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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Melancholy 发布时间：2014-09-18 13:53:33

  偶然发现这个，可以叫文献综述合集，顺便扒几篇文献下来（啊喂← ←

• 作者：白色的台灯 发布时间：2024-02-02 11:11:56

  简单易懂，非常适合与孩子，家人一起朗读。

• 作者：瑠璃園 发布时间：2020-06-09 13:39:30

  文章一般，但这个建立中国国家步道的野望若能成真，上可勾连20世纪初传教士和博物学家对康区的探险和建设，下可连接当代“精准扶贫”， 也算完成nation building的一环了。

• 作者：Salt 发布时间：2020-10-10 00:39:00

  读完前六篇的时候，没有一篇是喜欢的。几乎想让人投诉虚假宣传，有这时间不如用来打飞机！用散文一样的文笔在小说里不加遏制地使用一连串的排比和比喻句，顶多算得上是文学爱好者的业余之作，离小说家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只有《李茵的湖》和《音乐家》这两篇拉近了作者和严肃文学之间那八千里的距离，也挽回了我想要打两星的决定。《李茵的湖》这篇给人感觉像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陪心爱的女人在黄昏里寻找一点父母之爱的残余，真挚又内敛。《音乐家》也是有迹可循的历史题材，不再是作者自以为浪漫的幻想。小说家沉迷于形容词基本上可以说是完了，不要都觉得自己写成这样就是安吉拉•卡特！

• 作者：不谈理想的猫 发布时间：2015-05-30 23:14:57

  虽然不是业务干货文，但是这种也写出了现在工作中的一些无奈与希望。比较朴实真实吧。

• 作者：辉夜姬 发布时间：2019-03-13 20:41:28

  靠！这本书看得我恶心死啦！这什么童话，一点都不好看，各种从来没见过的用法，作者还特别喜欢用插入语，超级多的插入语，好好的句子写得支离破碎，看得烦死了！那什么小红帽的故事居然写到小红帽被大灰狼吃掉了就没有了！！这什么暗黑童话？后面还有一段呢？！还有那什么Riquet的故事也是看得我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这书豆瓣居然只有3人读过，这封面还是我刚刚传上去的呢……

• 刘伟才评《泪之地》︱赤道非洲地区的侵略、剥削与血泪

  作者：理一分殊 发布时间：2022-09-02 11:30:07

  十八世纪末开始的非洲内陆探险到十九世纪末达到高潮，只是经过这百余年，探险早已不仅仅是为了商业扩展、宗教传播和知识积累，更多了波诡云谲的政治瓜分和嗜利无情的经济掠夺。

  在让·范西纳（Jan Vansina）写出《雨林中的路：赤道非洲政治传统史》（

  Paths in the Rainforests: Toward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radition in Equatorial Africa

  , 1990）之前，普遍流行的观点是认为赤道非洲地区环境恶劣，这里的居民只是不断地努力维持生存，他们有的只是人口数量的变动和人群的流动，没有历史。而范西纳告诉我们，广阔的赤道雨林地区绝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抹绿，它可以划分成约两百个次区域社会，每一个次区域社会都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变动，也有观念、价值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变迁。但即便如此，到了今天，赤道雨林、刚果河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也仍是幽暗、原始、“遥远而神秘”。

  然而，这片地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却成为一个国际争夺的主舞台，它将赤道林中和刚果河畔的城镇和村庄与桑给巴尔、布鲁塞尔、巴黎、柏林、伦敦、康涅狄格等分舞台串在一起，非洲的酋长、奴隶象牙商人与欧美的探险家、政客、商人、殖民军人、传教士、“人道主义者”等以各种方式登临这些“舞台”，缩微地呈现了十九世纪末列强瓜分非洲的乱流狂潮——这是一组错综复杂而具动态的画面。

  如何清晰而具条理地呈现这些画面？罗伯特·哈姆斯（Robert Harms）的《泪之地》或许能给出一个不错的回答。

  《泪之地》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的时间推进为基本线索，将地点、人物、事件与之关联，行文安排如镜头转换一般，详实而生动地呈现了赤道非洲地区被争夺、被瓜分的历程，也呈现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与环境被冲击、被改变的历程——按照哈姆斯自己的说法，就是“在殖民征服和商业剥削压力下丛林社会崩溃的历程”。

  

