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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学一点，会一点，用一点”和“边学边用，学用结合”的原则，这本由《实用英语口语》教材编写组编的《实用英语口语(商务金融篇)》系以单元为学习单位，每个单元均设有学习目标(Learning

Objects)、背景信息(Background Information)、样例对话(Sample

Dialogues)、任务练习(Tasks)4部分内容。学习目标提示了每一单元的重点和难点；背景信息介绍了特定主题的专业知识；样例对话提供了学习模仿的对话样本及常用词汇、短语和句型；任务练习训练了听力和对话组织能力

Section A For Business Dealers

Unit One Establish Business Relations

Unit Two Make Inquiries

Unit Three Make Offers

Unit Four Make Counter-offers

Unit Five Place Orders

Unit Six Hold Negotiations on Packing

Unit Seven Hold Negotiations on Shipment

Unit Eight Hold Negotiations on Insurance

Unit Nine Hold Negotiations on Payment

Unit Ten Lodge Claims and Make Adjustments

Section B For Finance Learners

Unit One Greeting and Daily Receptions

Unit Two Deposit and Withdrawal

Unit Three Loans

Unit Four Remittances

Unit Five Foreign Exchanges

Unit Six Credit Cards

Unit Seven Investment in the Stock Market

Unit Eight Insurance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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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1913-2005)，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比较政治学家。出生于华盛顿。大学时代曾就读于威廉学院和耶鲁大学。毕业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并在哈佛的俄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

  20世纪最值得探讨的发展迷局，莫过于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的殊途。人们不禁会问，是怎样的历史情势造成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最早对这个难题进行解释的，是被称为现代历史社会学创始人的巴林顿·摩尔（赵鼎新，2012：97）。摩尔是比较—历史分析在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也是社会学走向成熟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其代表作《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详细考察了世界多个国家的历史演变，探讨了资产阶级民主、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三种现代政体的社会根源，横跨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学三个研究领域，被广泛誉为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

  一、历史、情境与结构

  《起源》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正是行为主义理论范式鼎盛时期，行为主义者普遍侧重于对人类具体行为的研究，认为历史提供的仅是事后的经验教训，无法深刻地揭示现实社会的运行情况。因而，历史研究多是无意义的，历史作为一种包袱被丢弃了，并不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摩尔对此则不同，在否定了行为主义过于简单的“偏好—行为”模型之时，他对历史作了审慎的考察。

  

  不过，摩尔的历史叙述不同于传统史学研究。在摩尔之前，对各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研究还局限为一种“自然史”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的典型特征，体现在研究对象上，是对各国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个案研究，研究方法上则是对某一国家历史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研究结论一般表现为现代化过程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最后总结为各种现代化发展模式。与这种历史学研究方式相比，摩尔采用了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在各国宏观历史轨迹中选取一些片段作为比较单位。首先，在案例本身不多的情况下，采用多变量分析的方式寻找多个案例背景的共同原因，即求同法。然后，通过与反例对比，进一步确认求同法所得出的结论，同时，也为反例提供了解释，即求异法。在《起源》中通过正反对比，摩尔探讨了八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并在《起源》一书前言里解释道：本书旨在对土地贵族和农民在农业社会（简单地界定为绝大多数人都以土地为生的国家）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各自发挥的政治作用进行解释。更具体地说，本书试图找出一系列历史条件，农村两大群体中的一方或双方才能够演变成极其重要的力量，从而推动了不同形式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出现、右翼专制（即法西斯政权）和左翼专政（即共产主义政权）的崛起（dictatorships of the right and the left，that is，fascist and communist regimes）。（摩尔，2012：01）本文在引用摩尔中文译本时，部分专业术语根据英文原文稍作修改，改动之处，一般会给出英文原词。摩尔看来，现代世界在形成时各国不是共同走一条单线式的道路，而是有三条路径。第一条是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融合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的资产阶级革命（Bourgeois Revolution）道路。第二条是反动资本主义即法西斯主义（Reactionary Capitalism or Fascism）道路，其代表是德国和日本，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革命道路。第三条是中国和俄国走的发动农民革命(Peasant Revolution)的共产主义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摩尔并不像学界常常误解的那样是一个以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为主要分析工具的经济决定论者，我们不妨引用摩尔自己在前言中的一段总结：我们试图理解上层土地贵族和农民在以下三场革命中的角色：导致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革命、导致法西斯主义的中途夭折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导致共产主义的农民革命。在面临农业商业化的挑战时，上层土地贵族和农民的不同反应是决定政治后果的关键因素。（Moore，1966：xvii）在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摩尔将阶级作为一个解释变量；他眼中的世界历史是由土地贵族、农民等不同阶级构成的，阶级构成的变化与冲突被视为历史事件背后的宏观动力。其次，摩尔并非简单的阶级决定论者，“角色”、“反应”等概念在其论述中都带有强烈的能动色彩；换言之，摩尔极为重视行动者的能动性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反作用。最后，摩尔强调，不同群体所面临的情境才是解释一切的核心（摩尔，2012：501）。在不同历史时刻，行动者做出不同的决定，引发不同的事件和反应，最终导致截然不同的政治后果和历史形态。因此我们不能像斯考切波的那样，认为摩尔的著作属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或者将“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的标签贴在摩尔身上（Skocpol，1973）。

