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会计准则2000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本书由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聘请了中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会计师事务所、金融部门、科研机构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中文翻译审核专家组完成。中文版《国际会计准则（2000年）》是经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认可的国际会计准则官方译本，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正式出版物，本书在1999年出版的基础上，依据1999年以来的国际会计准则的改动，进行了修订。

引言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章程

国际会计准则公告前昏

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

国际会计准则

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的列报

国际会计准则第2号——存货

国际会计准则第3号（被《国际会计准则第27号》和《国际会计准则第28号》取代）

国际会计准则第4号——折旧会计

国际会计准则第5号（被《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取代）

国际会计准则第6号（被《国际会计准则第15号》取代）

国际会计准则第7号——现金流量表

国际会计准则第8号——当期净损益、重大差错和会计政策变更

国际会计准则第9号（被《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取代）

国际会计准则第10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自2000年1月1日起生效）

国际会计准则第11号——建造合同

国际会计准则第12号——所得税

国际会计准则第13号（被《国际会计准则第回号》取代）

国际会计准则第14号——分部报告

国际会计准则第15号——反映物价变动影响的信息

国际会计准则第16号——不动产、厂场和设备

国际会计准则第17号——租赁

国际会计准则第18号——收入

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雇员福利

国际会计准则第20号——政府补助会计和政府援助的披露

国际会计准则第21号——汇率变动的影响

国际会计准则第22号——企业合并

国际会计准则第23号——借款费用

国际会计准则第24号——关联方披露

国际会计准则第25号——投资会计

国际会计准则第26号——退休福利计划的会计和报告

国际会计准则第27号——合并财务报表和对子公司投资会计

国际会计准则第28号——对联营企业投资会计

国际会计准则第29号——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中的财务报告

国际会计准则第30号——银行和类似金融机构财务报表中的披露

国际会计准则第31号——合营中权益的财务报告

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金融工具：披露和列报

国际会计准则第33号——每股收益

国际会计准则第34号——中期财务报告

国际会计准则第35号——终止经营

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

国际会计准则第37号——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

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无形资产

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自2001年1月1日起生效）

国际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常设解释委员会）

前言

解释公告第1号——一致性：存货成本的不同计算方法（国际会计准则第2号）

解释公告第2号——一致性：借款费用资本化（国际会计准则第23号）

解释公告第3号——消除与联营企业交易中的未实现利润和损失（国际会计准则第28号）

解释公告第5号——金融工具的分类：或有结算条款（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

解释公告第6号——修改现用软件的费用（框架）

解释公告第7号——引入欧元（国际会计准则第21号）

解释公告第8号——首次采用国际会计准则作为首要的会计基础（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

解释公告第9号——企业合并：区分为购买或权益结合（国际会计准则第22号：

解释公告第10号——政府援助：与经营活动没有特定联系的政府援助（国际会计准则第20号）

解释公告第11号——外汇：严重货币贬值所导致的损失的资本化（国际会计准则第21号）

解释公告第12号——合并：特定目的实体（国际会计准则第27号）

解释公告第13号——共同控制实体：合营者的非货币性投人（国际会计准则第31号）

解释公告第14号——不动产、厂场和设备：项目减值或损失的补偿（国际会计准则第16号）

解释公告第15号——经营租赁：激励措施（国际会计准则第17号）

解释公告第16号——股本：购回本身的权益性工具（库藏股）（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

解释公告第17号——权益：权益交易费用（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

解释公告第18号——一致性：允许选用的处理方法（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

术语汇编

国际会计准则及征求意见稿的历史

索引

暂无相关内容，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出版社相关信息，正在全力查找中！

暂无相关书籍摘录，正在全力查找中！

在线阅读地址：国际会计准则2000在线阅读

在线听书地址：国际会计准则2000在线收听

在线购买地址：国际会计准则2000在线购买

暂无原文赏析，正在全力查找中！

编辑推荐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其目标是促进国际会计的协调与统一。为实现此目标，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制定和发布国际会计准则，取得了重大成果。为推动国际会计准则的广泛传播与应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近年来陆续将国际会计准则翻译成其他文本。这部中文版《国际会计准则（2000年）》的出版就是这一努力的重要成果之一。