  罗伯特·哈姆斯（Robert Harms）

  在整个历程中，具有关键性意义的是四个人：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提普·提卜（Tippu Tip）、皮埃尔·萨沃尼昂·德·布拉柴（Pierre Savorgnan de Brazza）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 of Belgium）。

  斯坦利生于英国，长于美国，因以记者的身份寻找“消失”于东南非内陆丛林的著名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顿而为世人所知。随后，斯坦利自己也成为一名探险家，并以两次经最具挑战性的路线横穿非洲大陆而扬名——斯坦利为这两次经历撰写的书分别题为《穿越黑暗大陆》（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和《在最黑暗的非洲》（

  In Darkest Africa

  ）。斯坦利不仅仅是一个探险家，他还是一个行事果决乃至狠辣的殖民者，在掌握一定武装力量的情况下，他从不惮于与丛林中的任何对手开战；他也参与了殖民策划与争夺，并为利奥波德二世服务，确立了刚果自由邦（Congo Free State）的基础。

  提普·提卜是阿拉伯人与非洲人的混血，这是他既能活跃于东非海岸也能穿行在东南非内陆的一个重要条件，正如哈姆斯所说，提普·提卜“可以是非洲人，可以是阿拉伯人，这不过取决于他的实际需要”。但血统只是一个方面，提普·提卜当然有自己的长处，按他自己的说法，似乎也很“简单”，那就是“谨慎地、一点一点地前进来获取象牙和奴隶”；但事情显然不会那么简单，因为他实际上需要“用诡计和武力融入当地的政治生态”。提普·提卜在赤道雨林地区东部构建起以马涅马（Manyema）为中心的松散的贸易“帝国”，但他深知这个架构的不稳定性。他曾希望借助于桑给巴尔苏丹的支持，但在遭遇了一拨一拨的欧洲人后，他发现只能与欧洲人合作，但最终又发现自己并没有充分的条件成为一个对等的合作者。

  布拉柴的出场更像一个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的“老派”探险家。因为法国起先对参与刚果河流域的争夺并不热情，所以意大利人布拉柴一开始并没有得到法国的重视和支持。布拉柴没有明确地表达出太多殖民政治诉求，他似乎就是比较单纯的为了商业、地理甚或个人兴趣去探险、漫游。但是，布拉柴还是慢慢地踏出了一条路，并凭借“温和谦恭”的姿态、“和平”的旗号、绵里藏针的手段获得了一些立足点，在暗流涌动的争夺中为法国抢到了一杯羹。

  但是，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斯坦利、提普·提卜、布拉柴都只能说是“马前卒”。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当这三位在非洲腹地探险或冒险的人离开后，赤道非洲地区居民的命运就落在了“殖民官僚、贪婪的特许公司和武装贸易集团”手中。

  不得不承认的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具有独特的眼力和嗅觉，并有把握乃至制造机会的手腕和能力，是一个被历史学家称作“邪恶的天才”的存在。作为一个并无殖民经验的欧洲小国的并无多少实权的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把目光投向非洲腹地并几乎是矢志不渝地想要为自己在那里争得一片土地。他先是打出了打击奴隶贸易的旗号，然后又发起以“国际非洲协会”（International African Association）为名的“有着科学和人道主义抱负而定义模糊”的国际组织，并争取到了斯坦利这位得力干将的支持，最终利用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之间的矛盾，“凭空”为自己争得了一块面积是比利时数十倍的土地。在这之后，对领地红利的渴求促使利奥波德二世采用强迫劳动、强制征收等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最终深陷“血橡胶”国际丑闻，不得不把属于个人的领地转给比利时政府。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 of Belgium）

  斯坦利、提普·提卜、布拉柴、利奥波德二世之类的人物，加上各色的政客、商人、殖民军人、传教士、“人道主义者”以及多个国家的政府、商业集团和非政府组织，最终导致了赤道非洲地区传统社会的崩溃。

