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日本深的精神文化--武士道 (日)新渡户稻造 著,傅松洗 译 企业管理出版社【正版书籍】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最早把日本的武士道介绍到西方世界的是日本最早的留学生之一新渡户稻造（1862-1933）。1899年，美国出版了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成的《武士道》（《Bushido,The Soulof Japan》），立即受到西洋世界的反响与好评，英文版的《武士道》在美国、英国先后再版10次，并被翻译成德、意、法、西班牙等多种其它语方的译本，成为介绍武士道文化的经典之作。新渡户也因《武士道》一书成为日本的近代思想文化先驱人物。现在日本发行的5000日元钞票上，就印着新渡户稻造的肖像。

译者序

版序

增订第十版序

序言

章 建立道德体系的武士道

第二章 武士道的起源

第三章 武士精要——义

第四章 勇——敢作敢为、坚贞不屈

第五章 仁——不忍之心

第六章 论礼

第七章 真心诚意

第八章 名节

第九章 忠之道

第十章 教育、训练

第十一章 克制

第十二章 与复仇

第十三章 武士之魂——刀

第十四章 女性教育情况及地位

第十五章 武士道的影响

第十六章 武士道在今天

第十七章 武士道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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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猛的精神实质是由冷静——内心的镇定自若得到证明的。平静是憩息中的勇气。勇敢的行为是一种动态表现，平静是勇猛的静态表现。真正勇敢的人永远是安详的，他从不感到惊愕，没有什么能扰乱他精神的平和。

“吹散花儿的轻风、遮蔽月亮的云朵、竭力找茬儿的人，尽管他们或许伤害了你的感情，可对这三者，你唯有宽宥。”

我不认为时尚只意味着虚荣；相反，我把这些看成是人们内心对美的无止境的追求。而我也不认为繁缛的礼仪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也是长期社会实践的结果，是取得某种最佳社会效果的恰当方法。

权力和财富的分离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愈趋均衡。

如果国家强大得能够要求它的民众真心服从，那就太可怕了！

正是这样勉力轻视金钱和金钱欲，武士道才能够长期摆脱金钱所导致的万恶，这就是我们的公务人员长期没有腐败问题的充分理由。只是，令人慨叹的是，对金钱的崇拜是多么迅速地进入了我们的时代。

虽然老子教导说要以德报怨，但是孔子的声音响亮得多，他教导必以直报怨。

有句广为流传的话——“失败既是胜利”，指的是真正的征服并不因贸然反抗狂暴的敌人而得；还有“最好的胜利是不流血的”，还有其他一些含义相近的谚语，这些归根结底都表明，武士道精神的最高境界是和平。

＂忍所不能忍，是为真忍。＂伟大的德川家康留给后代的家训中，有这样的话：＂人生犹如负重远行。勿急，勿责人，要经常反思自己的不足。忍耐为人生长久之本。＂

织田信长说，＂假如夜莺不鸣叫，我会杀了她＂；丰臣秀吉说，＂如果不鸣叫，我会逼她鸣叫＂；德川家康则说，＂如果她不叫，我会等待她开口。＂

外国客人在日本漫游的时候，大概见到过许多蓬头蔽衣，手持大手杖或书本，以与世无涉的态度，在大街上昂首阔步的青年吧？这就是“书生”（学生），对他们来说，地球太小了，诸天也不高。他对宇宙和人生有他独特的见解。他住在空中楼阁中，咀嚼着幽玄的智慧的语言。他的眼睛闪耀着功名之火，他的内心对知识如饥似渴。贫穷不过是促使他前进的激励，在他看来，世上的财宝是对他品格的桎梏。他是忠君爱国的宝库，以国民荣誉的保卫者自居。列出他所有的美德和缺点，他就是武士道的最后的孑遗。