  同时，摩尔认为一国历史本身制约着该国的现代化路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不是某单一因素就能决定的，而是多种因素融合、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起源》中摩尔集中考察了各阶级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内生于特定的历史情境，又构成这一历史背景下行动者的策略选择，进而决定着各国现代化路径的差异。不过，这不意味着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因为行动者的选择还涉及与其他变量的复杂关系。况且，个别行动者的理性行为集合在一起也不必然意味着历史的理性。摩尔所说的关系类似一种“结构”或“软制度”，因此，有学者视摩尔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先驱。这方面可参考何俊志，2002。

  摩尔的中心论点是农业商业化程度。面对城镇商业化的进步和专制统治者“资本强制化”（capitalized coercion）下对税收的需求（Tilly，1990），土地贵族有三种应对方式：英国贵族转向商业化的经营方式，让农民自由迁移并尽可能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转化；法国贵族则在事实上让农民拥有土地，迫使农民上交一部分收成，由贵族销售到市场；东欧庄园式的应对是容克地主为了谷物出口，强迫过去的自由农民转化成农奴。俄国类似，不过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而非经济原因（摩尔，2012：434）。下面我们会慢慢看到，在多大程度上，这种农业商业化模式的差别决定了欧洲各国阶级关系的差异，进而决定了各国现代化的命运。

  二、迈向现代社会的三条道路

  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英国王室没有强大的行政机构，基层权力掌握在士绅手中，国王与土地领主之间是契约关系。随着国际羊毛贸易规模的增大，英国由于海运便利在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羊毛贸易推动了农业商业化，促发了圈地运动，即把原来产权不清的公地圈起来归为私人所有，用来对羊进行商业化饲养。圈地运动后，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方式，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在英国贵族转向商业化经营过程中，以前的地主变成了资本家，农民变成了工人。资产阶级倾向民主，因为他们在民主制度下最能发挥自身的影响，而工人阶级人口众多且又处于社会下层，民主也符合他们的利益。英国民主力量因此大为增强。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当时在“资本化强制”过程中壮大起来的国家权力产生了矛盾，在光荣革命后，国王被资产阶级击败。但随着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产生了很多的社会问题，需要国王来控制和治理这些社会问题。因此，君主制没有被彻底摧毁，而是实行了君主立宪。在不断妥协的过程中，议会民主制逐渐发展起来。

  不过土地贵族和农民向适当形式的商业化转变，还只是英国走向现代议会民主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摩尔，2012：444），现代民主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王室和贵族之间形成大致的力量平衡”，从而构成一种契约式的仆从关系（摩尔，2012：435）。这里，德国历史学家奥托·欣策（Otto Hintze)观点对摩尔和后来的社会史研究有深远影响。欣策认为历史上封建制包含了某些有利于民主发展的惯例，例如封建制下有着认为某些群体和个人能够豁免于统治者权力，以及人们有权反抗不公正统治的理念。这组理念与实践与由封建仆从关系中衍生出来的自由人之间能够自由地缔结契约的概念一起，形成了一个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的重要遗产 (摩尔，2012：429)。

  