• 作者：Showing V1.4.1 发布时间：2016-04-23 21:28:57

  对制作组满满的敬意

• 作者：amstel 发布时间：2016-04-14 14:30:28

  interesting journal book or maybe wrting prompts

• 作者：豆腐仔 发布时间：2023-10-22 15:19:16

  幻方部分依然跳过很快看完，倒是最后给民科的忠告还挺发自肺腑的，没读过几年高数真的就别老是说自己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吧。

• 作者：襄儿 发布时间：2022-04-06 08:37:59

  人才复制，首先是要人才培育，培育的逻辑清晰，案例也具体，清明假期期间唯一读的书，有收获

• 作者：茜丹茜丹 发布时间：2022-01-26 11:52:57

  很多观点都应该再深入一些，总是浅尝辄止……

• 作者：电击治疗 发布时间：2023-11-12 19:05:51

  奢安之乱实在是明末大乱中被忽视的部分。。

• 评《一地鸡毛》

  作者：高芾 发布时间：2011-06-10 19:52:58

         

         当刘震云在《北京文学》1989年第2期上发表《单位》之前，大部分评论者将这位供职于《农民日报》的小说作者看作现实主义作家序列中的一员，只是比一般的青年作者显得成熟，他的作品“几乎都是简净轻灵的白描，没有冗长的铺叙，对话也绝不说到一大篇”（曾镇南，1985），从早期的一系列中短篇作品，到《塔铺》、《新兵连》，刘震云的风格被评为“贴近生活原色、忠于生活真相的现实主义精神”（雷达，1988）。

          比起所谓“85小说新潮”来，刘震云显得“像面包一样朴实”，描写的都是“最普通的人在最普通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最普通的事”，这被有的评论解读成“对现实主义传统及其力量的信仰”，而“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历来被认为更贴近读者，更接近大众（方克强，1989）。这种变化，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大转向，我们下文还要提及。

          九十年代之前的刘震云，似乎有些两头不讨好。尽管《塔铺》与《新兵连》看上去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并无二致，但这位新锐作家笔下总让人觉得有些与众不同。以经典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评论者不免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单纯的生命情感在巨大的生活背景中显得孤立寂寞，它所揭剖的是单纯的生命本原的情感躁动，缺少一种文化精神的观照……更多的是个体生命的感受，并没有融进强大的社会精神背景中”（王必胜，1988）。

          而刚刚经历了“寻根文学”与“现代派”这种压缩式的文学进程的批评者，则多少有些不满于刘震云写法上的保守内敛。李扬《文化：作为意志的表象——论刘震云小说的文化内涵》可以视为这种看法的代表。他在这篇1990年的评论里给了刘震云一个定评：

  读刘震云的小说也往往让人感觉到他的思想胜于他的表达，知识高于他的生活感受力……他的学问、思想一方面使他的小说有了一定深度，但另一方面又阻抑了他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和文学语言生成的能力，这导致了刘震云小说语言的粗粝。因此，在“感觉爆炸”的新潮小说映衬之下，他的小说显得笨拙；而在“文体意识”逐渐增长的文学批评家那里，他的小说又显得那么一般；这也许是刘震云未曾被广泛注意的重要原因。

         这里多少透出了一种困惑。这种困惑源自对于刘震云创作无法进行有效的命名与解释。因此，当“新写实”被提出与定名之后，刘震云迅速被列为这种新潮流的代表作家之一，而他之后的创作，似乎也在印证着这种判断的准确，并将这种潮流向前推进得更远。

