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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的重量不超过1.6千克，只占体重的2%~3%，但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几乎监督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造就了我们现在的样子。当大脑退化时，人们不仅无法完成简单的任务，还会失去自身的独特性

第一部分细胞神经生物学：基本要素

第一章大脑的独特性

大脑的细胞：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

神经元有多么特别？

大脑组织

大脑的发育

第二章大脑的信号

电与大脑

细胞静息电位

神经信号

沿轴突传递

突触

约翰·E.道林（John E. Dowling）

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是视觉神经生物学方面的研究权威，在哈佛大学教授行为神经科学的入门课程超过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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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类，并在所有生物中独一无二？

是我们的大脑。本书由享誉国际的视觉神经生物学权威、哈佛大学荣誉教授约翰·E.道林，专为哈佛大学新生课程“神奇的大脑”而著，堪称经典，浓缩了脑与心智的知识精华。

由苏彦捷教授组织来自北京大学、中科院心理所的全专家团队权威翻译。

哈佛大学、纽约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知名高校的心理学、生物学、神经学和医学权威教授纷纷鼎力推荐。

每一位对脑与心理、行为问题

媒体评论

%26nbsp;%26nbsp;%26nbsp;%26nbsp;开始读道林的书时，我本以为自己只会略读前几章，然后迅速转向有关记忆和意识的迷人话题。但是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它讲述了大脑是

书籍介绍

人脑的重量不超过1.6千克，只占体重的2%～3%，但它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几乎监督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造就了我们现在的样子。当大脑退化时，人们不仅无法完成简单的任务，还会失去自身的独特性和个性。

我们意识到大脑控制了许多活动，走路、说话、大笑和思考只是冰山一角。最有趣、最神秘的是被称为“心灵”的心理功能，例如感觉、意识、理解和创造力，它们是由大脑创造的吗？

这本书脱胎于哈佛大学的新生研讨会“神奇的大脑”。它介绍了我们迄今对脑功能的理解、当前的研究进展和研究策略，用300多页的篇幅浓缩了脑与心智的知识精华，展示了神经科学领域的本质和研究活力。本书前半部分描述了理解大脑所必备的基本知识，介绍了大脑的一般结构、脑细胞之间如何相互沟通以使我们体验世界。后半部分涉及更高层次的概念，如视觉、感知、语言、记忆、情感和意识。书中配有精美的插图，优雅地揭示了人脑这个成就了人类独特性的神秘器官。

• 作者：风掠水漾 发布时间：2022-09-22 13:50:43

  神经科学：大脑损伤的不可逆与大脑的可塑性。

• 作者：_四_ 发布时间：2022-11-10 21:28:01

  人类之所以是人类，是因为人类的大脑与其他动物的大脑非常不一样。人类各种感觉、情绪、认知、思维，根源上都是由于大脑细胞之间信息的传递，大脑不同的分区有不同的功能，各个分区不仅要各司其职还要共同协作才能让人可以为人。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遍布人的全身，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每一个微小的有意识无意识的动作和感觉都是两套神经系统在大脑的宏观调控下进行的。大脑大佬！！您辛苦了！！！仔细想想真的令人难以置信哇，浩瀚宇宙中我能成为渺小的人类一员同时又能享受大脑这台精密仪器为我带来的各种体验，越想越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相信上帝的存在了。在这个墒增的宇宙，怎么会自然出现这么精密的东西，这不科学啊哈哈哈。书里作者不止一次地说到“目前科学家也不知道为什么/如何大脑会………”，科学家都不知道，那我更不知道了。

• 作者：DizzyWhale 发布时间：2022-11-14 23:37:22

  神奇大脑：用进废退，有得有失，可塑性持续一生

• 作者：Q 发布时间：2021-12-10 16:08:58

  硬核

• 作者：Mmm 发布时间：2011-04-24 22:42:21

  半天就看完了。原来是这样。

  虽然对于操作性还未实施，但过程很好。

  只是对电影部分少了点，重实用行强

• 作者：YUANYUAN 发布时间：2022-05-18 22:50:29

  如果说认知神经科学家斯塔尼斯拉斯·迪昂在其著作《脑与意识》中分享的“全脑神经工作空间”概念，是从宏观视野解释“意识”的形成，那么神经生物学家约翰·E·道林的这本《理解大脑》则试图做更具挑战性的事，从离子、G-蛋白、激酶，各种电位变化、化学变化等微观世界寻找意识的生物基础——当然更加任重道远，所以比起《脑与意识》，这本书中有更多的“尚不清楚其功能与作用”。不过，依然是一场精彩的知识点冒险。