你在日本旅行时，会见到很多青年，他们留着乱蓬蓬的头发，身着寒酸的制服，手持大手杖或一本书，戴着一副对尘世间置若罔闻的神情在大街上大步穿行吧？他就是“书生”，对他们而言，地球太小，天不够高。他有着自己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身居空中楼阁，以缥缈幽率（？）的智慧语言为食。他的眼中透射出功名之火，他的心中渴望着知识。贫困只是激励他的动力，世俗财产在他眼里是品格的枷锁。他是忠实和爱国精神的宝库，是自封的国家荣誉的卫士。列出他所有美德和缺陷，可见他就是武士道最后的孑遗。

　　佛教所未能给予武士道的东西，却由神道充分提供了。由神道的教义所刻骨铭心的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尊敬以及对父母的孝行，是其他任何宗教所没有教导过的东西（太扯了！），靠这些对武士的傲慢性格赋予了服从性。神道的神学中没有“原罪”那样的教义。相反地，神道相信人心本来是善的，如同神一样是纯洁的，把它崇敬为宣示神谕的最神圣的密室。参拜神社的人谁都可以看到，那里供礼拜的对象和道具很少，一面挂在内堂的素镜构成其设备的主要部分。这面镜子的存在，是很容易解释的。它表示人的心，当心完全平静而且澄澈的时候，就反映出神的崇高形象。因此，如果人站在神前礼拜的时候，就可以在发光的镜面上看到自己的映像。而其礼拜的行为，就和古老的德尔斐神谕所说的“知汝本身”同一归宿。不过所谓知你自己，无论是希腊的教谕也好，日本的教谕也好，并非意味着有关人的肉体部分的知识，即解剖学或精神物理学的知识。这个知识的性质应是道德的，指人的道德品质的内省。根据蒙森比较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做的评论，希腊人在礼拜时抬眼望天，而罗马人则是以物蒙头，前者的祈祷是凝视，后者的祈祷则是反省。我国国民的内省，本质上和罗马人的宗教观念相同，比起个人的道德意识，毋宁说民族的意识更为显著（中国人祈祷的方式是？跪拜头磕地？）。神道的自然崇拜，则从一个系谱追溯到另一个系谱，使皇室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远祖。对我们来说，国土并不仅仅意味着可以开采金矿或收获谷物的土地——它是诸神，即我们的祖先之灵的神圣住所（中国人的祖先概念好像没有一个明显的诸神系谱，为何？如此形成的民族意识有何特征？）。再者，对我们来说，天皇不是法律国家的警察的首长，或者文化国家的保护人，他是昊天在地上的肉身代表，在他那尊贵的身上同时具备昊天的权力和仁爱（中国人心中皇帝又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如果说鲍特密先生就是英国皇室所说“他不仅是权威的形象，而且是民族统一的创造者和象征”是正确的话（而我相信...

人们会注意到，神灶毫无可供李白的器物。它最基本的设施、也是最引人注目之处，仅是内殿悬挂着一面普普通通的镜子。这个物件的出现很容易解释：它代表人心；当人心完全平静清澄时即现出神的形象。因此，当你站在神灶前参拜，你看到发光的镜子表面映出自己的形象，这朝拜的行为等同于古希腊的德尔菲训谕——“认识你自己”。

编辑推荐

英文版的《武士道》在美国、英国先后再版10次，并被翻译成德、意、法、西班牙等多种其它语方的译本，成为介绍武士道文化的经典之作。日本人自傲于经济强国的身份，正在努力把一切成功根源归因于日本的传统。而日本的传统，盛的就是武士道。所以，了解日本，从武士道入手是一条捷径。今天日本人所做的一切事，都能够从武士道中找到久远的根源或较为可靠的解释。特别是武士道披着经济的处义，进行出色的商业运作，更显出惊人一面……

书籍介绍

与“ 以和为贵”的精神一样，“ 武士道”精神对于探究日本的价值与伦理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学者罗伯特 N 贝拉在《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中说:“这是因为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代已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有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而武士道所倡导的伦理道德的核心，恰如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指明的那样，“ 至于说到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继孔子之后的孟子，对武士道也发挥了巨大的权威。”