          “新写实小说”概念的提出是在1989年，其代表作品的出现则要早得多。具体时间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1987年下半年（雷达，1989），也有人上溯到1985年（陈骏涛，1990）。而“新写实”的命名，评论界也未能到得一致意见，分别称为“新写实小说”（张韧、吴方）、“新写实主义小说”（徐兆淮、丁帆）、“新现实主义小说”（雷达），也有的称为“后现实主义”（王干）或“现代现实主义”（陈骏涛），还有的坚持“生态小说”的提法（邵建）。不过在《钟山》编辑部1989年第3期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后，“新写实小说”的名称逐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至于“新写实小说”的定义，评论界更是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最初的两种代表性观点出现于《文学评论》、《钟山》1988年10月联合举办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文学“讨论会。一种是陈骏涛的“回归说”，认为这种回归了的新现实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相比，表现出三个新的特征：（一）重视表现普通人的生存境况，表现出一种求真意识；（二）从创造典型到典型的消解，从写外世界到写内世界；（三）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另一种是王干的“后现实主义”，他也概括了三个特征：（一）还原生活本相；（二）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创作；（三）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创作。

       《钟山》编辑部则在“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中下了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褪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

         除此以外，还有评论认为“新写实小说”与自然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而认为这是“对自然主义的一次回归”，“在新的层次上对自然主义作了扬弃，达到了一种新的水平，新的境界”（丁永强，1990）。

         基于概念的争执不休，“新写实小说”所涵盖的作品也是众说纷纭。除了池莉、方方、刘震云较少受到质疑外，其他作家如刘恒、李晓、朱晓平、王朔、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李锐等应否划入“新写实小说”阵营都有争议，更有评论将谌容、朱苏进、赵本夫、高晓声等作家的部分作品也纳入其中，以致有论者提出了这样的忧虑：“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这种研究囿于一个大而化之、空洞模糊的‘新写实’口号之下，一切研究只是为了去证实一个尚不知为何物的东西，恐怕这种形容不会真正有什么理论成果的。”（潘凯雄、贺绍俊，1990）

         笔者认为，“新写实小说”作为一个批评命名与文学史概念，基本是成立的，但其指向应当限于作品，而非作家。就以刘震云为例，早期作品（包括《塔铺》、《新兵连》）还是可以划归传统现实主义范畴，《单位》、《一地鸡毛》、《官人》等可以看作典型的“新写实”作品，后来的中篇《温故一九四二》和长篇《故乡天下黄花》恐怕要列入“新历史小说”比较合适，更不用说再后期的超长篇《故乡面和花朵》以及《手机》、《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等近年新作——作家有自己的创作发展历程，但时代的需求会对作家作品构成显影与形塑。

          “新写实”的命名，对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刘震云，既是一种向上的推力，也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遮蔽。它既凸显了刘震云作品对传统写实手法的改造与颠覆，又将刘震云当时的创作，按照“新写实”的定义框范成了一种“共性”。这种框范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对刘震云作品的认知与评价。

          如果说刘震云的写作风格确实存在一个从现实主义向“新写实”的转变的话，那这个转折点无疑是《单位》。《单位》的原发编者石丛在《〈单位〉里发生了什么——读〈单位〉札记》一文里，回顾读到这篇小说原稿的最初感受是“一种只有当编辑才能体会到的喜悦之情使我处于难以自持的激动之中”，“也许因为我对《塔铺》和《新兵连》太欣赏了，因而对它们的被超越思想准备不足，所以看到《单位》才会如此吃惊。”

        《单位》与两年后的《一地鸡毛》从内容说是姊妹篇。《单位》写的是某部某局某处这个“单位”里，“官”“民”都活得不轻松。原处长老张升任副局长，副处长老孙立即为了他留下的空缺到处活动；小林刚来单位时“学生气不退”，吊儿郎当，后来幡然醒悟，为了争取入党谁都巴结，偏偏同事间又不和，弄得小林顾此失彼，临了还是鸡飞蛋打，一事无成。石丛这样描述刘震云的变化：