  回过头来，或许应该问一下，赤道非洲地区有什么吸引着这些个体和组织力量？

  首先是奴隶。尽管十九世纪中叶非洲的奴隶贸易总体已经式微，但东南非内陆和东非沿海的主要由阿拉伯人和斯瓦西里人经营的掠奴贩奴活动仍然存在——而欧洲人，则是打着打击奴隶贸易的旗号进行事实上的渗透。然后是象牙。象牙与奴隶相伴并在奴隶贸易近乎绝迹后一度维持重要地位。提普·提卜乐于强调某些地区的象牙是属于他的，斯坦利和布拉柴发现只有尽可能弄些象牙才能聊以贴补自己探险或冒险的开支，利奥波德二世在经营刚果自由邦的初期也发现只有象牙能给他赚回些利益。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对赤道非洲地区象牙的追求，往往与欧洲和美国的部分人群对象牙琴键、象牙台球、象牙梳子之类制品的需求相联系。象牙之后是橡胶。赤道雨林中的胶树和含胶藤蔓植物一度是利奥波德二世的救命稻草。由于采胶基本不需要技术、只需要简单工具，这就使得全面发动当地居民参与橡胶生产成为可能，进而使强迫劳动和强制征收成为通行的做法，而这最终又引来传教士、“人道主义者”以及相关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国家政府的介入。

  如果可以做一个简单化的归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生在赤道非洲地区的种种无非就是“四个人”对“三种产品”的追逐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和反应。如果升华、抽象一下，就是《泪之地》所要探讨的“人道主义与贪婪、发展与破坏、全球需求与地区利益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些“给刚果盆地热带雨林的人民带来了无法言说的悲剧”。

  行文至此，或许可以暂时掩住《泪之地》这本书，看看《泪之地》所述之外的历史与现实。

  对赤道非洲地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一世纪初的历史发展与当下现状有了解的人会知道，国际社会中的相关国家、商业集团以及或明或暗的“大人物”等一直活跃于这片地区，它们一直追逐着铜、钻石、热带木材等产品，如今又开始了对钴、锂、钽之类对新能源产业和电子产业至关重要的矿产的争夺。

  也就是说，历经百余年，赤道非洲地区本身的地位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其中的原因是什么？逻辑是什么？这些或许是读罢《泪之地》后会生出的更深层次的疑问，而这也正是《泪之地》价值的一个体现，它不仅细致地呈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那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更为有兴趣者认识和理解赤道非洲地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一世纪初的发展、当下现状乃至未来命运提供了启发。

  哈姆斯出身于威斯康辛大学非洲史研究体系，长期关注非洲特别是赤道非洲地区环境、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历史，在《泪之地》之前曾有《财富之河、悲伤之河：奴隶与象牙贸易时代的中扎伊尔盆地》（

  River of Wealth, River of Sorrow: The Central Zaire Basin in the Era of the Slave and Ivory Trade

  , 1981）和《与自然博弈：赤道非洲地区努努人的生态文化史》（

  Games Against Nature: An Eco-Cultural History of the Nunu of Equatorial Africa

  , 1999）两部与赤道非洲地区相关的著作，后又有以一名法国海员的记录为基础的《“勤勉者号”的一次贩奴航行》（

  The Diligent: A Voyage through the Worlds of the Slave Trade

  , 2002）和试图从全球视野考察非洲历史与文明的《全球史中的非洲》（

  Africa in Global History

  , 2018）等著作。

  哈姆斯善于将可能并不那么生动的历史资料以尽可能生动而有说服力的方式进行呈现，有时尽管生动得有点不像“专业历史著作”，但仍可以相信其所使用资料以及对资料分析和综合运用的专业水准。不过，就《泪之地》来说，哈姆斯所使用的资料倒是有很大一部分本身就很生动，比如斯坦利的记录，比如提普·提卜的自传，比如传教士的记录，比如关于殖民统治和剥削暴行的报道和报告——这或许是《泪之地》的又一个价值，它或许能促使一些读者进行相关的更广泛的阅读。

  《泪之地》的中译版除极少数地方的翻译值得商榷外，整体的准确性值得肯定。中译版的副标题似有助于凸显“宏大”，虽然并未脱离书中内容所呈现的主题，但从字面上来看仍是对原副标题的明显“拔高”，对此可见仁见智。

  总体来说，《泪之地》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也有助于读者了解赤道非洲地区的自然和历史并认识这一地区发展的特性，有助于增进对这一地区现状乃至未来的认知和把握，是一部值得关注之作。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 【轉】葛兆光：《唐詩選注》序言两篇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1-28 07:55:08