• 作者：ゆうき 发布时间：2009-08-29 13:00:42

  很泛泛

• 作者：馋灯懒鱼 发布时间：2009-02-05 12:43:49

  一直研究，没有完的时候。。。

• 作者：银河发吃指南 发布时间：2005-11-26 02:03:24

  剖析深入，是经典作品

• 作者：伊達 发布时间：2006-11-14 20:35:22

  写得不错

• 作者：伯宇 发布时间：2010-06-01 23:09:07

  還好吧，有些淺了

• 作者：NN 发布时间：2007-08-24 21:39:20

  在图书馆的效率就是高啊，嚯嚯……

• 武士道的挥刀之手——读《武士道》

  作者：hisoul 发布时间：2008-02-14 14:18:18

  一百年来，武士道与剖腹自杀在中国被视为一对同义词，而挥刀之手无疑是一名因耻辱而自杀的疯狂的失败者。这种见解因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罪行与新中国播映的数以千计的战争体裁的影片而广为流传。

  与中国人原告的身份不同，美国人或者说西方人总是希望自己以律师的身份判定武士道的价值体系。从一百五十年前日本被美国敲开大门，到六十年前日本人在珍珠港还以颜色，武士道仍然被律师与西方的陪审团视为有罪。纵然美欧作为辩护律师也是难以将武士道解释清楚。

  日本人新渡户稻造是一名深谙西方文明的学者，在一百年前他决定站在被告者的立场向西方解释一下武士道。当时他用英文写作了《武士道》一书，在短短几年内重版了十次之多，并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还将此书赠其友人。《武士道》一书不仅让世界开始从更深的层面上了解日本，也开启了泛中华文化圈的大门，尤其是儒家的伦理体系更加明晰地出现在西方面前。

  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可以说是一种儒家伦理体系，只是日本本土文化与其有惊人的暗合。它是用中国古典哲学浇灌出来的日本固有植物——也是武士道与日本的象征樱花。武士道通俗地说来，是指“武士的训条”。围绕着这个“训条”，有几个问题凸显出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武士道的溯源问题，它是控制武士道的挥刀之手的决定性因素。

  与西方骑士道的三大溯源“宗教、战争和光荣”大为不同，武士道几乎以其源头的重要性依次可分为佛、神道与孔子学说。佛或者说禅，提供给武士一个字：静。要求武士处危不惊乃至卑生亲死。禅是更高要求的“静”，让武士通过“冥思默想”“确认一切现象深处的原理”，也即“确认绝对本身”。神道给予武士道佛无法提供的东西，以一字“善”可以概之。神道的宗教意味弱于基督教，与“原罪”道德体系大为相异的是神道相信人心本善，如同神一般纯洁。对于“心”的重视，使武士道视中国哲学家王阳明为圣贤，因为他极端地肯定了个体性，同时又提出“知行合一”，完全满足了日本人与武士道的理念追求与世俗目标。新渡户稻造立刻认可了这一点：日本人有着任何国家都不具有的“性格

  独创性上的差别”。日本人在性格上强烈的两重性乃至多重性亦成为武士道衰败的重要因素之一。神道在外化的感情上对日本人影响甚深，因为它不仅以伦理教谕的面目高于一切，而且给予日本人特别强烈的民族感情——“爱国心与忠义”。神道提供这些行为准则的方式较之基督教也更为有力，它减少了程式化的条款可能带来的疑惑，相当直接地让其深深注入武士道的精髓之中。