          读过《塔铺》和《新兵连》，再读《单位》，我突出的一个感觉就是作者有了一个观察世界的全新方式。不再把世界一分为二为对立的两极，不再从一个个人物身上去寻找“典型性”，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个别人物的命运，而是考察群体的生存状态。在这一点上与《新兵连》所不同的是，这个群体里已没有了对立的营垒，任何人也无法完全支配别人的命运。在由老张、老孙、老何、女老乔、男小林、女小彭组成的那个群体里，虽然也有些扯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但任何人与另一个人已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也没有任何两个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石丛点出的问题，正是《单位》与传统现实主义创作大异其趣的地方：它不再强行集中、加剧、刻划生活中的矛盾，而是将对生活的叙述还原成琐碎、模糊、不确定的原生态，并最大限度地将作者的情感倾向抽离，即所谓“零度情感”——当然，“零度”是相对于传统现实主义那种鲜明的爱憎态度而言——或者说，它并不预设一种先在的价值评判，如博大、深邃、清高、美好等等，它只是尽可能地用“生活流”的写法呈现一种“毛茸茸的原生态”，从而引起了无数处于同样境遇的读者的共鸣。“新写实”另一代表作者池莉曾说，《烦恼人生》一出来，武钢的工人个个都说自己是印家厚。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机关中的小职员，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小林，或老何。

         《一地鸡毛》将视线转到了小林的家庭生活。收入少，地位低，“不会混”，使小林无法让孩子入好的幼儿园，无力办妻子的调动，连留小时候救过自己命的农村老师吃顿饭，也要和妻子吵一架……其生活的烦恼程度，和池莉笔下那位武钢工人印家厚确乎也相差无几。他似乎开始“时来运转”了，那却是一系列“错位”造成的：妻子单位开了班车，是为了领导的小姨子上班方便；孩子进了好幼儿园，却是给人家当“陪读”；收入增多了，靠的是小林帮大学同学“小李白”卖烧鸭子。到最后，小林利用职务之便得到了一台微波炉的酬谢，也就觉得心安理得了：“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满舒服。”这道理是什么？“过去老说单位的事如何复杂不好弄，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好弄的？过去你有过宏伟理想，可以原谅，但是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小林，一切还是从馊豆腐开始吧。”这和《单位》里说的“要想混上去，混个人样，混个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就得从打扫卫生打开水收拾梨皮开始”是一个道理。就这样，小林“醒悟”了，单位里多了一个油滑的职员，社会上多了一个庸俗的市民，以前那个生气勃勃的大学生终于被改造了。

          刘震云在叙述这些生活中的“鸡毛”时，使用了大量的反讽笔调。对于小林，他是反讽中带有同情，对于老张、老孙、女老乔，也并非毫不留情的讥刺，而是有理解与同情在里面的。他在创作谈里讲：“领导也不容易，整天撕撕拽拽，纠纠缠缠，上上下下都要照顾，需要动心思，何况他们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下级不易，领导也不易，这才叫辩证唯物主义。”（《诉说衷肠》，1991）在《单位》与《一地鸡毛》里，刘震云矛头所指的并不主要是大大小小的官僚，而是如陈晓明指出的那样：“刘震云试图运用‘反讽’去解开人类本性与制度化的存在结合一体的秘密。……人们自觉认同权力的结果，就足以使权力渗透我们每时每刻的生存。”（《漫评刘震云的小说》，1992）这就应了刘震云自称的“我的小说主要反映了生存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塑造”。

        “新写实小说”的诸代表作，确实有着相对一致的叙事动机与叙事姿态，其共同点可以概括为“实录精神”、“平民视野”和“反英雄”。方方在《风景》开头就讲：“请原谅我以十分冷静的目光一滴不漏地看着他们劳碌奔波，看着他们的艰辛和凄惶。”池莉说：“《烦恼人生》中的细节是非常真实的，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我不篡改客观现实。所以我做的是拼版工作，而不是剪辑，不动剪刀，不添油加醋。”刘震云的表述更为直接：“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新写实真正体现写实，客观存在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而是给读者以感受。”这就决定了新写实小说家放弃“刻划典型人物形象”的努力，转而“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普通人”来描写。新写实小说的许多作品中，都对知识分子的高蹈理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嘲弄（如池莉《不谈爱情》，方方《行云流水》，刘震云《一地鸡毛》）。