  奥托•欣策（1861-1940），第二帝国和魏玛时期德国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他一方面受德罗伊森为代表的普鲁士历史学派影响，另一方面又开始大力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把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引入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中，他是站在新旧历史学十字路口的学者。 当代学者最为关注的是，是欣策在第一

  但封建制度不仅在英国实行，整个西欧乃至远在东方的日本，19世纪之前难道不都是封建制度？法德日等国不也在探索自己的资本主义道路吗？单从能否产生高额利润而言，这些特定资本主义形式在经济上也是成功的。但为什么法国的民主道路如此曲折，而德日甚至走上反动的法西斯道路呢？

  摩尔提醒我们注意“商业化形式和商业化进程本身一样重要”（摩尔，2012：435）。与英国让农民自由迁徙相比，法国贵族依旧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运用实物地租等手段，迫使农民上交收成，由贵族销售到市场。英国土地贵族需要城市来出口羊毛，而在德国，谷物种植掌握在容克贵族手中，出口跳过了城市，并且重新引入农奴制，强迫过去的自由农民转化成农奴，将农民与土地重新捆绑在一起。

  这种强制劳动（laborrepressive）制度在确保传统农业社会完整性的同时，又要获取更多产出收益，为确保有足够的劳动力在土地上耕作，需要依仗强有力的政治权力（摩尔，2012：447）。所以，强制劳动往往是土地贵族、统治者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结果。在这种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道路下，虽然部分地主变成了资本家，但被强制劳动的农民并未转变为工人，没有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农村仍然沿用旧的生产方式，传统生产关系中的很多矛盾没有解决，农村动乱不断、工人运动也不断发展，持续的社会动荡迫使自身力量过于脆弱的资产阶级搁置民主主张，倒向专制。

  以日本为例，虽然明治维新引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日本的政治结构，却没有改变社会底层结构。许多大名和武士虽然已从传统地主转化为资本家，但在土地上进行生产的还是传统的农民，新兴资本家还是运用实物地租等传统手段迫使农民上交粮食。这是明治维新后农民暴动多发的重要原因。同时在发动明治维新时，许多武士只想“王政复古”，不想推翻封建制和放弃特权。但明治维新后，各类法制和市场规则的建立，打破了武士特权，一些武士对政府极为不满。这些因为中途夭折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产生的国内矛盾，迫使日本走上了民族主义和对外扩张道路。

  那么农民革命的共产主义道路又是怎么回事？摩尔指出，产生农民革命的首要条件是“农业社会的存续”（摩尔，2012：476）。面对新的束缚和压迫，旧的农业社会制度并未解体，一直存续到现代。在农村中并没有成功发生由土地贵族领导的商业革命，土地贵族未能成功地走进一个工商业世界，而且也未能摧毁农民内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组织（摩尔，2012：483）。不但地主没有转变成资本家，农民也没有转变为工人，同时，将农民社会与上层阶级捆绑起来的制度纽带非常脆弱（摩尔，2012：493）。小农生产方式根本无法抗衡资本主义大生产，由于传统专制势力的阻挠，国家又做不出实质性改革，迫使农民走上革命的极端道路。

  在开始探索中国历史前，摩尔首先批评了那种不加辨别地将封建主义、贵族等概念套用在中国的认识错误。与欧洲不同，早在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始前，中国已经解决了土地贵族叛乱的难题，科举制起到了吸纳士绅与贵族抗争的作用。上层阶级的权力和威望不仅建立在对土地财产的控制上，他们的权力和威望本身也是他们垄断官职的结果，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塑造了中国社会形态以及上层阶级与农民的联系方式。宗族制度与官僚制结合，削弱了地主发展商品经济的动力。在上层阶级与农民联系方面，中国士绅生活在农村，但基本不过问具体的耕种事务，甚至不会亲自进行监督和管理。中国的士绅和地主与日本地主们的社会地位截然不同。“中国和日本的政治命运在现代以及古代所呈现出来的众多差异也许可以归于这一差别”(摩尔，2012：169)。中央政权依赖官僚系统征收税款，也不会与底层农民建立紧密联系，社会通过宗族制度实施管理。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士绅不能像日本的大名和武士那样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不能够在关键时刻发起变革。摩尔的论述忽视了中国社会辽阔地域上的差异性，在中国内部，一些地区农民起义频发，而另一些地区却不然。事实上，农民起义多发的淮北地区，阶级分化并不明显，而且农民起义的发生常常是超越阶级界限的。这方面可以参考裴宜理，2007。