  武士道作为一种特殊的道德规范，“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孟子“对武士道也发挥了巨大的权威”。新渡户稻造认为孔孟的书是国民的最高权威，但是他亦提及在孔孟之道传入日本之前，大和民族已经本能地认识到了五伦之道，孔子只不过让它们得到权威意义上的确认。无论他如何解释日本民族的本能是如何产生的，事实上他在以后的行文中也没有再提起，孔孟将在《武士道》一书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孔子的言论符合了武士政治家的思维和行动，与中国不同的是孔子的形象在日本是温和而保守的。所以当孟子的王权思想与民本思想巧妙的结合为日本人所接受时，也同时被掌权者认为是危险的，因为他提供给贵族武士另一个强大的对手。但是孟子的思想已经渗入武士道的深处。中国儒家圣贤在日本武士道中的崇高地位一刻也没有丧失过，在言语中，武士道更多地把孔孟或者中国古代历史作为理论根据，而不是日本本土的历史或者圣人。

  中国传统儒家认为“仁义礼至信”为五常，在逻辑关系上没有过多的关注，只是依照重要性作了一个排名。这种排名带有浓厚的先验的色彩，在武士道的道德体系中是不适用的。新渡户稻造为武士道的具体准则提供了一个新的体系，在重要性上逐步变弱，而在逻辑上层层递进，丝毫不可混乱。同时在内容上，“仁义礼至信”只被保存下来五分之三。

  他提出的体系在核心上由“义勇仁礼诚”构成，在外围饰以“名誉”、“忠义”和“克己”。如果将之归纳进儒学伦理体系，应该是不会受到多少指责的。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微妙的变化，日本人的武士道才会被中国人也视为异端。因为这些差异使挥刀之手在日本符合理性，而在中国则违背理性。

  “仁”与“义”在中日两国的不同排名开始了对武士道的歧视。武士道将“义”放置在首位，虽然它知道孟子说过“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但是它依然在路上义无返顾地前行。在武士道看来，人只要踏上了“路”，也就自然有了“义”，从而实现了自己的责任或者把自己置放在一个符合权威的所在，于是在心灵上得到了最高的安定。在新渡户稻造开来，“仁”只是一个前奏，一个迈入正途的小过门，主旋律才是最重要的。

  “勇”决不是因“义”而产生，它是约束“义”的第一把，也是最重要的锁。它所住了因为尊崇义理而可能引起的懦弱者的遮蔽。“勇”还有另一个角色，即“义”的最贴身的助手，“勇就是去做正义的事情”。“勇”并不是逞匹夫之勇，它提出了一个相当高的几乎是哲学义含上的要求，即因时机不同勇于生亦勇于死。在对少年进行教育时，日本人颇有斯巴达的风范：武士们把儿子放在深谷中，甚至使其缺衣少食；在寒冬时要求他们日出前起床，并步行到教师家练习朗诵等等。

  “仁”紧随着“勇”出场，淡化了“勇”的野蛮成分。“仁”在中国儒学中具有崇高而复杂的意义，在武士道看来，“仁”与“恻隐之心”最为接近，也最为直接地体现了“仁”的本义，即“仁爱”。

  仁爱时“武士之情”，它是一种有效的爱，包含着处理自己以及对手生死的力量。对于弱小的对手或者受伤的猎物，武士道会以仁爱之心放下夺命之刀，因为此处的“仁”正体现了武士真正的勇：对手必须是配得上自己的，也是值得尊敬的。武士道中的对音乐与文学的爱好也来源于此，“仁”让武士注重自身的艺文修养，同时也产生出“谦让和殷勤的心态”，这便构成了“礼的根本”。

  “礼”是次于“仁”的，新渡户稻造认为礼的最高形态，接近于仁爱。“礼”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最终之指向只能是崇高的思想境界。礼是由谦卑而产生出的平等感，所以礼无论在抽象的含义还是具体的实指上，都是表达崇敬而忽略歧视的。“诚”是对“礼”的进一步思考，到底能不能为了“礼”而说谎呢？

  “诚”无疑是“礼”的锁，如果打开，“礼”便失去了意义。而“诚”的破坏恰恰是由于“礼”的过度表现而产生，由此可见两者之间的关系。诚信的违背没有前四者的丧失而导致的后果那么严重，它大多只是被当作一种懦弱的行为而受到指责，因为它损害了武士的名誉。