         这种姿态会遭遇到隔膜与诟病，可想而知。《一地鸡毛》发表后，迅即被《小说月报》选为头条（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待遇），有读者致信《小说月报》，表达了阅读中的困惑：“《一地鸡毛》可读性也强，然而掩卷深思，真觉得遍篇的‘鸡毛’加蒜皮，摆在头条，不知能给读者以什么启迪和教益？文章‘源于生活’但是否‘高于生活’？”（《读者•作者•编者》，1991）这种看法，正表明《一地鸡毛》对固有的文学审美习惯构成了新的挑战。一直追踪、欣赏刘震云的资深评论家雷达也有着类似的忧虑：“他是否过于停留在生活的表象层，过于‘形而下’了呢？另一方面，他是否又过于排除思想情感的提升，美感的发掘了呢？没有思想的脊骨，没有美感的强光照耀，我担心摊开来的原生态的生活，会变成一具失血的躯体。”（《〈一地鸡毛〉四人谈》，1991）在肯定刘震云小说的艺术成就与“生活陌生化”尝试的同时，金惠敏基于“文学即人学”的观念批判他的小说创作是“精神的缓缓而不可抵挡的后退”：“他愈来愈认同于‘生活’的阴暗一面；愈来愈醉心于人性的黑暗，醉心于展览人性中见不得阳光的琐屑、卑微和邪恶。在他笔下，人似乎已不成其为人。”在金惠敏看来，这不啻是对向善努力从未停歇的人类的“一个毁谤”（《走向永恒的黑暗：刘震云小说历程》，1992）。

         更多的批评是将“新写实小说”一勺烩，有的指责新写实小说将“烦恼人生”归结为一些琐碎问题，似乎问题解决了就能找到幸福，成了变相的“问题小说”；有的认为这些作品的初衷是要批判世俗、平庸，但却在叙述中“无意地失去了抗衡的力量，而不知不觉地沉缅于这种平庸之中乐而忘返”；（谢风坤《谈刘震云近期小说创作》，1992）更有人声称在“最初的共鸣”之后是深深的疑问，因为“在新写实小说中，英雄远去之后，人也随之沉没，在英雄消失的地方，站起了一群苟活者，以不同的行为演绎着苟活者的人生哲学。”（李新宇《苟活者及其人生哲学》， 1991）对于新写实小说标志性的“写实手法”，也有人批评：“所谓‘生活流’，其实是作者艺术手段欠缺所致。……在特定的文学情势下，艺术色彩的淡薄与艺术表现的单调便成了优长──被概括为表现‘原生形态’的特色。”（刘纳：《无奈的现实和无奈的小说》，1993）

          如果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现实有所认知的话，大概不难明白为何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会出现一种急速的下滑曲线，这是“新写实小说”出现并走红的大背景，也是为何这些灰暗无奈的叙述会引发如今看来多少有些夸张过度的批评。“新写实”的前面是狂飙突进的八十年代，后面是表达知识界救赎与自我救赎意图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则“新写实小说”的意义，在于首次公开而集中地展示了中国精神生活的低谷状态。