  虽然我们意识到的总是一系列整体概念，但与之相关的信息在大脑中却是被细分化的被“定位”在不同神经元上，这种细分化的程度甚至细化到神经元会对同一碎片信息的不同呈现状态进行编码。这看似效率很低，但就像活字印刷一样，最大可能的保证了大脑的灵活性，也为大脑的终身学习提供了最重要的生物基础。

• 诗人本性 值得一读

  作者：水龙吟 发布时间：2013-08-27 13:42:32

  普利高津的名头在物理学之外大得有些无边了，众多民科追捧之下他的工作究竟得到了学术界怎样的响应呢？这几十年的时间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呢？这问题对我来说是首要的，但我却并没有搞清楚。

  学术界向来是非常保守的，尤其对于争论了100多年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相关问题，无知与权威并存的局面使得想搞清这一主题的努力大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在北京的某些高校物理院系中，许多凝聚态方面的专家谨慎地回避这一主题，除了在学生面前大谈特谈。另外一些专家坚信自己的看法，不可逆性不能由动力学单独得出，BBGKY链导出Boltzmann方程的过程中某些近似是关键的。这种看法当然没错，但是仅仅把不可逆性归结为动力学之上的某些近似并不能得出进一步的认识，这一点普利高津在30多年前就已经明了。

  普利高津在本书中就是要探讨超越上述看法的对第二定律的认识，得到了一种动力学描述与热力学描述的互补性的新观点。首先他对Boltzmann方法的评述十分深刻：Boltzamnn所得到的方程与宏观不可逆性的对应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推导，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假设。对于B方程的几个著名佯谬以及B方程在速度反演下是否成立的问题许多教科书都含糊其辞，而普利高津笔下一切豁然开朗，这些内容包含在第7章的优美论述之中。其次他把第二定律对应的李雅普诺夫函数的存在性作为对某些动力系统的基本要求，由此引进对Liouville方程的一个非幺正变换，即找到另一个特殊的表象，在此表象里分布函数的方程包含可逆与不可逆的部分，具有Boltzmann方程的那种对称性。这种观点的物理后果是令人惊讶的，作为一种动力学原理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导致对内在不可逆系统和包含内在随机性的系统的严肃考虑，并导致对应于动力学不稳定性的时间算符。这些内容可在本书第10章找到，我很希望有人读读这一章然后跟我讨论或者告诉我普利高津的做法在哪里有问题。

  本书关于存在的物理学和演化的物理学的基础部分对于理解后半部分是必须的。对动力学可积系统和遍历系统的评述在这里言简意赅，明确地告诉读者其他书里含糊其辞的东西：可积系统没有演化，遍历系统仍是不够的，混合系统是出现不可逆性的必要条件。从而引导到后面对K流动系统（KAM定理）和具有庞加莱突变的系统中不可逆性的重点研究。而弱稳定性的概念极其重要，正是对于具有弱稳定性的系统，动力学描述成为原则上不完备的，热力学与动力学互补的想法才成为可能。普利高津的研究在大数随机系统与显示内在随机性的少体系统之间建立了更深的联系，这一点我还是第一次了解到。

  本书对现代热力学的概述更是值得一看，对非平衡相变，远平衡态分支理论与逐级不稳定性，临界涨落，通过涨落达到有序等论题都有引人入胜的概述。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觉得有些地方说的并不清楚，对例子的讲解也不是太好。对现代热力学有稍微了解的读者从这些章节里当可看出普利高津对热力学发展的深远眼光，他所提及的许多课题和方向现在都已得到了持续的研究。在我见过的所有书里，在对热力学以及第二定律的理解方面，没有人具有普利高津这样清晰的洞察力。由此，对于持有“在获诺贝尔桂冠的科学家中普利高津算是最不够格的一个”的看法的人，我期望他们认真了解一下现代热力学和非平衡统计物理，也许他们不会再这样认为。

  本书最容易被人诟病之处即在于大量哲思式的语言，说得越多往往越没有力量。但是普利高津的许多语言具有令人震撼的深邃和美，只有一个对宇宙人生怀有深刻情感的人才能写出那样荡气回肠的话语：

  “对于经典科学的大多数奠基者来说，科学乃是一种尝试，它要越过表面的世界达到一个极其合理的没有时间的世界。但是，也许有一种更为精妙的现实形式，它既包括定律，也包括博弈，既包含时间，也包含永恒。”