  1994年版序

  選注完畢，照例要寫「前言」。通常「前言」應當交代唐代詩歌的概況及詩人小傳的撰寫方式、選詩的原則、注釋的體例，但篇幅的緣故使我不能在這裡作關於唐詩的長篇大論，而蜻蜓點水似的泛泛而論也只是隔靴搔癢，弄不好反而會使讀者如墜霧中隔岸看花，看得一頭霧水仍不得要領。所以我在這裡乾脆不談唐詩，好在有關唐代詩歌的歷史與特徵已經在各個詩人傳論中寫了不少，這裡只說各個詩人小傳的撰寫方式、選詩的原則和注釋的體例。

  詩人小傳依照慣例我介紹了詩人生平與他的詩風。前者比較容易，多少年來學者們對唐代詩人生平事蹟的考證給我提供了方便，特別是一九八七年以後陸續出版的四冊《唐才子傳校箋》（傅璿琮主編，中華書局出版）彙集了古今研究的成果，這部由二十位專家共同撰寫的著作對近四百個重要的唐代詩人的生平進行了精審的考證，這使我可以省卻不少心力、減少若干錯誤，所以這本書裡的詩人小傳生平部分大都依據此書，詩人排列先後次序也按照此書考訂的生年為准，當然還有一些無從考證生年的詩人則參考他的中進士年代或卒年等因素插入其中；後者比較困難，唐代詩人歷來是被評頭品足的對象，各種詩選也對他們多有評介，可是過去的評介總會犯兩種毛病，一是評介差不多成了「光榮榜」上的模範事蹟，泛而又泛的簡評堆砌了一些虛文客套，即使談及其缺陷也常常使用一個「當然了……」夾在中間作轉折，既缺乏詩史意識卻又博得了「公正」與「辨證」的外貌；二是在談及詩歌藝術特徵時總是愛翻來覆去地用那幾個印象式的象徵主義詞眼，這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詞儘管「放之四海皆准」，卻常常弄得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因為它們似是而非的語義可以稱得上「千轉百變」，隨人怎麼理解它都能對此點頭微笑。如果選注者要偷懶取巧，那盡可以大抄特抄並把「天下文章一大抄」那句老話借來自我安慰自我解嘲，可是選注者若想認真，就不免多費周折甚至自找麻煩。我不是一個勇於找麻煩的人，有時不免人云亦云，但有時也想談談唐代詩史變化及詩人在詩史進程中的位置，於是就不能不另找評價原則並根據原則有所褒貶，而一個詩人的詩風及其在詩史上的意義又絕非「好」、「壞」二字可以一刀切開的，常常好處即壞處，缺點即優點，因而又不能挪借「當然了……」作轉折的簡便方式，只好采用比較繁瑣的敘述與評論手段；有時在評論詩人詩風時想說說至關重要的詩歌語言形式，於是那些方便省力的象徵主義詞眼就不能勝任這種敘述要求，因而只好撇開人們已經熟悉了的「雄渾」、「豪邁」、「含蓄」、「柔弱」以及「情景交融」等語詞而採用一些人們較生疏的語言批評術語。此外，小傳並不一定按詩人等級的高下來分配字數，而是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不一定面面俱到，而是各有側重。這樣一來，詩人小傳就不免長長短短，與通常寫法不大相同了。

  選詩是一樁吃力的工作。所謂「吃力」是因為此前唐詩已經被選了不知多少次，從唐代人自己就開始披沙揀金，至今還留下了十種「唐人選唐詩」，自從《全唐詩》編定以後，選家都能很方便地從四萬八千九百來首唐詩中一一翻過，即使加上今人編輯的《全唐詩外編》，翻個一兩遍也並非難事，大抵選詩的人都不是瞎子，鑒定水平與眼力縱然有高下也相去不遠，即使偶爾打盹漏掉幾首，其他選家也會補選進來，所以在這麼多唐詩選本之後再來選唐詩很難花樣翻新，就算你再細心篩選，也只是在他人掘過的番薯地裡揀漏，揀到了剩番薯個頭也不大。不過，過去選唐詩的標準是「好」，挑「好」的並不是毛病，可這種選法仿佛選「勞模」，勞動模範雖好但他不一定是「代表」，於是還有一種選「代表」的方法，即按照詩史的軌跡與詩人的特色挑選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本卷選的《至分水戍》（駱賓王）、《深灣夜宿》（王勃）、《古興》（常建）、《苔蘚山歌》（顧況）、《秋懷》（孟郊）、《神弦曲》（李賀）、《重過聖女祠》（李商隱）等多少都有些這種意思，而杜甫多選律詩、李賀多選七言歌行、李商隱多選七言律詩等也多少有些這種意思。但是，我也很害怕犯清人黃子雲《野鴻詩的》裡批評的那種毛病：「好異者欲自別手眼，胸中先立間架，合者存，不合者去」，為了我的偏執意見而影響了讀者要讀好詩的希望，所以只好兼采「勞模」和「代表」的雙重標準，盡可能多選「好詩」與「名篇」。當然就像清代薛雪《一瓢詩話》說的，「一則眼力不齊，嗜好各別，一則阿私所好，愛而忘醜」，我在選詩時也免不了個人的偏好，有時會刪掉一些人人都選的作品卻收錄了一些少經人選的詩篇，也免不了有看走眼的毛病，有時會讓一些該選的好詩從眼皮下滑走而讓一些不該選的劣詩溜了進來。