          具体到《一地鸡毛》，至少有三种九十年代之后走红一时的写作路数，可以从中寻到端倪。一是开了“官场小说”的先河，体制对人性的压抑与异化，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处世之道的集中传达，还有暴露性的权力运作描写，《一地鸡毛》都已涉及，尤其是它的“非批判姿态”；二是对平民生活的关注与宽容，这是当初整个思潮的推动所致，文学不再强调善恶的分辨，即使面对社会的“精神底层”也尽量平视，当然这种姿态也带来某种犬儒式的倾向；三是以回归传统与民间的视角，来颠覆进化论式的历史与现实图景。陈思和曾本着他一贯的“民间写作”观点指出：“自《单位》始，刘震云的小说自成一个‘神话’文本……它叙述的故事时空不一，但重复了同一的原型。原型包括了两个相成相反的模式，可用中国古代寓言来表达：‘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由此还派生出一系列亚模式”（《冬天的话题——关于刘震云小说》，1992）。刘震云后来对“从现实出发重述历史”的迷恋，以及乐于从历史与现实中抽出各类权力（政治、话语……）的线索，都可以从《单位》、《一地鸡毛》找到源头。

          对刘震云这样一位作家，或许老同学李书磊的评价最为中肯：“震云身上有种东西在当代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那就是他对这世界比较彻底的无情观。他坚定地认为结构是一个笼，人是一条虫，人在结构中生活就象箱笼中虫在蠕动。……人就是那么一种无色的存在，亮色或者灰色都是一种幻觉。这种意念不能说对，也不能说错，是对是错其实无关紧要，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彻底性；这种意念的彻底性使它最终达到了一种心平气和的境界，使震云对人与社会的批判归于一种娓娓道来的冷酷而不是张牙舞爪的激烈或者落花流水的感伤。什么东西一经彻底就有戏，就有光彩，就显得炉火纯青，这种道行的确是凡人莫及的。”（《刘震云的勾当》，1993）刘震云日后的文学实践，包括他兼顾市场的影视创作，或许都来自这种“看破”的彻底。

  延伸阅读

  刘震云：《新兵连》，《青年文学》1988年第1期。

  刘震云：《单位》，《北京文学》1989年第2期。

  李扬：《文化：作为意志的表象——论刘震云小说的文化内涵》，《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3期。

  李书磊：《刘震云的勾当》，《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1期。

  陈思和等：《刘震云：当代小说中的讽刺精神到底能坚持多久》，《作家》1994年第10期。

  摩罗:《刘震云：中国生活的批评家》，《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4期。

• 有关癌病房

  作者：索姆拉 发布时间：2008-11-25 23:52:48

  “当初事情是这样的：真主分派寿命，给所有的动物各派五十年，够了。可是人最后才到，真主只剩下二十五年还没分掉。人表示不乐意：太少！真主说：‘够了。’可是人坚持说：‘太少’于是真主说：‘那你自己去问，也许有谁觉得太多，愿意让给你。’人便去打听，他遇到了马，对它说：‘喂，马啊，我的寿命太少。你让一点给我。’‘好啊，你就拿二十五年吧去。’人继续往前走，只见狗迎面走来。‘喂，狗啊，让点儿寿命给我！’‘拿二十五年去吧。’他回到真主哪儿。真主说：‘随你的便，是你自己要这样。最初的二十五年你可以过人的生活。第二个二十五年你将象马一样干活。第三个二十五年你将象狗一样往往乱叫。还有二十五年，你将象猴子一样被人取笑……” ——《癌病房》，1980.p36.

     从上面摘抄的寓言也可以看出，在这么一个暖阳初冬的早晨写和亚·索尔仁尼琴有关的东西，尤其是写和《癌病房》有关的东西，实在是有那么一点情绪错乱的恍惚感。最近发现自己太过无知，例如萨缪尔·贝克特从巴黎高师走出去以后写了《等待戈多》（这一点留到《巴黎高师史》那里再说），又例如我那么喜欢《癌病房》，却从来没注意到它的作者是谁，竟然在他死后才知晓他是何等人物。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这个比苏联活得更长，代表俄罗斯良心的忧郁老头，以他倔强的性格和描写流放生活的集中营文学闻名于世。2008年8月3日索尔仁尼琴逝世，可以说，是作者的死促使我再一次翻开这本发黄的书。这算是一种还债，也是以另一种形式纪念某人离开世界。

