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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的传播》是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品，精选了作者的论文和演讲稿，从文化角度研究传播手段和现代技术、媒介与社会。作者超凡的洞察和富有见地的评论，在学术批评家中是少有的。他在书中考察了美国新闻业的历史和现状，创造性地提出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作为文化的传播》初版的中文版曾于2005年推出，作者从人类制造符号、建构现实、维系传统这样的文化角度重新构想传播与传播研究，为我们展开了一幅集壮观、有趣、人本、理想为一体的新画卷，得到不少中国传播学者的精神共鸣，对拓宽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视野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本书为全新修订版，加拿大教授G. 斯图尔特·亚当和著名华人学者潘忠党教授做了学术导读。

关于修订版 / 1

编者的话 / 3

序一/G.斯图尔特·亚当 / 5

序二：与谈凯瑞/潘忠党 / 23

致谢 / 31

导言

第一部分 传播与文化

第一章 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

第二章 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

第三章 对"大众"和"媒介"的重新构想

第四章 克服文化研究的阻力

第二部分 技术与文化

第五章 电子革命的神话

第六章 空间、时间与传播手段——献给哈罗德·英尼斯

第七章 未来的历史

第八章 技术与意识形态——以电报为个案

参考文献 /

詹姆斯·凯瑞著作年表 /

索引 /

译后记 /

詹姆斯·凯瑞（1934—2006），杰出的媒介理论家、批评家，美国文化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曾任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传播学院院长，艾奥瓦州立大学乔治·H.盖洛普中心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研究生院教授，美国《传播》杂志主编，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美国新闻记者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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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作为文化的传播》是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品，精选了作者的论文和演讲稿，从文化角度研究传播手段和现代技术、媒介与社会。作者超凡的洞察和富有见地的评论，在学术批评家中是少有的。他在书中考察了美国新闻业的历史和现状，创造性地提出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作为文化的传播》初版的中文版曾于2005年推出，作者从人类制造符号、建构现实、维系传统这样的文化角度重新构想传播与传播研究，为我们展开了一幅集壮观、有趣、人本、理想为一体的新画卷，得到不少中国传播学者的精神共鸣，对拓宽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视野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本书为全新修订版，加拿大教授G. 斯图尔特·亚当和著名华人学者潘忠党教授做了学术导读。

• 作者：荇湖 发布时间：2020-08-12 07:53:30

  传播是仪式，是共享信仰的表征。所谓科学、客观、未来的神话无非是巩固美国实用自由主义的信仰，本书梳理了控制论传播观的基督教起源，对美国实用功能主义、自由进步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袪魅，重新拾起了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但凯瑞认为李普曼和杜威等人都无法解决“曼海姆悖论”的难题，走上了人文主义的局限性。作者主张回到历史、经验、阐释和批判的视角，回到现实具体的意识形态问题，即推崇英尼斯的研究。本书精华是以历史、经验、诠释和批判的方法通过分析电报对日常生活的时间和空间的占领，得出了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联系。（太过精彩！醍醐灌顶！）凯瑞是典型的文化人类学者，认为符号和表征可以诠释我们生活世界的意义并凝结共同体。他坚决地反对从政治经济的控制视角，主张从文化和仪式角度重构传播学。这无疑是对美国大众传播学的一大反拨。

• 作者：以后的以后 发布时间：2019-08-22 09:11:59

  2019年新印书，一周的时间断断续续读完，写论文无灵感的时候，翻翻凯瑞的大作，无疑是巨大的动力来源。

  本书另辟蹊径认为传播不仅仅是一种信息传递行为，而且是一种文化行为 ，传播的最高境界是在传播中建构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他将传播类比“仪式”，传播与“分享”“参与”“联合”“团体”及“共同信仰”有关，“是一种以团体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

• 作者：李可笑 发布时间：2013-08-04 14:19:14

  美国社会主义文学之父杰克·伦敦的政治主张力作，但就其政治经济学价值来看是微乎其微的，就以杰克伦敦理解的（也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鼓吹的）剩余价值而言，它太侧重强调阶级对立了，当然其作用是为了让左派陶醉于造反的狂欢氛围并许诺将到未有的乌托邦积极参与权利斗争，但同样不可避免机械单调地数字教条化经济系统，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消费行为的认识不健全导致的后果；另外，从古典右派的经济学考量，自私自利和合理利用剥削是使经济繁荣的两条先决，可以说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就是建立于此，这是根本不可能简单回避或抹黑的问题（无论说它是幻术也好）；当然，必须明白的是，这只是一本小说，尽管作者有意识地宣扬的自己的政治主张，但也大可不必让它承担多余的社会意义，相反，就幻想故事而言，杰克·伦敦无意识的似是而非反而编织出

• 作者：新新新青年 发布时间：2020-03-23 20:37:04

  精彩，非常精彩，将传播学从发霉的5w模式、议程设置、受众认知、两级传播理论中解放出来，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现象学、后实证主义熔为一炉，读起来有极大的快感，重新激发起自己对所学专业的兴趣（尴尬）。