  “这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世界，但是也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其中个别的行动并非注定是无意义的。”

  这样动人的语句只有爱因斯坦等少数物理学家才说得出来，很难说世界因为他们的工作是更加光明还是更加堕入深渊，知识分子的命运因为他们的贡献而改善或是变得恶劣。但他们对于美的精神追求，对于人类社会和个体命运的深切关怀，应当被希望流传后世，作为科学家的楷模，作为社会弘扬的各行各业的追求。

  时光流逝，变化与永恒的谜题依然陪伴着我们。而那些逝去的杰出心灵，虽千载下，凛凛犹生。

• 隋史研究的新与旧——读刘啸《隋代三省制及相关问题研究》

  作者：正字员外置 发布时间：2024-03-23 09:02:04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第2期）

  “三省制”素来是隋唐政治史、制度史领域的核心问题，牵涉到皇帝制度、宰相制度、政务运行机制、中央与地方关系等方方面面。既有的三省制研究中，将隋唐并称者居多，对隋朝的讨论往往要略于唐朝，专论隋代三省制度的文章或论著更为少见。2021年，刘啸先生出版《隋代三省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对这一经典问题贡献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值得学界充分关注。

  一、皇权运作的基本逻辑

  当今的制度史学者，往往会在有意无意中贯彻某种研究理路，孙正军曾精当地归纳出邓小南倡导的“活”的制度史、阎步克主张的制度史观以及侯旭东提倡的日常统治研究三种。“活”的制度史聚焦政治社会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制度，提出应从过程、关系、行为视角关注制度运作的路径和流程；制度史观立足法定成文制度，致力于挖掘政治体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巨大意义，以及中国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日常统治研究瞩目作为国家统治基调的日常活动，强调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进入观察，揭示以往或被忽视的制度现象。[[1]]其中，侯旭东主张的日常统治研究看似寻常，但却更为依赖特定史料，历史阶段愈晚近，其可操作性愈为凸显。在中古史领域，邓小南、阎步克的两种理路更为常见，倘若再加以简化，前者可以抽象为注重外部因素影响下的制度运作与发展，后者更重视制度的稳定性、延展性及其内部的成长变化。

  两种研究理路，对应着中国古代制度运作的两极。用邓小南的话来说，“制度本身的恒常，它所追求的‘可预期’，跟它需要应对的现实情况的复杂起伏，本身就构成一对矛盾，或者说构成有张力的两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折中的方式，出现非正式的制度运作”[[2]]。这两者研究理路虽然在理想条件下可以做到相辅相成，但学者在实践中难免因主观选择而有所偏重。本书便明显偏向从外部影响观察隋代制度史，即将皇权视作制度运作与变化的绝对主导力量。

  在《绪论》部分，作者交代了自己的两条主要研究逻辑。首先，他引用《隋书·百官志》中“尚书省，事无不总”的记载，认为隋代尚书省在整个政府机构中处于权力的核心地位，所以，“仅仅从制度上来看，在隋代，并不存在内史省、门下省与尚书省形成相互制衡或者分权，也就并不存在所谓的三省制。当然，制度上的规定是一回事，实际的运作又是一回事”[[3]]2。由此看来，比起官制材料的规定，作者更为看重政治史视域下制度的具体运作表现。在进行了学术史综述之后，作者引用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的一句话：“‘宰相’一直只是一个习惯用语，用以指辅佐皇帝行使权力，处理国家政务的主要官吏，而从来不是一个正式官名。”[[4]]1表示自己虽然基本认同“隋代三省长官均为宰相”的观点，但更为关注的是“隋代的宰相与皇帝的关系，即隋代三省长官与皇帝的关系问题”[3]12。这就说明作者无意参与三省长官孰为宰相的经典争议，而是更为关心这些官员与皇权的关系。结合两条逻辑来看，此书虽以“隋代三省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为名，但三省之间的政务运行机制和三省长官作为宰相的名实问题都不是其讨论的重点，“隋代三省高层官员与皇权关系研究”更像是真正的主题（对两条逻辑中相关引用的讨论，详见本文第三节）。

  二、金字塔型的论述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本书四章的内容整体呈金字塔格局，最下一层为作者爬梳史料后完成的考订工作。第一章《隋代三省主要官员补考》，在万斯同《隋将相大臣年表》、山崎宏《隋朝三省长官任免原表》《隋朝六部尚书任免原表》、岑仲勉《隋书求是》的基础上，利用传世史料和王其祎、周晓薇《隋代墓志铭汇考》提供的石刻文献，补考了三省长官、六部尚书、（给事）黄门侍郎、内史侍郎的相关内容，为其后文的立论提供了材料基础。

