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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工作不遗余力地投入了对文化特质的分析，而没有致力于研究已形成为整体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因于早期民族学描述的本质。古典人类学家并未根据有关原始民族的第一手认识撰写著述。他们是那些随心所欲利用旅行家、传教士说的逸闻趣事和早期民族学家外在的、图解式说明的书斋学者。从这些琐事细节，追溯敲牙或内脏占卜风俗的分布是可能的，但要理解这些特质如何根植于那些给予这种过程以形式与意义的特殊结构里的不同部落之中，则是不可能的。

如《金枝》那种文化研究及通常的比较民族学论著，都是对特质的分析性讨论，并且忽视了文化整合的所有方面。

在卡奇纳斯们依次接受了所有男孩相同方式的鞭打后，祭司便对孩子们讲了一个男孩无意中泄露了卡奇纳斯是人所扮的秘密而为面具神杀害的传说。面具神们砍下了那男孩的头，一路踢到圣湖。他的尸体被曝晒在十字路口。男孩必须永不泄密。现在他们成了崇拜者的成员并可以扮面具神了。

传统上，他们（指战争首领）必须对付的罪行是巫技。另一种罪行，即向未受成年礼的男孩泄露卡奇纳斯的秘密，则由卡奇纳斯崇拜头领召集面具神亲自惩罚。

萨满信仰是最为普遍的人类习俗制度之一。萨满是宗教的执行者，在其部落里，他的任何个人经验都被当成越自然的，他可直接从神灵处取得神力。象古希腊特洛伊公主卡珊德拉和其他预言家一样，他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使他注定成为一个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在北美，萨满很明显是那些具有幻象经验的人。另一方面，祭司是仪式的管理者和各种崇拜活动的主持人。普韦布洛没有萨满，只有祭司。

缺乏行使个人权威的特点，在家庭内政与宗教等方面如出一辙。母亲和母系家族与我们所熟悉的权力分配，理所当然地必然不同。但母系社会通常并不废除家族中男子的权威，即使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作为母系家族中男性头目的母亲的兄弟，是裁决人和主要负责人。但是，祖尼并不承认授予母亲兄弟的任何权威，也同样不承认父亲的既定权威。这两种人都不训育他们家族中的孩子。婴儿更多地得到了男性亲属的抚爱，孩子不舒服，他们就抱着孩子，晚上则把孩子抱在膝上。但他们不训育孩子。合作的美德使家庭生活名副其实，如同宗教生活那样，而且从下发生需要严厉处理的情形。为什么会这样？在其他文化中，婚姻是行使某种权威的最普遍的场合。但在普韦布洛人中，婚姻的格局就不拘泥于形式。世界其他地方的婚姻都涉及财产权和经济交换，而且在所有此种情形下，长者具有特权。而在祖尼婚姻中，长者感兴趣的就不是财礼聘金。普韦布洛人中对财产的轻视，不仅使别处困难的婚姻状况，而且使很多其他形式的婚姻，在这里成了一种随意的事情；根据其他文化形式，所有上述婚姻方式，都包含了为年轻人做群体财产的投资。祖尼人干脆就根除了这些情形。

对所有行为的批准来自正式组织而不是个人。正如我们所见，一个主祭只有在作为主祭和众所周知该地履行职务的时候，才能埋置祷杖。巫医是因为他是巫术者崇拜团体中的成...

强大有力的巫师——既然每个男人皆是巫师，不如说强大有力的男人——尚有一种更为极端的手段，即称之为瓦达的咒文。这是巫师能亲自面对受害人的咒文；对巫师咒文的恐怖是如此之强，乃致使他在地上痛苦翻滚扭转，他不再恢复理智，渐渐精力耗尽，注定死去。为了施以此咒文，巫师待机而动，行动准备就绪后，他咀嚼大量生姜，让身体充分发热，以此使咒文的法力提高到相当程度。他避免房事。饮下大量海水，使喉咙干渴，这样他就不会随唾液咽下自己的恶毒咒文。然后他把一位可信的亲属当作密探，爬到毫无戒心的正独自干活的受害者园子附近的树上。他俩一道用巫术咒语把自己隐蔽起来，看守人在树上占据着有利位置，若看到有人接近，就及时发出警告。巫师悄无声息，匍匐而行，直到受害人前。他发出巫师式的嘶哑尖叫，受害人便倒在地上。巫师用施了咒语的石灰刮刀，割下受害者身上各种器官，这样，又把伤口缝合起来，不留疤痕，据他们说是这样的。巫师要检验受害者三次：“叫我名字。”这是证明他是否成功地使受害人根本认不出他，也叫不出别人名字的方式。受害人只能毫无意义地咕哝几声，便如狂人一般地倒在路上。他再不能吃东西了。他小便失禁，内脏受伤。他失去了体力，渐渐死去。