   首先我必须要惊讶一下豆瓣书籍信息的齐全程度：我手里这本《外国文艺》编的《癌病房》，1980年4月第一版定价两元（现在两元连本杂志都买不到），上面还标着内部发行四个字，豆瓣上这本书的样子竟然跟我手里的一模一样，连发黄程度都差不多。这书到我手里有小三年了，似乎是毕业市场上淘到的，具体情景已记不清，只记得是作为写作参照的素材搬回来了。凭借《癌病房》，索尔仁尼琴摘得了196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毫无悬念的被前苏联禁止领奖），这里面固然有冷战的政治意味，但小说自身的价值也可见一斑。这本书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冷峻的真实，散发着西伯利亚的蛮荒魅力，具有海明威式的硬汉调子。癌症，大部分癌症是绝症，这种“绝”更大意义上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罹患癌症的人，医学上是计算存活时间而很少以“治愈”的判断对治疗进行评价，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这人在得癌症那一刻起就得等死了一样，就这一点来讲，癌症给病人造成的打击是远远大于其他病症的。在《癌病房》成书的那个年代，放射疗法和化学疗法都还尚未彻底完善，癌症复发率不低，病人治愈率却不高，死亡的威胁应该说是笼罩在病房之上的，可是全书没有一处是明写某个病人死去了——除了那些所谓的“出院”（失去治愈价值而将病人请出医院，省得浪费医疗资源）之外，只有一个人被侧面交代是死了，是那个工人阶级叶甫洛夫，医院的女工说他死在火车站的售票室——这种暗笔反而让人觉得隐藏的死神毛骨悚然。病房题材，尤其是绝症题材在文学史上还是很少见的（那些女猪脚不是得白血病就是被汽车撞死的韩剧就不要提了），但这种封闭空间式的舞台架构非常有利于叙事，像坠落荒岛啦，关进大狱啦，都容易作出好看的文章来。和所有的封闭空间一样，病房是个奇特的地方，不管你在正常的社会处在哪个阶层，有多么的牛逼，进了病房大家都是病友，阶层之间的隔膜必然会随着共处时间的增加而慢慢弱化消失。《癌病房》的叙事主要从两个人的视角展开，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卢萨诺夫是个国家供养的人事干部，热衷于政府机关所热衷的一切小把戏（例如人跟人之间互相整，关心国家大事和统计数据）；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被卢萨诺夫称为食骨者）是个流放犯，为国家贡献了青春但对其失去了信任，粗鄙但抱有自主的思想，此外还同时跟两个女医生调情（可能我不大了解背景，那个时候的苏联男人比较少，二战都死了），这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索尔仁尼琴自己的写照。前者精致、高尚但虚伪，后者粗糙、肮脏但真实，两双截然不同的眼睛，看到的医院也是迥然不同的，但是他们在共同的敌人——肿瘤之下还不得不扶持安慰、相互倚靠。

   我们这辈人对于流放这种事情是毫无概念的，流放不仅代表着生活的艰辛和环境的恶劣，最重要的在于身后背负的那个巨大的罪孽的十字架。流放之人是有罪之人，是社会的毒瘤，理应加以剪除，只是出于人道才留给这些人一条性命，从这一点上讲，苏联跟中国在那个时代确是没有区别的，因此那个破旧病房里总是充满了火药的气息和思想矛盾的激烈冲突。然而，同被肿瘤从正常的生活世界拉到这个由吃药、打针、傻等、睡觉构成的单一世界中去的，并不只这干部和劳改犯两人。乌兹别克的牧民、家庭不幸的学生、争分夺秒的地质学家、等死并最终如愿以偿的工人，还有那个年纪轻轻就要割掉乳房的姑娘，这群困兽在死神的关注下镌固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希望、失望、绝望、重拾希望，想要抓住每一根可能救命的稻草，甚至连背负救命之责的医生也被拉进了癌的深渊。肿瘤就像头顶的巨石，只会砸中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但对于中奖者来说，那相当于百分之百。这对于读者来说不啻为一种悲剧性的阅读体验，尤其是深夜读来更有一种惊悚之感：合书每每必要浑身上下而摸索，确认周遭没有奇怪的突起方安。海德格尔说的人的向死性确实很在理，但是一旦真去观视，实在是让人如坐针毡——他大抵是想让所有人都像他一样烦、畏、恶心、无聊，我不得不说，他这种变态喜好确实产生了一点效果，如果你带着这种想法去读《癌病房》的话。

