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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部不朽巨著。作品以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变爱和婚姻悲剧为主要线索，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贾、王、史、薛（其中以贾府为中心）四大家族的兴衰过程，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

　　根据原著编绘的这套黑白连环画，绘画精致优美，情节曲折感人，读了会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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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部不朽巨著。作品以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变爱和婚姻悲剧为主要线索，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贾、王、史、薛（其中以贾府为中心）四大家族的兴衰过程，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

　　根据原著编绘的这套黑白连环画，绘画精致优美，情节曲折感人，读了会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 作者：不系舟 发布时间：2017-07-24 15:38:45

  主要是图吧。

• 作者：解方程式 发布时间：2016-07-12 12:14:35

  换一个角度看，每一次交流每一场对话都可以看作是一次辩论与说服。明白其中的逻辑规则，很有意义。

• 作者：驰骋之志 发布时间：2015-09-27 22:00:16

  2015年8月29日读，2015-269，图122。

• 作者：张大宝 发布时间：2016-09-06 20:12:26

  包装的很屌，但是水平好像就那样

• 作者：mango 发布时间：2022-09-25 21:01:48

  虽然有点文绉绉，但是娃还是跟着读下来了～

• 作者：飞翔我心 发布时间：2011-05-27 13:26:32

  每晚翻翻这本上次买书免费送的书，学学英语还能了解一点英国的风土人情，一举两得啊。

• 用短篇的视点看世界

  作者：哈罗 发布时间：2015-12-02 21:24:55

• 《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读后

  作者：蕤 发布时间：2023-08-23 19:43:33

  1.祝总斌、吴宗国先生之后，北大系统的罗永生（三省制）、刘后滨（中书门下体制）、李全德（枢密院）、张亦冰（三司）基本搭建起来了唐宋宰相和中枢制度史变迁的整体框架。

  2.唐代中枢体系，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袁刚、雷家骥的基础上，罗永生和刘后滨进行了推进，此后的研究基本没有离开二人的框架。而罗、刘二人的研究，奠基于北大系一系列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尤其是对于中书舍人和给事中职权的实证性研究，中书舍人的主要职权从前期的参议表彰转为后期的书写诏令，给事中的主要职权从前期的审读奏抄到后期的封驳诏令。

  3.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裴炎、姚崇、张说三人最为关键，刘后滨对此一过程的论述，除本书外，散见于《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等书，然大同小异，多为整理前人。李林甫与开元二十五年令的意义并没有揭示出来，此待《李林甫研究》，皇权和相权都加强的时候，谁的权力衰落了？任士英关注到了太子东宫体制的虚化，雷艳红、孙英刚强调皇族的衰落，更广意义上，莫不是士族与进士的交换？

  4.中书门下体制下，中书门下和三省的关系，以及文书署名变动的意义，是本书的创见，故多发于《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中书门下成为宰相实体的兼决策和行政为一体的机构后，尚书都省成为纯粹的文书勾检机关、中书的中书舍人和门下的给事中隐约成为了负责人，掌管出令和封驳，三省的职权更加纯粹和明了，并最终落脚于宋代的三省，王孙盈政对唐后期尚书省的再研究感觉并没有越出刘的框架。此外，以上行文书窥测分层决策，以下行文书观察三省分工，读的不是很懂，后人的研究略有推进。

  5.安史之乱后的中枢体系，相比于袁书强调宪宗年间三头决策体制的成立，刘书更强调中书门下的行政体制，故其认为宰相之间的斗争，是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的斗争，如建中年间的杨炎和卢杞，并关注到了宪宗后，宰相带馆阁，形成轮流组阁的政局。但相比于对于前期关键性时间点的揭示，后期的关键性时间点在刘书始终隐而不彰。在袁书的基础上、陆扬认为唐后期的中枢体制，是以皇帝为仲裁者，分别任用宦官和士人两套体系。在刘书的基础上，郭桂坤的《文书之力》试图揭示宦官体系内部的文书流转。在袁刘的基础上，对宦官的研究，扩展了学界对中晚唐中枢体系的认识，期待以重大决策为核心，皇帝-宦官-士人的制度变迁为线索的制度史。

  6。从三省制到中书门下体制的变动，刘书强调“制度的成长性”，并落实为高宗之后唐朝内外形势的变动，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土地的兼并带来了财政问题，边防形势的变动带来了防御体系的变迁，以及科举的发展，选人的增多，官职编制的问题，为解决诸多问题而出现的使职，使得“状”的应用更为广泛，推动着中书的崛起，以及中书门下体系的建立。我好奇的是，开元十一年，中书门下体制建立后，此后再没有变化了吗？那么又是什么新的形势呢？唐代的社会史料不如明清多，故刘志伟关于明清财政制度和民间社会的互动，尤其是强调民间的应对措施带来的中央财政的变动，更为细腻的体现出来了所谓的制度的成长性变化。

  7。中书门下体制建立后，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更加多样化，刘书关注到了中书门下和节度使的牒-状文书交流。但相比于内重外轻的前期，玄宗以后的地方格局更多受到中枢权力斗争的影响。地方上奏中央的状，不仅带有祝贺的意味，更带有政治性的表态。节度使和中央的交流，也不在是单纯的和宰相的交流，和宦官，和皇帝的正式与非正式交流都变多，“使”与宠幸、侧近政治天然具有亲近属性。中书门下体系与使职的关系，以及中书门下体系下中央和地方的交流渠道，是可待研究的方向。

  8。“双轨制”是省司和使职关系的合理表述，但如何评介，则代表了不同的方向。如果将使职看做是对于省司的侵权，则会出现司马光的论述，以及元丰改制的回归，以及批判使职的随意性，再如廖伯源对于“中朝现象”、孔飞力对于政治罪、以及韦伯、周雪光对于“家产官僚制”和运动式治理的批判。如果将使职看做是对于省司的补充，则会出现杜佑、苏冕等人的观点，以及孟宪实、雷闻、刘后滨、赖瑞和等试图将使职合理化的解读。任何政治制度的出现，都是社会情境和政治博弈交互的结果，故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如果将一切都合理化，那么历史发展的动力何来？如何在激情和理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吾辈期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