上述情形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和极为熟识的土著人说的。土著人的信仰证据可以通过观察经巫师折腾，慢慢受到死神折磨的那些人的情形而得到。瓦达以极端形式强调了多布习俗中的恶意和使其最大效力成为可能的恐怖。

（美洲西北海岸夸库特耳人）致力的目标是以自己的势力“打倒”邻人的自命不凡，“摧毁”邻人的声誉，夸库特耳人甚至以此种行为来对待神灵。他们对一个人所能使用的最大侮辱便是把别人称为奴隶；因而，当他们为好天气而祈祷但风向未加改变时，他们对超自然物也施以相同的侮辱。一位老探险家描述了特西姆仙（Tsim Shian）：“当灾难被延长或加重时，他们对上帝极其愤恨，向上帝发泄胸中的愤怒，在对上天的狂烈愤恨时，抬眼望天，双手直指天空，诅咒漫骂，两脚狠跺大地，反复大叫：你这最大的奴隶。这就是他们咒骂的最厉害的术语”。

西北海岸文化所设定的并在其文化中加以制度化的人类行为的环节，在我们文明中则被视为一种变态，然而它与我们自己的文化态度是那般接近，因此，对我们来讲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我们有了可用以讨论它的确定词汇。在我们社会中，夸大妄想狂倾向就是一种明确的危险。它使我们就种种态度作出选择。一种是把它当作变态和应加申斥的行为，而这已是我们的文明作出的态度选择。另一个极端是把它当成理想人的根本特征，而这正是西北海岸文化作出的解答。

任何文明的文化模式都利用了一种潜在的人类目的和动机大弧上的一定的断面，正如我们在前章中所见的那样，任何文化都利用了某些选择过的物质技术或文化特质。一切人类行为分布的这个大弧，是如此巨大，又如此充满着矛盾，因而任何文化都只能利用其中重要的部分。选择是第一要求，没有选择，任何文化都不能取得让人理解的明晰度，而且，它所选择的和构成其自身的意向，要比它以相同方式选择的特殊的技术细目或婚姻形式重要得多。

这些被不同民族选择的并用于他们传统制度中的潜在行为的不同弧，只得到了我们描述过的三种文化的说明。但极其不可能的是，这三种文化所选择的目标和动机是最有世界特征的。之所以选择这些特殊的例证，是因为它们作为活文化，我们对它们有所了解，故我们能避免在那些不再可能通过考察而进行查证的文化讨论中总是会出现的种种怀疑。例如草原印第安人文化就是一种我们占有大量材料而又有着惊人一致性的文化。在它们本地的典籍、旅行家的报告以及民族学家搜集的回忆录和风俗的残存中，其心理模式清晰可见。但这一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并未一直起着作用，因而产生怀疑是合理的。人们不能轻而易举地讲出习俗与教义原则是怎样一致的，以及在使一个适应另一个时，什么样的方策是普遍的。

这些文化结构也不是我们讨论过的“类型”，所谓类型，是说它们代表一种固定的特质丛。每一种都是经验性的特性，而且也许不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全盘复现。努力把所有文化都看成是有限的那么几个固定和精选的类型的代表，是最大的不幸。当范畴被视为是所有文明和所有事件所必须的和所应适用的时候，它们就成了一种义务。多布和西北海岸那种侵略性和妄想狂倾向，同这两种文化中的完全不同的特质联系起来了。那里不存在固定丛。祖尼和希腊对日神形的强调，有着本质不同的发展。在祖尼，节制和中和的美德把一切异质文明都排除在外。然而，如果对同样制度化的酒神形的补偿加以认识，就难以理解希腊文明。不存在什么“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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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小荷 发布时间：2011-03-23 00:01:54

  米德写的序~！

• 作者：棠棣 发布时间：2021-12-16 17:04:59

  我可以说我觉得翻译得很烂吗。。）好多句话都不通

• 作者：孙道德 发布时间：2016-03-16 16:57:38

  本尼迪克作为博厄斯的学生，确实好多地方都能看到她恩师的影子。

• 作者：猴子请来的救兵 发布时间：2010-04-18 10:25:27

  想了解更多关于萨满~~~

• 作者：最好的時光 发布时间：2013-05-30 23:01:15

  终于出新版了，经典之作。

• 作者：白面行歌 发布时间：2012-01-21 16:36:04

  原文好好好

• 夜晚读《一个人去旅行》

  作者：绿珀 发布时间：2007-12-27 09:13:05

  是在朋友那里读到《150CM LIFE》才知道高木直子的，一下子喜欢了这个74出生的“小丫头”。她的绘画和语句似乎能熨平我心里的小皱褶，让我每个毛孔都能笑出来似的。

  最近买了《一个人去旅行》，开始和她一起周游日本全岛了。我舍不得一下看完，不厚的书一次我才看一章，省着读的书对我来说可不多呢！已经去鬼怒川、花卷温泉，去了南端的福冈……