  最後再說注釋的體例。按照清人張謙宜《齋詩談》卷三裡一種別致的說法，注釋好比「注水」，「如球入穴中，灌水浮出」，這意思就是說注釋的作用就是疏通字義詞意讓讀者把詩讀懂。可是，這樣的注釋總會給人重複的感覺，仿佛千家注釋都是一張面孔。這是沒辦法的，比如說前人已經說了一加一等於二、太陽就是日頭，你也只能說等於二，是日頭，要是硬說一加一等於三、太陽是月亮，無異於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少不得被人譏笑，在相同的詩裡作相同的注難免大同小異。其實為了核實注釋是否無誤，我翻閱過不少資料，可這種工作大半只是給別人的注釋當了一次證人，證明他沒犯錯誤而已，因為別人也不是不學無術，即使別人一時疏忽被我查出了少許錯訛，我也只能悄悄改正，不可能叫別人對簿公堂或張榜公佈，於是，注釋好像難免雷同。好在接受選注任務時商定過一條原則，即要在注釋中加入一些幫助讀者理解與欣賞的文字，所以我在有的注釋裡對詩歌語言作了比較詳細的說明，引征了一些資料指出它們的沿襲、影響及語義演化；有的注釋裡對詩歌意境作了比較繁瑣的分析，引征了一些詩句進行對比，指出詩意與語言的發展；有的注釋裡對詩歌句法作了一些語言學評介，並指出詩歌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差異；有的注釋裡引述了一些古代人的分析與評論，希望能幫助讀者加深對詩意與技巧的理解與感受；當然在有的注釋裡我還加上了我的解說與分析，這樣的注釋不免使一些注文變得比較長，但我想，這樣注來也許能對讀者有一些裨益，而不至於讓讀者感到過分的不快。

  本卷收唐詩二百八十二首，凡七十八家。

  2008年版序

  一

  重新翻看和修改當年作的這本《唐詩選注》，不由得回想起十六年前在北京城西一個九平米的小房間裡，攤開滿床書冊揀選唐詩、查閱各種資料給唐詩作注的情形。

  那時候還算年輕，有精力也有體力，無論做什麼都有一點兒和自己也和別人「較勁兒」的意思。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注》很風行，比起那些照本宣科、四平八穩、平庸有餘而個性全無的注本來，錢注宋詩實在有味道。錢先生對宋詩的深刻洞察和細心體驗，寫在前言、小傳和注釋中，那裡面的敏銳、風趣和淵博，讓我這樣的後輩很佩服。「崔顥題詩在上頭」，心知宋詩不能再花樣翻新，便打算在唐詩上也這樣照貓畫虎地做一本。於是，借了給出版社做唐詩選注本的機會，不僅把《全唐詩》淘了一過，而且把手邊可以找到的有關的詩話筆記小說以及其他朝代的詩歌也統統翻了個遍。