  名誉作为武士道的外围准则，只能是各人克已的结果，它不能由他人教诲或者某物赐予。如此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一些历史事件立场的价值观。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本官方对美国的虚假承诺与南京大屠杀后日本官方不断的否认，可以说是日本损害了名誉的历史污点，但是大多数国民并不负有愧意或者漠不关心乃至刻意遗忘。这种态度可以说与武士道的另一个外围准则是密切相关的，那就是“忠义”。

  “忠义”是“义”的更加细化也更加明确的解释。与中国传统伦理规范中将忠孝放在几乎平等的位置上不同，日本武士道毫不犹豫地将“忠”放于“孝”之前，因为他们确信国家先于个人而存在，个人或集体为国家无论承担了什么指责或者惩罚，非但不可耻，在某种程度上是光荣的。

  如此说来，武士道的挥刀之手作为一种荣誉行为，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剖腹这一形式被视为经过洗练的自杀，因为没有极端的冷静与向善之心，就无法实行。所以武士道是武士为承担罪行或表达忠诚的唯一终结性方式，同时它也象征了新生命的开始。但是对于战争中，尤其是二战中日本所行之事，我们往往有太多的疑惑。无法否认，日本军国主义的挥刀之手也具有武士道的潜在精神，正如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自行向尼采的学说靠拢一样。

  我们的指责应该公允，盲目的指责只会带来更多的不和。

  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的最终理想毕竟就是和平”，但是这种思想更多地为僧侣和道德家们所宣讲，武士仅以武艺的练习及赞赏为宗旨，是件令人惋惜的事情。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军人令这种惋惜变成指责、报复乃至惩罚。新渡户稻造在书中几次提及中日甲午海战，并且认为武士道的精神是日本军队获胜的最大原因，他并且高度赞美了这种精神。在书的结尾他有些悲悯地提及，也许武士道会消亡，但他又充满热情地认为武士道所渗透在国民心中的无法言喻的精髓会永存不朽。从武士道到军国主义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日本的历史看来，这一演化或者说转变是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力量的壮大而加速的。

  德川幕府的中兴几乎最为完美地发挥了武士道的精神，它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了武士的行为规范。在1615年的“元和武家法令”中的第一条，德川幕府就要求武士“修炼文武艺能。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同时对武器的使用设立了一个符合武士道和平精神的规定：“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虽然这一法令有德川幕府安定武士阶层并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但是在实际效果上巩固了武士道的理念传统。但是二百年后这一传统受到了日本逐渐兴起的商业力量的冲击，而且最终破坏了武士道的核心。1816年日本一名署名武阳隐士某的人写了《事事见闻录》，以武士的身份写出了当时的民间历史状况。其中他写道，“武士们染上了商人习气，不知仁义廉耻为何物……丧失了武士道的武士，十人之中要占到七八个；而真正的武士，十人之中难于找到二三个。并且即使是这二三个正直武士，偌与元禄享保年间的武士相较，还是差得很远的。”到了1853年美国舰队司令佩里轰开日本索国主义的大门时，武士道正式成为历史，留下的更多的是对武士道精神的怀念与并不系统的练习。新渡户稻造以为中日甲午海战是日本武士道再次兴起的标志，实际上只是军国主义兴起的标志。武士道的道德核心几乎被遗弃了，此后的道路主要着眼于对其外围精神的运用，尤其是对“忠义”概念的极端扩大：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得到肯定，并且披着武士道的崇高外衣。新渡户稻造认为伊藤博文是有武士道优良传统的武士，而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正是伊藤这样的武士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力量。而在明治维新时期有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谕吉也认为中日甲午海战是文明与野蛮之战，他抛弃了武士道精神对孔孟的尊崇。他在日本近代史中的伟大也就同时预示了武士道彻底为军国主义所替代。