  高木是隐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那个小精灵，我对小PUCCA说：“怎么看，她都像你呢？”她问为什么，我说：“她很胆小，敏感，像头小鹿。”PUCCA说：“我正是那样的呢！”

  我想起2005年1月自己去云南旅行的故事，中间那些犹疑和担心与高木出门时一模一样。每个人其实都不象别人看着那么坚强和勇敢吧？所谓的勇气都是给逼出来的。

  熟谙人性后，发现大家彼此都差不多，有相同的喜怒哀乐。谁也不会有多么特殊的地方吧？

  2007年12月27日伦敦雾

• 圣人之学，非学术，乃学道

  作者：豆友3885817 发布时间：2010-06-01 23:48:22

  看了《传习录》，看了《论语》，看了新儒家牟宗三、梁漱溟、钱穆先生的著作，真的非常感动。他们的人格光辉仿佛在无尽的黑夜里给我的生命点亮了一盏灯，让我看到人生的出路和方向。想到以前的肤浅和顽劣真是羞愧难当，枉为人也。

  人生天地间，真正该追求的是什么呢？根据我对儒家学说的理解，简单地说来就是要做一个好人。然而好人，在如今这个不仅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甚至是人欲横流、道德颓丧的年代和国度，真是太难太难了。用牟先生的话说，这真是中国人最堕落的时代。然而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光明。这光明是什么，就是德性、良知的力量。五百多年前的阳明先生就曾慨叹：“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昌；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是啊，试问现在哪个学校，哪所大学在教圣人之学呢？这些个学校教的仅仅是用来考试升学、升官发财、入市谋生的知识和技能。如果说从小学到大学，学生确实被灌输以做人的道德，那么由于其缺乏圣人之学的引导，仅仅把所谓马列毛邓之流的霸术作为施教的材料，最终只能是误人子弟，而且让人们更加厌烦道德说教。

  我们被灌输到，这是一个进步的时代。然而进步了什么？救人的学生滑入江中，也没人肯救；十七岁的民工被机器截去三根手指，领导却不肯拉去医治；少女为了和两男子欢娱，竟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奶奶……此类事件层出不穷，不胜枚举。试问比起明朝，甚至比起周朝，我们进步了什么？火车提速了，坐在火车上的人就幸福了吗？华人登月了，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心里就踏实了吗？所谓的进步如果不是谎言，就是扯淡。阳明先生慨叹道：“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即使有阳明先生这样的圣人存在，明代当时的社会风气也并没有改进，更何况今日。现在的中国，只看到达官贵人、鸿商富贾掌握话语权，宣传他们那一套成功哲学。所以，我们的眼光都被吸引到他们身上去了，仿佛只有当大官，赚大钱，学有大学问，做了大事业才算成功，才是人生的目的。如果让我歌颂成功，那么就是让我歌颂出身的幸运和生活的机遇。试问，今天的中国仅靠个人的知识才能，你能走多远？

  可是儒家教导我们，一个人应该追求的是人格的完成，而不应该考虑外在的事功。对于用人者，王阳明说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对于被用的人，他说道：“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虽说，我们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之说，然而诚如钱穆先生所言：“然立功有际遇，立言有条件，只有立德，不为际遇条件之所限。”因此，不论是国家领导还是贩夫走卒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都有可能完成自己的人格。——这就是所谓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我们评价一个人的人生成就，便不该以外在的身份、权力、力量、知识、才学为标准。而应该以他的德性为评价标准。

  圣人之学，其实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真正的人。如果只从外在的物质事功上寻求，那么一生也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根本。可怕的是，如果不是还有港台海外的儒者继续存养传播圣人之学，那么茫茫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岂不一生无明，活了也白活，死了也白死。阳明先生所说的“知行合一”的真正意思，我觉得就是“纸上说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致良知的真正意思，我觉得就是把我们的良心发挥出去，去做好事。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道理，不管哲学上解释得多么复杂多么深刻多么适宜思辨，都不能切中它的要害。它根本上就是一种活的工夫。而圣人之学，也必须以活人来教，来身教。如果没有王阳明这种圣人境界的导师以亲身实践、验证这门学问，读再多的书，经过再好的大学训练，也不一定能体会到这门学问的真理性。

  因此，我的理解是，圣人之学根本不适合在传授知识技能的所谓学院里来教，它不是学术，不需要那些毫无实践的人在理论上争论不休，它是一门活的工夫，必须用实际的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亲来表现、验证。王阳明根本就不注重作为学问的训诂、记诵、词章，更不注重外在的富国强兵、建功逐利的霸业，在他看来注重这些的人哪里懂圣人之学呢？因为他们舍本逐末，还放不下功名利禄这些虚的东西。

  “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业；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作为一个立志做学问的人，如果真能放得下这些，才能趋近真理。在王阳明这里，做学问和做人是统一的，如果做人一谈糊涂，那么他的学问也是伪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