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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死了。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家面对上帝之死引发的危机，为他寻找了各种替代者。从启蒙运动的“理性”到唯心主义的“精神”，从浪漫主义的“艺术”到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化”，它们不仅是思想领域的演进，也是现实政治层面的对策。

然而知识分子提出的种种主张总是难逃“双重真理”困境，颠倒了理论与生活的关系。因此宗教信仰依然难以被真正替代。“9·11事件”后，这一问题再次回到舞台中央。在资本主义所谓的无神论时代，上帝似乎突然起死回生。

本书中，伊格尔顿提纲挈领，清晰深入地梳理了西方思想史，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当下精神生活源流的重要参考和风趣解说。思想不仅求真，也要有用。伊格尔顿生动还原了思想的内外语境，揭示时代具体的意识形态任务，辨析思想史发展的综合动力。知往鉴今，面对我们当下的精神危机，“文化”似乎依然最堪重用，也最值得期待。

尽管危机重重，但“一种新的信仰、文化和政治结构或许就诞生在此处”。

前 言

第一章　启蒙运动的局限

第二章　唯心主义者

第三章　浪漫主义者

第四章　文化的危机

第五章　上帝之死

第六章　现代主义及其后

索　引

作者

特里·伊格尔顿，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曾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现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英国文学杰出教授。自1960年代至今，已出版著作数十种，涉及文学理论、后现代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等领域。代表作有《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事件》《英国现代长篇小说导论》《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等。

译者

宋政超，哲学博士，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当代法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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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理念充当了现代性的间接批判。它表现出了在单调的资本主义时代对贵族精神的追思，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残存的超验。悲剧艺术关心的是上帝、英雄、战士、殉道者和贵族，而不是平庸的中产阶级市民。它所记载的体验绝大部分都被限定为精神上的精英所有。它处理的是神话、仪式、命运、愧疚、重罪、赎罪以及血祭而不是纺织厂和普选权。它所唤起的情感是恐惧、尊崇、敬畏和顺从这些类宗教的情绪。

悲剧是现代性所不能为的一切：贵族化的而非平等主义的，精神上的而非科学上的，绝对的而非偶然的，关乎命运而非自我决定的。完全不是以中产阶级进步主义者那样彰显人的价值，悲剧艺术抑制人，通过强迫其穿过火焰来不断提醒其满身罪孽和必死的命运。然而如此一来也显露出其英雄人物超越芸芸众生的坚定不移和胆识谋略。没有什么通俗的社会理想能够在这个艺术所释放的破坏性力量下生存。然而那些力量比任何政治乌托邦方案都得到了更为珍贵的精神上的恢复力（ resilience）。

希腊精神这种政治上的模棱两可正属于普遍意义上的浪漫主义那些非凡的矛盾。在一部文学杰作中，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用了两至三页的篇幅概括了它们。浪漫主义既是年轻的又是衰颓的，既是异国的又是日常的，活泼的又是宁静的，肯定生命热爱死亡，个人主义的又是集体主义的，恋慕具体却覆盖着精神性的模糊，粗糙的又是时髦的，简单却又复杂，为过去所鼓舞又为新奇所驱策，献身于一致性却也为多样性欢欣，从事作为自身终结同时又是社会再造工具的艺术。

书籍介绍

上帝死了。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家面对上帝之死引发的危机，为他寻找了各种替代者。从启蒙运动的“理性”到唯心主义的“精神”，从浪漫主义的“艺术”到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化”，它们不仅是思想领域的演进，也是现实政治层面的对策。

然而知识分子提出的种种主张总是难逃“双重真理”困境，颠倒了理论与生活的关系。因此宗教信仰依然难以被真正替代。“9·11事件”后，这一问题再次回到舞台中央。在资本主义所谓的无神论时代，上帝似乎突然起死回生。

本书中，伊格尔顿提纲挈领，清晰深入地梳理了西方思想史，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当下精神生活源流的重要参考和风趣解说。思想不仅求真，也要有用。伊格尔顿生动还原了思想的内外语境，揭示时代具体的意识形态任务，辨析思想史发展的综合动力。知往鉴今，面对我们当下的精神危机，“文化”似乎依然最堪重用，也最值得期待。

尽管危机重重，但“一种新的信仰、文化和政治结构或许就诞生在此处”。

• 作者：蓬萊路10號 发布时间：2023-11-15 09:40:49

  有一定理解难度，但很翔实通透

• 作者：从什 发布时间：2023-10-25 22:04:41

  读了一半弃。好翻译的重要性…

• 作者：鸿生 发布时间：2024-03-03 23:47:12

  文化在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 作者：唐书钰 发布时间：2014-02-22 15:01:17