  至今我手頭還保存著那時看書留下的兩個筆記本，上面整整齊齊地抄滿了各種各樣可以用來互相比照的詩句和評論，例如，在注釋杜甫的「獨樹花發自分明」這一句時，為了說明詩人何以要用「明」來寫花的豔麗和燦爛，當時就收集了李嶠的「岸花明水樹」、錢起的「高花映竹明」、朱慶餘的「孤花晚更明」、蘇舜欽的「時有幽花一樹明」、鄭獬的「五月榴花照眼明」、陳後山的「水淨偏明眼」、陸遊的「頻報園花照眼明」、朱熹的「五月榴花照眼明」等等，打算對詩歌裡面用「明」字來形容「花」之燦爛的各種方式作一個注解和分疏，只是因為這一首杜詩後來並沒有選入，這些材料也就被放棄了。這大概就是當年做注釋的基礎。經歷過這樣的選和注，漸漸地也就明白了前輩的廣征博引，既非「炫博」，也不關「記性」，其實，那都是苦苦翻書得來的。後來，讀到影印出來的錢鍾書先生《宋詩紀事》的批校和讀書手稿，也果然印證了我的這一體會。

  我那時對古典中國詩歌的語言形式很有興趣。過去，很多文學研究者對於古詩的解讀，常常是用印象和感悟的方式，配上一些充滿象徵性的比喻來傳達自己的體會，這種方法就好像「嚼飯與人」，使讀者不是在讀詩的本身，而似乎是在讀那些讀詩者的聯想或感悟，不免就被「隔」在了詩歌之外。那個時候，一方面西方「新批評」之類的文學理論很誘人，啟發我們在閱讀詩歌的時候，多多考慮語言學的進路，另一方面漢語詩歌創作和評論的特殊性，又讓我們很想在洋理論之外，自己找一個中國詩歌批評的新路數，所以，我那時不僅寫了一篇對梅祖麟和高友工那本被譯作《唐詩的魅力》的書的評論，而且還花了不少心思，同時寫了一本至今自以為還不錯的《漢字的魔方》。這些關注語言和形式的想法，當然也融入到這本《唐詩選注》裡面，於是就有了這種方式的注釋和解說。關於這一點，只要看看我給李白、杜甫、岑參、韓愈、白居易、李賀以及李商隱等人寫的小傳，看看我給王灣《次北固山下作》中的「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杜甫《白帝城最高樓》中的「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以及錢起《裴迪南門秋夜對月》中的「影閉重門靜，寒生獨樹秋」等詩句做的注釋，大概就可以明白。

  二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要說與唐詩的緣分，恐怕還得追溯到更早一點。

  我是在一九五○年代至六○年代之間讀的小學，那時的小學課本好像還不錯，裡面選有一些唐詩，像「日照香爐生紫煙」、「兩個黃鸝鳴翠柳」、「床前明月光」什麼的，都並沒因為沾上階級性、人民性一類的問題而被棄之敝篋，所以我那時讀過，也背過，只不過就像陶淵明說的「不求甚解」，有點兒「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似的，沒有特別的感受和心得。也許讀古典詩歌，也需要生活經驗和社會感受打底罷，經過兩年淒風苦雨的「文革」，便仿佛親身經曆了歷史，對「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的世事動盪，就多了一分感受，而經歷著三年一千天的插隊，對「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杜甫）這樣的心情，也添了幾許體察，等到年歲漸大，讀到像「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劉希夷）、「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杜甫）這樣的詩句，居然就有了一些蕭瑟的心情。在鄉下插隊時，請人做過一隻碩大的樟木箱，那裡面曾經放了一本《唐詩三百首》，書也被翻得卷了邊兒。然而看歸看，那畢竟不是真的與唐詩結緣，只好似無家可歸、四處漫游時與唐詩的偶然邂逅，不過是和唐詩打了個照面而已。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罷，那時我剛剛從苗寨白臘回到縣城凱裡，說是回城，其實還是在離縣城二十裡左右一個叫開懷的地方，在磚瓦廠上班。還是年輕，在整天打磚做瓦賣苦力的間隙，仍然生出一些耗不掉的精力來，百無聊賴之際，除去玩兒了命的打球下棋，大球加小球、象棋加圍棋，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盡才算完之外，就是看書，什麼書都看，只要能找到的，哪怕是講「板塊漂移」和「紅移現象」的《自然辯證法》雜誌，也照樣上天下地、津津有味地從頭翻到尾，又從尾看回頭。有一次周日進城，偶然轉到老街上那個已經被抄得破敗不堪的縣文化館樓下，漫無目標地踏著滿地廢紙，隨腳一踢，居然踢到下面有書，大喜過望，急急拂去上面的灰塵，於是看到半部世界書局的《宋元學案》，還有一本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冊。揣回去慢慢地看，看之不足，找了一個筆記本，就仿照文學史的模樣，自說自話地重新寫起唐代詩史來。寫之不足，還帶批判，批之不足，又加評點，卻多是「缺乏人民性的無病呻吟」、「封建階級的自我描寫」、「法家要求法後王思想的表現」一類的話頭。就這樣，居然寫了整整一筆記本，大約有十來萬字罷，幾乎是把唐代詩歌史重新複寫了一遍。很多年後，在整理物品時，我還看到過這個紅色塑料封皮已經有點發粘的本子，看著它，有很多感慨。這也許就是我真正用心琢磨唐詩的開始，可是，這開始居然開始得如此幼稚和荒謬。時代扭曲，看什麼都會扭曲；時代荒謬，想什麼也不免荒謬。

