、住房面积不足，去无证托儿所，交通方式不靠谱，缺少保险等等。所有的这些变量说明的是父母的贫穷程度，而并不说明这一家的儿童受到了身心上的侵害。Eubanks认为，政府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它是家庭支持资源的提供者，另一方面它也是家庭失责行为的调查者。对穷人来说，接受救助就等于接受政府的权威，而这种权威可能在某一天会评估其为高风险父母，进而剥夺这些父母的抚养权。在这个意义上，贫穷的家庭是通过交换自己的隐私权和抚养权来获取生存权。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儿童虐待指的是任何身体、精神上对孩子的伤害。在宾夕法尼亚，父母在照看过程中的疏忽和粗暴行为都被定义为对儿童的虐待/疏忽。但在实际育儿中，打屁股算不算伤害? 单身母亲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因为你在厨房洗碗，让孩子一个人在门口玩，或者让孩子一个人去街区公园算不算疏忽?住不起大房子，让孩子睡沙发自己睡地板算不算照顾不周? Eubanks认为，这套系统的问题是是混淆了家庭困难时候的育儿(parenting while poor)以及糟糕的育儿（poor parenting）,把需要求助公共服务的家庭视为有虐儿风险的家庭。这种偏差其实是对贫穷家庭的偏见。很多接受Eubanks采访的单亲母亲表示，她们不得不在家务、工作、育儿的多种压力下，承担这种时时刻刻被监视，或许某一天就会失去抚养权的精神负担。并不是她们不想像中产白人家庭那样育儿，而是他们的文化环境、经济条件使她们不得不以一种让别人看上去疏忽的方式去放养或者糙养孩子。

  通过这三个个案，Eubanks说明了数字化的社会治理系统，其实并没有那么美好。当然，技术本身是没有过错的，但技术的应用推动了社会不公的再生产。在Eubanks的书中，她花很大量篇幅介绍了美国贫穷治理政策以及三个个案中提及的地区社保、住房、以及儿童保护政策的历史演变。她想说明的是，这些暴露出各种问题的技术化治理手段并不是创造了新的社会不公，而是延续或者恶化了美国社会边缘穷人、监禁穷人、污名化穷人的传统。技术让这些原本的偏见和歧视变得规模化和自动化了。在本书中，Eubanks提出了数字救济院 (digital poorhouse)这一概念来呈现出数字技术在延续美国贫穷治理偏见逻辑中的角色，因为看到其他书评提了这一概念，我就不再重复了。

  Eubanks在书中写道，当她去各地做讲演时，很多数据工程师向她表示自己在开发的产品会解决很多社会不公的问题。Eubanks只是提醒他们，运用技术手段开发治理工具时，一定要思考：这些数据工具真的提高了穷人的自决能力和能动性了吗？如果这些工具用在中产和富人身上，他们会允许么？

  我看到有些评论对本书嗤之以鼻，认为科技本身是中立的没有错的。其实捍卫科技无罪这种观点没什么意义啊，因为科技不会凭空涉入社会生活，而是以某种产品、某个政策、某种应用的形式进入生活，这种科技应用化的过程从来不是中立的。这本书不正是说明了哪些偏见和不公被技术应用放大了么？还有一种批评声音认为这本书理论性不足，比较水。Eubanks自己对这个问题有所回应，她认为自己的确没有在这本书上投入很多理论心思，甚至她在写作过程中都没多过多关心现象产生的原因问题。这本书的产生和她个人际遇有很大关系(前言有讲)，而因为个人际遇的关系，她也更倾向于在情感上能够冲击到读者。这也让她因此更重视非学术性的写作。这本书本身也没有被她看作一本理论性乃至纯学术性著作，毕竟如开头她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已经是半个新闻工作者了。我并不太认同以理论性低来指责本书因为其实本书中的经验资料详实程度，已经可以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至少对我）有很多理论启发了，Eubanks自己没兴趣做，不正好给了我们机会么?