  因此，中国在与西方通商后，小农生产方式无法抗衡资本主义大生产。农村原有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农民原来用以联系的组织遭到破坏，大量无地的农民游离于社会之外，破产迫使农民最终走向革命。

  三、问题和寓意

  将现代化的三条路径和摩尔用以解释它们之间差别的三个变量结合起来，可以简要地归纳为表1。表1现代化的三条路径第一条道路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现代化路径资产阶级革命自上而下的革命共产主义商业化程度强中等弱商业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组织形式市场强制劳动强制劳动强制专政农民与上层阶级联系

  纽带这里美国是特殊的，摩尔并不认为美国式家庭农场（family farm）中的农场主是农民（peasant）（Moore，1966：434）。强弱强弱政治过程资产阶级革命自上而下的革命农民革命政治后果资产阶级民主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专政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中国、俄国

  上面颇为机械的梳理使摩尔的观点显得清晰。不过，摩尔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在于他在书中对历史表现出的敏锐，以及他对理论本身解释力的疑虑。摩尔的多线复合结构的历史演化图式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他坦率地承认，在自己的研究视域之外，还存在尚未充分展开，有待深入研究的历史空间。“这种敏锐和疑虑使摩尔在叙述过程中不断的引入其他历史和政治因素，以期最大限度的逼近历史真实，结果就是其理论非常庞杂和富有弹性。”（赵鼎新，2012：97）

  问题到这里还没有结束。读过《起源》一书的读者都会轻易发现这样一个略显奇怪的事实，摩尔论述三条历史路径的篇幅不是平衡的，书中论述英、法、美资产阶级民主道路用了三章共160页，而叙述法西斯道路和共产主义道路，只是各选一个事例，加起来只有两章158页。该书最长的章节讨论印度为何难以通过民主道路迈向现代社会的原因，结构上独立于其他部分。这表明摩尔并未给三条历史道路同等关注。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提醒我们注意这本书的命名，该书并未被命名为《民主的社会起源、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是《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尽管三条道路都是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的结局，但这些结局被两分为民主的或非民主的结局（史密斯，2008：347）。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摩尔用了同一个术语，但在现实发展中，共产主义是完全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另一条道路从“Dictatorship”这个概念的实际使用来看，摩尔所称共产主义特点应为左翼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left）（摩尔，2012；01)，“Dictatorship”一词也可译为“专政”，而我们中国宪法第一条，提到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所说的专政，如果回译为西方语言，就是“Dictatorship”。对“Dictatorship”进行词源学考证。在拉丁文中“dictator”可能的来源是“dicere”，它的字面意思是“说”，引申的意思是“不与他人协商就单独作出决定”。这最早是一个罗马公法概念，后来列宁借“Dictatorship”概念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理论。，且不论这两种政体形式是否具有共同的社会根源。

  对照表1我们注意到，相对于德、日、俄、中来说，走向资产阶级民主的英法美的共同点在于农业商业化程度都很高，资本主义进程彻底摧垮了农民社会。在英国，随着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发展，旧的农业社会都解体了，小农生产方式被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取代。在美国，甚至一开始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摩尔，2012：前言05）。与英国相对，法国采取了不同的农业商业化形式，在组织农村劳动力耕作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用封建(feudal)的手段榨取更多农产品，然后贵族再把这些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而不是像英国那样，迫使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工作。因此，法国在大革命后国家政治结构转变了，但是基层社会依然保留传统的农业结构，这种底层社会结构和上层政治结构间的“断裂”，加大了法国现代化转型的复杂性。

  德、日和中、俄的差别在于，德日两国传统土地贵族势力过强，资产阶级被土地贵族击败后，又面对身后农民暴动和工人运动的威胁，搁置了民主主张，与贵族结盟，倒向了专制政体。同时在德日两国，领主和农民社区（peasant community）之间的关系纽带往往比较牢固，农村社区带有保守倾向，国家通过将有着实际和潜在怨恨的人与现存的社会结构捆绑在一起而获得凝聚力（摩尔，2012；492）。与此相对，中、俄农业商业化程度低，资产阶级过于脆弱，甚至都没有资格成为传统专制势力的合作伙伴。同时国家官僚结构僵化，做不出根本性的变革，小农生产无法与资本主义抗衡，破产农民走向极端。