  站在一百年后的中国土地上，在武士道之源孔孟学说的故乡，在一个遭受同一文明体系的日本所重创的国度，我们应当了解武士道及其发展。挥刀之手是崇高的，乃至值得尊敬的，它吸收了儒家文化的伦理规范，并在指向上呈被动的防御之势。但是当刀挥向别人时，武士道就不复存在了。本文并不认为日本对中国的罪行应归咎与武士道，正如我们不应该因纳粹的罪行而责怪尼采一样。军国主义并不是武士道的继承者，相反他是一个暴虐的篡权者，是一个彻底的背叛者。它不仅彻底破坏了武士道作为一种崇高精神的存在，而且伤害了中国与日本乃至更多国家的人民。历史告诉我们刀之所指并不总是正义与虔诚的，在武士道的遮掩下，军国主义依然在高高挥舞着日本民族之刀。这被日本人视为民族之魂的刀，何时才能真正恪守武士道的终极理想——和平呢？

• 日本武士与中国文官

  作者：Robert 发布时间：2007-06-17 13:48:25

  读《武士道》的时候，想起的是林语堂“两脚蹈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写下的《吾国吾民》，同样是东方的学者向西方人推介东方的生活方式和智慧，二者的风格却大相径庭。

  林语堂是幽默蕴含智慧，豁达却不失自嘲，将东方的智慧不偏不颇、娓娓道来。而《武士道》却更像是向西方传达日本的精神，以削除西方世界对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的偏见。因此林语堂的语言就带着些戏谑的语气，而新渡户稻造则显得平实和诚恳，力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能与日本精神相参照的细节，以说明深刻影响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的合理性。因此，作者不惜笔墨，大量引用西方哲人的语录来印证日本古代圣贤的教诲。

  你在读这本小书的时候就会发现，“武士道”作为一种社会体系并不是日本特有的东西，这里所谈到的所有内容，都只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些早已存在的体系的延伸。正如谈到武士道的渊源的时候，新渡户稻造提到的几个成因——禅宗、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孔子和孟子的儒家经义与王阳明。由此也可洞见武士道的内核与中华文化的底蕴其实是统一的。

  武士的形象非常接近于《史记》中的“游侠”，以及稍后的幕僚和门客，而其区别则在于两者的历史环境完全不同。中国的历史发展在动乱之后一般能够形成一段较长时间的清平时期，以武立身不为传统知识分子所热衷，重文轻武是历代历代的训条，因此中国的“游侠”没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抛弃了剑与铠甲的文人知识分子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官制度。

  这并不是说文官制度就与日本的武士道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实际上，二者只是阶层的外在形象的区别，而其内在的道德体系和社会责任赋予了他们相同的职能。由于他们本身的特权也使得社会对于他们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因此，无论是日本的武士阶层还是中国的文人阶层都将内在修养作为个体的首要要求。

  在太公所谓六守中“仁、义、忠、信、勇、谋”，勇是排在倒数二位的，而在武士道的信条“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中却列在第二位，可以看到两者对于自身定位的不同。中华的智慧讲求“先道义、后谋略”，而在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中“轻生取义”变成了一种了最大的美德。同样是“仁”，孟子说“仁者无敌”，而在《武士道》里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仁”的形式：勇猛的武士熊谷在战场上揭开一个敌人的头盔时看到一张少年的面孔，他以慈父的语气让少年离开，而少年坚决拒绝离开，并且为了双方的荣誉而要求熊谷砍下他的头。熊谷的心碎了，但他最后仍然挥起刀染红的刀刃。熊谷凯旋而归，但是他却不再想念功勋，剃度出家将其余生托付游方生涯。

  武士道和文官制度其实就是相同内在的两种状态——内在的都是道德标尺和社会规范，只是在不同的国度中，他们寻找到了不同的附着体，也因而有了不同的侧重和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