• 张小舒！杨帆田甜合体，侯张配尘埃落定

  作者：yasha001 发布时间：2021-05-08 11:38:15

  不知不觉中，侯大利的故事已经持续到了第五部，我在第四部的书评中已经说了，作者从第四部开始对网络连载版中出现的一些疏漏都尽力进行了修订，也使得我对这部作品的吐槽少了很多。

  而这第五部实体书和网络版的差别并不大，基本上看过网络连载版的同学不看实体书问题也不大，我梳理了一些，供只看网络连载版的同学知晓一下。

  

  仍旧是这个封面

  在网络连载版中，许海不满十四岁就好几次强奸未遂的原因没有交待得特别清楚，只提到了许海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上黄色网站，但这么小年级如果没有更加深刻的刺激，也不会发展到猥亵同学、实施强奸的地步。而这个缺陷在实体书P19中说得非常清楚，是因为他小时候一次不经意间看到了他爸爸许大光和女人发生关系的场面，从此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诱惑的种子，再加上爷爷奶奶的溺爱以及错误的家庭教育，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侯大利在给下属江克扬探组布置许海碎尸案工作时，实体书P116中有一处修改但没改好。网络连载版中他布置了两项工作，实体书中虽然段落开头也是说“老克探组负责两项工作”，但实际上还补充增加了一项工作“寻找与凶器相类似的刀具”，造成本段开头说两项工作，实际有三项工作。此为修订时的疏漏。

  网络连载版中宫建民局长强烈要求对许大光及其周边进行调查，以便查找是否存在杀死许海的动机，其后让张国强探长去他办公室布置了一项任务，但这项任务是什么没有马上告知读者，甚至连侯大利都蒙在鼓里。导致网络版后文中还有关于是否要继续跟进许大光引起的争论的描写。实体书P118中这一段进行了修改，改为了宫建民把侯大利和张国强同时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并且开诚布公低解释了让张国强跟进许大光这条线的原因是打黑除恶需要，这样写就靠谱多了，少了很多争议的场面，也更贴合现实。在现实中确实需要让一组的组长知道组员在做什么，免得出现同一组内的争吵的情况。当然，这条线最后还是由于许大光被杀而半途而废，毕竟扫黑除恶在第四部中已经有了很多的描写，不用再重复了。

  而网络连载版和实体书版本最大的不同是，许海和许大光中的毒是氰化物，而非实体书中的蓖麻毒素。两者比较明显氰化物很难得多，蓖麻毒素则可以从蓖麻籽中提取，简单很多。而且换了之后也把网络版中描写许大光死于氰化物中毒时的一些错误一并作废，让全书中科学性更强。当然，在网络连载版许海案的最后几章中作者直接把前文中的氰化物强行换成了蓖麻毒素，当时在连载的评论中读者也讨论了很多，想来也是因为氰化物实在不容易弄到手，后面交待毒物来源太难了，只能直接修改，反正最终出版实体书时能统一就行了。

  以上就是网络连载版和实体书的异同之处。应该说这第五部的死者是整个系列中最让读者痛恨的，看到许海这个人渣被碎成一堆堆的，那种身心愉悦的感觉太让人开心了，这也就是我很认同书中被许海侵犯的少女的家属听到许海被杀之后直接唱歌跳舞做大餐这样的描写，非这样不足以表现许海究竟有多招人恨，也是让读者能够一吐长气。也正是这一点，让我对书中有一些经常重复说明侯大利的神探属性以及偏离主线杨帆案的剧情没有那么反感。

  作者想通过许海的事件对时下越来越常发生的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社会性的探讨：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在这之中《未成年人保护法》到底保护了谁？究竟如何才能预防或者说在未成年人发生小错误时能及时拨乱反正？相信看完第五部的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而刑警在抓捕犯人时能够顾及到家属和本人的心情以及身体原因，尽量做到量刑和实际处罚上的从轻，已经是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了，相信读者也都能理解。

  要说到第五部的最大的缺点，那就还是作者喜欢通过描写别人的错误来突显侯大利的本事。例如本书中有这么一段：“侯大利拿起放大镜，再次细查上衣袖口，在长袖T恤袖口内侧发现了米粒大小的血迹。T恤颜色与血液凝固后的颜色极为接近，米粒大小的血迹非常容易忽视。”这一段话就是作者故意削弱痕迹检验师的能力，本来这些关键点的线索一个合格的痕迹检验师肯定能够找到，但作者偏偏要让侯大利找到。其实大可不必，已经到了第五部，读者都已经了解了侯大利的性格，在书中也已经让侯大利认识到单打独斗无法更进一步，那就更应该让其他人显露一下本领，找出关键线索。让侯大利能真正组建一个强大的团队。

  另一方面不能说是缺点，就是关于汪家人的后续没有提到，也许会放在第六部的开头吧，毕竟后面侯大利还要和张小舒恋爱呢。说到这，在第六部的预告中已经明确了张小舒成为了一名法医，那

  张小舒一人就把杨帆的音乐天赋和田甜的法医特点结合在了一起

  ，侯大利能不动心吗？作者为了让侯张恋能够顺理成章地开始也真是不遗余力，既然这样，我也就静观两人的发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