  但是光靠农民自身是无法革命的，农民必须依靠其他阶级的人作为其革命的领导者。虽然中俄两国农民人数众多，生活条件大致相同，农民彼此间却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农民在小块土地上耕作，在耕作时不进行合作，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因此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传统农村社会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丰富的社会联系。中俄两国的农民就像马克思所比喻的：是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由于他们的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马克思，2009：566）因此中俄两国的“农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马克思，2009：567）。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了掌握政权，暂时对农民做出让步。但在掌权之后，便开始了农业集体化，农民成了社会主义式的原始资本积累的牺牲品。非民主前景虽然需要依托大量破产农民才能发展起来，但这一前景却不是农民自身选择的结果，他们不过是为这一选择提供背景而已。

  鉴于《起源》对社会学界长远的影响，对摩尔的批评也很多。有学者批评作者缺乏一种国际的和世界历史的背景观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所起的重大作用（Skocpol，1973）。有的学者批评作者忽视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还有学者批评作者在某些地方表现出某种凝固的历史观，存在着将同一推理体系强行套进具有不同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的国家的倾向（Wiener，1975）。而且最近三十年来，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史领域都经历了深刻革命，找出《起源》中的史料错误，也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不过，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也许是最后一次构筑长时段社会变迁宏大理论的认真努力。此后，有很多讨论抗争政治、社会运动和集体暴力等问题的中层理论问世，还有很多基于理性选择和行为主义理论的数学模型发表。但由于史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主题本身的复杂性，或许所有一般性理论的努力都终难免失败的命运。

  四、结语

  在《起源》临近结尾的地方，摩尔讲到完成农业商业化，消灭小农阶层，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一论述对理解中国现代化依然具有意义。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因为长期生活在小农经济中，往往带有马克思所说的保守、狭隘等心理特点，他们一旦聚合成群体，又容易出现偏执、极端、缺乏主见等状况，这与现代公民精神难以契合。因此，如果农民不能成长为现代公民，实现现代化便依然是一个幻影。

  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目前中国农民所占的比例仍然不下六成。而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更多的是让农民成了“居民”，很多人依然停留在“外来务工人员”之列。尽管早已不是实际上的农民，但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处于失语状态，他们既失去了土地，又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在社会矛盾多发的今天，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他们将可能成为引爆社会冲突的炸药。正如亨廷顿所说：“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府的稳定，依赖于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亨廷顿，1989：345）。农民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走向文明的现代社会的关键。

  目前城乡二元结构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尤其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由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都造成了非农业户口居民和农业户口居民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因此，为了打破城乡分割的制度壁垒，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笔者以为应当在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分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农村居民逐步纳入统一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

  中国正在逐步走向现代化，但前程是何等艰辛我们还无法预知，我们需要做的，大概就是从历史的尘埃中找寻那些被遮掩的真相，“一个自由、理性的社会这一古老的梦想是否永远只是一个妄想而已，没有人能有确切的认知和把握。但是，如果未来人们想要冲破当下的锁链，他们也不得不努力去理解形成这些锁链的力量”（Moore，1966：508）。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冲破体制固疾的束缚。

  参考文献：

  何俊志，2002，《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亨廷顿，塞缪尔，1989，《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马克思，200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摩尔，巴林顿，2012，《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王茁、顾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裴宜理，2007，《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刘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史密斯，丹尼斯，2008，《发现事实与价值：巴林顿·摩尔的历史社会学》，载西达·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董国礼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赵鼎新，2012，《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Moore，Barrington 1966，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Boston，MA：Beacon Press.

  Skocpol，Theda 1973，“A Critical Review of Barrington Moores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Politics and Society 4(1).

  Tilly，Charles 1990， Coercion，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2. Cambridge，Mass：Basil Blackwell.

  Wiener，J.M.1975， “Review of Reviews，” History and Theory 15(2).

  李江：《社会发展研究》 2014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发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