  想起之前看识骨追踪的时光了。很长知识

• 作者：独家记忆009 发布时间：2024-02-28 08:22:43

  一本关于西方文化的理论书，书中提到了唯心主义、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观点

• 作者：法妹儿 发布时间：2023-08-15 09:51:25

  充满联想与发散，许多细节需要熟悉讨论的理论才能补充想起。

• 上帝之死

  作者：舟逝 发布时间：2016-12-09 16:37:18

  上帝之死

  文/马达

         在《学术与政治》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指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这一理性化的进程将导致众多价值的废黜，世俗领域不再笼罩在神秘主义的灵光之下；在经验事务层面上，上帝的视角已经在人类面前退隐。韦伯认为，如今信仰，对于现代人来说，必然意味着一种理智上的牺牲。

         然而，在现代思想一致欢呼上帝之死时，伊格尔顿却在《文化与上帝之死》一书中说道，上帝之死只不过是一个编织出来的神话，上帝从未离开过我们。就像希腊人在被罗马人征服之后，就以其精神奴役后者，从而实现自己的第二次生命一样，上帝在现代性的起点处被谋杀后，同样以一种幽灵的形式附着于现代思想的发展历程之中，与其如影随形。

        伊格尔顿敏锐地看到，“现代历史就是为上帝寻找一位总督（viceroy）。”易言之，现代人在杀死上帝之后，便力图通过寻找种种的替代形式来填补上帝缺位所留下的空白。在这一重新造神的过程中，“理性、自然、精神（Geist）、文化、艺术、崇高、民族、国家、科学、人道、存在、社会、他者、欲望、生命力和人际关系：所有这些都时不时地充当了被取代的神的形式。”尽管它们各自的面貌不一，但是，通过这一借尸还魂的行为，上帝反而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某种程度上也更为巩固的方式存活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人并没有真正杀死上帝。正如让耶稣死去，恰恰是为了见证他复活的奇迹一样，弑神的目的同样不是为了让它从此退出人类事务的舞台，而恰恰在于使其某一时刻重临人间，再次把握人类的命运。现代思想的内核遵循的正是这一生与死的辩证法。

         这里，透过法国哲学家萨特，或许可以管窥一豹。萨特反对笛卡尔以来近代哲学的先验主体概念，在他那里，本质、概念被悬置起来，未形式化的存在物成了第一性的东西；不是本质先于存在，而是存在先于本质。类似于工匠依据理念来制作工具一样，上帝同样根据自身的模样来创造人类。但是，萨特反对这一经典的图式，他认为，现在必须驱逐掉“上帝”这一前置概念，从而将主体置于一个绝对虚无的处境，他除了自由之外，没有任何的束缚、羁绊和牵挂。只有这样，这个绝对的自由者，这个无根的浮萍才可以自由地去创造，去选择，去自我实现。显然，可以看出，尽管萨特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但是，萨特式主体恰恰是对上帝形象的生动模仿，换言之，人现在成为上帝的世俗化身。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个僭越上帝形象的人在面对萨特加之于它的种种责任、重担的时候，却又因为不堪其任而陷入“焦虑”“绝望”。

        萨特的根本困难在于：在把人置于上帝的权威之后，人却发现自己并不拥有履行这一职责的能力。因此，萨特自诩的无神论立场是不彻底的，甚至可以说，他扔掉旧神，恰恰是为了迎接新神。这就必然导致他的弑神计划也是失败的。要想真正克服神的影子，绝不能按照萨特的顺序来进行，即把神还原为人，使人成为神，从而在人的身上恢复神性，因为萨特向我们暴露出来，人道主义与神学走的正是同一条路径；相反，彻底的无神论立场必须将萨特颠倒过来使用，即必须首先破除人的偶像崇拜，摧毁人的形象，才能从根本上消灭神性，宣判上帝的死亡。而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任务。

         在《文化与上帝之死》一书末尾，伊格尔顿正确地引述安德鲁•沃尼克的话说道，后现代主义包含着上帝的第二次死亡，即轮到组合于现代时期的各种神的代理者被拆卸了。如果说，上帝的第一次死亡并非由于我们的弑杀，而在于我们的伪善，那么后现代主义则以一种巨大的知性真诚揭露了我们的伪善，并戳破各种各样的上帝的世俗面纱。在对宏大叙事的瓦解中，以及在它的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激进主张中，后现代主义成功地摧毁了上帝这一庞然大物，使其化为碎片，任何宏大的图景不再可能建筑起来。“如果说后现代的文化是无深度的、反悲剧的、非线性的、反神圣的、非基础的以及反普遍主义的，质疑绝对以及反对内在性，那么或许可以宣扬其是真正后宗教的（post-religious）。”尼采曾在自己所处时代的末尾宣称，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不可避免正在到来。当时的人们斥之为“疯子”，而现在，我们终于不得不认真聆听和反复咀嚼这一先知般的教诲。从此，我们开始真正生活在一个无信仰的空白时代。这个世界一边是末人们无意义的享乐和游戏，一边是机械永不停歇的轰鸣。这样一个时刻，再次宣布“上帝之死”，或许不再是欢呼，而是一次丧钟。

  刊于《北京青年报》，2016年12月23日

• 911之后的文化与信仰危机（伊格尔顿为本书作的自序）

  作者：鱼太朗 发布时间：2016-05-18 12: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