   其实我读《癌病房》主要是想看看别人如何描写垂死的病人，怎样渗入那种恐慌的情绪，但是书第二部的发展却是令我大失所望的，因为一些给人感觉明天就会死的病人，竟然慢慢的好转了！到了书的后半部，病人非常清晰的分出了阶层，一边是可治愈的，一边是等死的。两个主人公显然属于可治愈的那伙，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建立起的同病相怜之情，又要被阶级划分打碎——卢萨诺夫坐小车离开，重新融入公文与同志构成的世界；科斯托格洛托夫却要靠自己的双脚走出去，挤在闷罐子里回到名叫乌什·铁列克的流放之地去。康复使他们重新反目，却又都暗自庆幸脱离了死亡的阴影，从彷徨的群氓中分隔开来。主人公的出院使小说戛然而止，但故事的结局却是开放式的：焦姆卡能否收到描绘动物园状况的明信片，他会和那个被割去乳房的阿霞结婚吗？叫胶体金的玩意能不能救大学生，它对恶性黑色素瘤有效吗？那个乐观得吓人的恰雷，真的能靠伏特加跟胃癌拼个你死我活吗？和肿瘤战斗了一辈子的董佐娃医生，又要怎样同自己身上的肿瘤作战呢？这些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两个人死了，代表天真的工人阶级的叶甫洛夫，有一把好力气却癌肿环颈，陷入宗教的慰藉中扬着托尔斯泰的小册子四处问别人为什么生活（为了爱！为了爱！），就连死去也只是在别人嘴里轻描淡写的一语带过；代表苟延残喘的知识分子阶级的猫头鹰舒路宾，为了活命而甘愿出卖良心充当沉默的大多数，只有在得知自己气数将尽时才慷慨陈词，他的死却未被点明，只是在胡话中淡出（我没有整个儿死灭，我没有整个儿死灭……）。天真愚壮的工人阶级和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阶级都死了，这个国家怎么办，这个民族怎么办——道德社会主义！这是索尔仁尼琴的立场。这个立场借舒路宾之口被言说出来，以一种将死者的预言出现在文本之中：

  “……我们要向世界展示这样一个社会，那里的一切关系、基础和法律都将发源于道德，此外别无源泉！比方说：如何教育孩子，他们该接受何种训练，成年人的劳动应引向什么目标，如何安排他们的业余时间——一切考虑都必须以道德的要求为出发点。科学研究只能搞无损于道德——首先是无损于研究者本人的道德——的项目。在对外政策上也是如此！在有关任何边界的问题上，不应当考虑，这个步骤将使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增添财富，加强实力，或者提高威望；而只应当考虑，这个步骤在多大程度上合乎道德。” ——《癌病房》，1980.p606

   这段文字姑可看做是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宣言。这种伦理至上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无异于柏拉图的哲学王，充其量可说是一种对于往日生活的迷恋，一种对旧时代保守自足的浪漫主义敞开。正是这种坚固到偏执的信念使得索尔仁尼琴不对任何势力妥协，除了普京——这种纯净的人格固然可贵，但具体观点的合理性且不敢恭维。无论如何，在那个时代环境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同寻常地闪耀着人性与良知的光辉。那些雕塑式的段落，例如537-542页少年亲吻将要被割去的乳房的片段，具有直触读者心底的穿透力和冲击力。整本《癌病房》并不具有剪裁得当的精致，而是散发着一种漫不经心的粗糙。正是这粗糙铸就了索尔仁尼琴的精神内核，就如同初冬的暖阳一般凛冽而蕴忍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