  金字塔的第二层是作者对三省官员在隋代政治史舞台上表现的梳理，他用两章的篇幅，描述了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地位和作用在隋代的历时性变化，而皇权依然是这些变化的主导因素。例如，作者认为炀帝忌惮尚书省长官的位高权重，长期不设左右仆射，参掌朝政的“五贵”无一是尚书省官员，这使得尚书省全面退出了参预机密、决策的环节，“隋代尚书省权力的演变确如唐长孺先生所说，是来自于皇权的压迫而非制度的变革”[3]79。对于学者普遍重视的门下、内史两省的地位与作用，作者亦不以为然，他以《旧唐书·萧瑀传》的材料为例，认为萧瑀在隋炀帝时期做过内史侍郎，但大业年间中书宣敕往往前后乖离，政府机构无所适从，“这就可以证明当时的门下省并没有起到审核诏敕的作用，只是按程序、走过场而已”[3]134。门下省长官多亲贵，“与其说门下省本身职权重要，还不如说是亲贵的任职凸显了门下省的地位”[3]138。从任职者的具体身份和政治表现把握相关机构的地位和权力，体现出作者细读史料和索隐钩沉的能力，也反映出比起静态的制度条文，作者更注重把握动态的制度运作，这也是与其研究的基本逻辑相吻合的。

  第四章《唐代的三省制与“三省制”学说》则位于金字塔的顶端，是作者在史料考订、政治史梳理基础上进行的理论思考，但其论述有时与前文的考证发生矛盾。例如作者认为隋代未施行“三省制”，靠的是论证隋代尚书省的核心地位，但是此前，作者已经详考炀帝对尚书省权力的限制，本章也说大业三年以后，“尚书省在事实上全面退出了决策层”[3]154，而此时正是“五贵”当权时期，其中正好有门下、内史两省的副长官，如此一消一长，在作者的政治史逻辑下，岂不是正好走向了三省地位接近、甚至门下内史两省地位更高的历史局面？或许在作者看来，文帝时期尚书省处于核心地位，炀帝时期则三省都没有位高权重的官员，全都受皇权摆布，政治体制没有实际意义，国家陷入了“无省制”的局面，所以两个阶段便都没有三省制成立。

  接下来，作者将三省制问题的观察视角延伸到唐朝，认为宋人眼中“中书取旨，门下审覆，尚书受而行之”的唐代三省制虽出自《唐六典》的记录，但却并非唐前期的实际情况，尚书省退出决策层、成为执行层需要一个历史过程。玄宗时期“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后，只有中书、门下两省长官是当然的宰相，尚书省在制度上就变成了完全的执行机构，至此，“中书取旨，门下审覆，尚书受而行之”的三省制才真正建立起来，而这得益于玄宗的开明和皇权的自我抑制，中书、门下两省才可以很好地履行职责。[3]183但这一论断，却是与学术界近年来积累的相关成果截然不同的。

  三、学术史缺位和以隋摄唐——本书的不足之处

  纵观整部著作，除了本文第一节提及的皇权运作观察视角外，另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将隋代从隋唐一体的论述中剥离，放回到魏晋南北朝的延长线上，更看重隋代制度不完善、不固定、受皇权操纵的状态，这和作者业已出版《魏晋南北朝九卿研究》[[5]]，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有较深厚的积累有关。但是，隋朝与其亲手终结的南北朝时代既有相似又有不同，一个鲜明的变化就是隋代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将地方僚佐任免权收归中央，使得国家的政府工作和政治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朝中令史百倍于前、不遑宁舍（《隋书·刘炫传》中牛弘语），公文运作细密繁杂，这些都是会在三省制度的具体运行中得到体现、但却不一定反映在政治史当中的内容。由于隋代祚短，史料有所偏重，今人对这一阶段政治体制的具体表现方式（王言、官文书等）知之甚少，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和人事变动成为了研究制度变化的主要抓手。从这一点看，隋代与魏晋南北朝相似，都有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使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无可厚非。但到了唐代，敦吐文书、集部文献、石刻史料等遗存的公文已经较为丰富，如果仍然以皇权政治的古典视角统摄隋唐，仅从传统史料立论，就难免让人产生作者忽略相关学术史的感受。