  三

  覺得自己應當做一本認真的唐詩選注，這想法是在讀研究生期間萌生的。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間，我和研究生導師金開誠先生合作編寫《古代詩文要籍詳解》（2006年中華書局重版時，改名為《古詩文要籍敘錄》）。在那兩年裡，我穿梭似的往返於北京的各個圖書館，查閱各種集子，鈔了好多好多有關注釋和版本的資料，也記下了很多疑問和問題。那裡面就有不少是關於唐詩的，比如現存《唐人選唐詩》裡的《河岳英靈集》，與《文苑英華》《唐詩紀事》裡引用的《河岳英靈集》為什麼有所不同？為什麼殷璠的兩次選和評都不一樣？比如杜甫的《石壕吏》，在王嗣奭那麼好的一個杜詩注本《杜臆》裡，為什麼會被注釋得穿鑿附會？陳本禮的《協律鉤玄》在解釋李賀《北中寒》的時候，說他是在搞政治諷刺，講「（唐）肅宗昵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太子，遷上皇」，真的是這樣嗎？「清明時節雨紛紛」那首詩，究竟是不是杜牧寫的，它是不是因為宋代人刻了《樊川續別集》而進入杜牧詩集的？

  這些話題，後來都寫入了《古詩文要籍敘錄》裡面，因為這本來就是些文獻學領域的事兒。不過，雖然學科自有畛域，思緒卻從來沒有畫地為牢，很快我就把對這些問題的考證，延伸到了對唐詩的解讀。那時候的人都有「文學夢」，正像前面所說，我那時也對唐詩的語言和藝術的分析著迷。也許是受到剛剛傳進來的英美「新批評」的影響，在看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梅祖麟和高友工《唐詩的魅力》一書對於唐詩語言的分析後，我在《讀書》雜誌上寫了一篇題為《語言學批評的前景與困境》的評論。也正好在這個時候，復旦大學的章培恒教授組織重寫《中國文學史》，由我來承擔從中唐一直到宋代那麼長的一段文學史的寫作，這件事，讓我真正地下了決心要去選注一本唐詩。

  詩選其實常常是把詩歌「再經典化」的過程，現在人知道的唐詩，大多反復總是那幾百首，這就是千年來不斷有選家「披沙揀金」的結果。開始有些不服氣，自己覺得總可以另闢蹊徑，找到一些不曾入選的作品來表彰，可在寫唐宋文學史和選注唐詩的過程裡，當我真的把《全唐詩》裡的詩人一個個看過來之後，儘管心存一個有意立異的念頭，卻沒有多少真正的新發現。比如崔顥，我曾經在筆記本裡面記下了《古遊俠呈軍中諸將》（有王維《觀獵》之風）、《長安道》（寫世態炎涼和人生變化）、《江畔老人愁》（寫歷史滄桑，末句是「感君相問為君說，說罷不覺令人悲」）、《邯鄲宮人愁》（記入宮女子的感慨，有「憶昨尚如春日花，悲今已作秋時草」）等等，而從不入或極少入詩歌選本的丘為、張抃和崔曙，我原來頗想打破常規，選丘為的一首《題農父廬舍》、張抃的一首《題衡陽泗州寺》、崔曙的一首《潁陽東溪懷古》，但是，終於還是遵循歷來選家的通常評價，崔顥還是只選了很多選本都有的《長幹行》《古意》《黃鶴樓》，丘為、張抃和崔曙仍然名落孫山。於是，這下終於明白你還真得佩服古今選家的目光如炬，所以我在《前言》裡面承認，「就算你再細心篩選，也只是在他人掘過的番薯地裡揀漏，揀到了剩番薯個頭也不大」。

  因此，更多的精力就放在了小傳的撰寫和注釋的引證上，至今我還覺得，這兩部分算是做得不錯的。

  四

  時間已經過去十多年。

  有人說，年輕時總是幻想與文學結伴，年長則常會不自覺親近歷史，說得也對。當出版社決定要重新再版這部《唐詩選注》的時候，編輯讓我再回頭去看看它，問我還有什麼新的想法和感受。新的想法和感受？說實在話，現在回頭看這部書，就好像倒拿望遠鏡回看身後，似乎有些遙遠，有些陌生，由此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變化了的年齡和心境。不妨看此後我撰寫的《中國思想史》中的一段話罷，這一段曾經很讓一些熱愛盛唐氣象的人不高興，這一段的題目叫做《盛世的平庸》，講的是詩歌最輝煌的盛唐，其實恰是思想最平庸的時代。在那裡我說：後代人總是說「盛唐氣象」如何如何，其實，從生活的富庶程度上來說是不錯的，從詩賦的精彩意義上來說也是不錯的，從人們接受各種文明的豁達心態上來說也是不錯的，但是，從思想的深刻方面來說卻恰恰相反。因為在思想的平庸時代，不一定出現不了文學的繁榮景象，也許恰恰相反，可能這也是一種有趣的「補償」。特別是，一旦那種沉潛入微的思緒，已經不能對知識、思想與信仰有所匡補和批評的時候，就紛紛奪門而出，表現在「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文學上，這個時候，思發為文，智轉入詩，而思想卻在權力的制約下，逐漸走向平庸，智力也正是在這種一無所用的趨向中，逐漸轉向了詩賦的琢磨和沉思。

  也許，這是我對那個至今讓人懷念不已的時代的重新思考。顯然，這種思考立場和評價尺度是來自思想史的，換成文學史，也許我還會重新檢討和衡量。我想，我絕不會否認那個詩歌時代人們的激情、天真和理想，這種催生了詩歌的激情、天真和理想的時代，也許恰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幸福。我常常會反問自己，為什麼人們非要追索思想的深沉？難道思想的深沉不是以社會的危機為代價的麼？有時候，比起出產深刻、睿智和焦慮的時代來，那個生活都單純、心情很滿足、世界平靜得讓人不用思想的時代，更會讓人覺得依戀。回想歷史，在中國那麼長的幾千年裡面，連環劫般的朝代變更、走馬燈式的戰爭烽火、政治舞臺上下的縱橫捭闔、連續不斷的旱澇饑荒、顛簸流離的生活和不知未來的焦慮讓人戰戰兢兢戒懼警惕，難得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這樣的富裕，難得有「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樣的自由，難得有這樣純真、樸素和快活的心情，這樣的時代，在文學史和思想史上不也很值得特別寫上一寫麼？

  儘管現在的我傾向思想史的研究，但是詩歌裡也是能夠看到思想史的，事實上，當那「八個醉的和一個醒的」詩人隨著繁榮時代的結束走進了歷史，當月宮碎影中的「霓裳羽衣曲」被漁陽鼙鼓和胡兒喧嘩驚破，唐詩也漸漸變得沉思和深刻。心中有戒懼和緊張，眼中有混亂和危機，滿天下家事國事的無奈和焦灼，便讓中晚唐甚至五代宋朝的詩人越來越多了些思想反省和知識沉澱，也許，這才使得詩詞輪替，催生了後來把浮名換了低斟淺唱的宋詞。文學有時候也是時代的象徵，昭示著社會史的起伏，也呈現著思想史的興衰。當唐詩過後是宋詞，當宋詞唱罷換元曲，當小說既不再是群治的利器，詩歌又已經淪落到只有少數人自產自銷，只能孤芳自賞的時候，我們會猛然發覺，這個社會已經太冷峻、功利和深刻了。

  幸好，唐代是一個詩歌世界，憑這一點，就讓我們對那段曆史生出了無限懷想，也就憑這一點，我應當選注這部唐詩選集。這次，要重新再版《唐詩選注》，我想了又想，仍然沒有作什麼改動，不僅因為太忙，而且因為我覺得這樣可以讓它在介紹唐詩魅力的同時，也留作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學術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