  例如，吴宗国主编的《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一书[[6]]，集中讨论了隋与唐前期的政治制度史，既有利用传统史料对宰相制度、三省问题的描述，亦有利用公文材料对三省职权的具体探讨，其内容与作者的研究多有异同，但此书只有前言部分被作者的学术史综述提及，正文则未获引用。作者在第四章提出了玄宗以后三省制才真正成立的新观点，与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完全相反。[[7]]如刘书所论，玄宗时期成立的中书门下体制集决策和行政于一体，宰相凌驾于原有的三省运作机制之上，并非如作者所说“宰相集议制度与三省制之间并不矛盾”[3]185，而此书也未成为作者的讨论对象。作者虽屡次引用王素《三省制略论》一书[[8]]，但其界定的三省制概念却与王素“三省首长、三省并重、三省分权”的唐前期三省制概念背道而驰，作者仅在学术史综述中提及此说，正文进行相关论述时也没有对这一说法进行商榷。

  此外，作者对前辈学者论说的引述也多有不准确之处。例如本文开头曾提及，作者在绪论部分引述祝总斌“宰相……从来不是一个正式官名”的语句，给读者的感觉是祝总斌认为宰相概念是模糊而无从查考的，其实祝书《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正是在和《通典》的笼统说法作斗争，尝试还原这一历史时期每一阶段“宰相”的具体所指，并不是“古人有古人的理解，今人有今人的判断”[3]12；在第二章中，作者说“隋代尚书省权力的演变确如唐长孺先生所说，是来自于皇权的压迫而非制度的变革”[3]79，并未出注。查找章节开头罗列的研究史，这里的“唐长孺先生所说”指的应该是《山居存稿》所收《读隋书札记》，但能找到的唐书原话是“由于尚书省位高权重，文帝、炀帝都不愿有这样一个上逼皇权的宰相”[[9]]303，只能对应上作者转述的“皇权的压迫”，对应不上“制度的变革”，前者是后者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皇权压迫、行政效率需要等内外因素都可以导致制度的变革。

  除了学术史的问题外，作者在摘录史料时常有“选精与集萃”的倾向，有忽略或误读反证的嫌疑。例如全书开篇仅引用《隋书·百官志》中“尚书省，事无不总”的记载，便得出了“仅仅从制度上来看，在隋代，并不存在内史省、门下省与尚书省形成相互制衡或者分权，也就并不存在所谓的三省制”[3]2的结论，却没有引用同为“制度上”的《唐六典》中“文帝废三公府寮，令中书令与侍中知政事，遂为宰相之职”的反证。尽管在下文的论述中作者使用了这条材料[3]139，但与绪论部分的引导作用不可同日而语。作者将政事堂视作门下省行使审核诏令职责的载体，而武德年间尚书省独大，门下省不能发挥作用，所以李华《中书政事堂记》中“政事堂者，自武德以来，已常于门下省议事”的记载就成为了反证，作者采取的办法是判定其时间记载有误[3]177，但此文见载于《文苑英华》《唐文粹》等宋人编著的唐代史料，历来的研究者少有人怀疑其真实性，直接否定的做法稍显武断，将政事堂视作门下省审核诏令之所也不符合其宰相会议的性质，其实由门下给事中承担的审核诏令工作与政事堂并无关联，门下省自有官署。

  总的来看，作者以政治史的传统角度立论，对隋代的政治和制度变动作出了周密考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涉及唐代的部分，便有引用史料偏颇笼统、忽略其他类型材料、不重视学术史等弊病出现。作者重视隋代与魏晋南北朝的相似性和相对于唐的独立性，却以隋的视角统摄唐代，反而忽略了唐代材料的独特性和丰富性，未能将《唐六典》正文与注文描述的不同时期制度进行离析和辨别，又拔高了宋人陈说的概括能力，作出了很多与唐制不相符合的论述，这也是值得读者戒鉴的。

  [[1]] 孙正军.何为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三种理路[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04):54.

  [[2]] 邓小南.再谈走向“活”的制度史[J].史学月刊,2022(01):105.

  [[3]] 刘啸.隋代三省制及相关问题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21.

  [[4]]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5]] 刘啸.魏晋南北朝九卿研究[M].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

  [[6]] 吴宗国主编.盛唐政治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7]] 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8]] 王素.三省制略论[M].上海:中西书局,2021.

  [[9]] 唐长孺.山居存稿[M].北京:中华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