• 作者：2⃣️ 发布时间：2019-10-26 10:36:24

  应该早两年读凯瑞，本科论文能更好一点…

• 作者：江海一蓑翁 发布时间：2019-05-15 22:34:23

  美国传播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部经典之作，尽管是以论文集的形式呈现，但这些论文的内在联系和一以贯之的问题线索，却是非常清晰。作者詹姆斯.凯瑞眼中的媒介，不只是一种技术，一种中介，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形式和内容。作者从文化研究和媒介社会学的视角，探讨媒介的演变对于社会文化变迁的重大影响，进而跟英尼斯、格尔玆、李普曼等新闻传播学和社会学人类学的经典学者的研究之间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对话，深邃优美的文字之间，随时闪现出思想的火花。值得一读再读、能够常读常新的佳作，大力推荐。

• 《作为文化的传播》（前三章）笔记整理

  作者：夏天结束了 发布时间：2019-05-02 20:32:04

  序言里，潘忠党教授提到译丛的价值，国外的理论对于我们研究国内现状的作用，这些书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需要研究的问题，并将问题提升到理论层面来表达，我们的落脚点是中国。“切实研究中国的问题，远比抽象地呼吁本土‘本土化’更有建设意义。这是我所理解的‘借鉴’。所谓批判，已在其中。秦晖先生的格言将这层意思表达得十分精到：‘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

  另外，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阐述，解开了我一直以来的困惑，“我们太容易将‘理论联系实际’等同于‘指导实践’，即所谓‘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等于说学者与实践之间不应有人和空间，要将学者等同于企业或官厅的‘谋士’。学术研究的核心在于能够独立地提出问题，提出实践者因其本职工作的需要一般无法提出的问题，提出能够启示、预警和反诘实践者的问题。”

  第一章描述了对传播定义的两大类：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传播的传递观是美国文化中最常用的，传播是指为了控制的目的，把信号或讯息从一端传送至另一端。传播的仪式观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作者认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对传播的仪式观的阐释是这本书很重要的部分，在这之后，很多学者开始重视和研究这一理论。传播的传递观一直以来是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观点，传播的仪式观则提供了传播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再者，这两者并非对立，只是侧重点不同，仪式观没有排除信息传递和态度改变的过程，而是更强调文化的意义。

  第一章的第二部分则从什么是现实、符号所代表的意义等方面对传播进行阐释：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现实不是已知的，不是独立于语言的人类存在，语言也不是现实苍白的折射，相反，是传播通过符号形态的建构、理解与利用创造了现实，并使现实成为了一种存在。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语言和一些其他的符号形式，世界才能被人类所理解。符号既是现实的表征，又为现实提供表征。同样，传播模式不仅是传播的表征，它也为传播提供了表征。

  第二章从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入手，分别列举了三种解决曼海姆悖论的研究方向：将传播学看作是一种行为科学、一种正规的科学和一种文化科学。行为科学对意识形态的两大解释为因果解释和功能解释，因果解释把文化现象归为前因，即环境的作用力以及被设想成相对被动的接受者，但它对行为的预测十分含糊。功能解释从目的论上解释社会现象，其指出大众传播对社会生活维系或破坏的作用，但它很难区分行为的具体结果。正规理论通过摒弃行为研究来处理曼海姆悖论，比如，现代语言学家不再解释语言的行为或表现，而是解释其语言能力。

  在作者看来，文化科学更忠实于人的本性和经验，文化研究不是试图预测人类行为，而是寻求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传播的文化学把人类行为看作是一种文本，我们的任务是建构这一文本的“解读”。文化研究的目标是：理解他人加诸于其经验之上的意义；建立起一个在其他时期、其他方面以其他形式已经得到陈述的诚实的记录；通过领会他人在说什么以扩大人类的交流。

  第三章谈到了客观主义和表现主义，对比了李普曼和杜威大相径庭的观点，并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分析。在李普曼看来，当个体拥有对外部世界的准确再现时，才可能出现有效的舆论。新闻没有足够的再现性，至多只是事件的信号，它灌输并引起刻板陈见。杜威对听觉隐喻的认同胜过了视觉隐喻，他选择听觉隐喻而不是视觉隐喻，为的是表明语言是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一种再现系统。语言作为一种行为装置，它并不履行再现功能。用威廉•詹姆斯的话来说，真相就是我们更容易相信的东西。

  作者倾向于杜威的观点，作者认为，语言（即传播）是一种行为方式，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互动，它不仅仅是再现或描述，事实上它是对世界的塑形与建构。传播是社会实践的一个整体，它以概念、表达方式和社会关系为切入口。这些实践建构了现实，或是否定、改变了现实，或是用仪式展现了现实。

  这本书大概是最近读的最难懂的书了，第一遍读的时候甚至一页下来完全不知道作者讲的是什么，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往下读。读了相关的论文、把不懂的部分多读几遍之后，对这些内容有了一些概念，虽然还不是很清晰，但不至于完全看不懂。接触一个新概念的过程大概都是如此，沉下心坚持下来总会有收获。

• 突破传播研究的单向度

  作者：新新新青年 发布时间：2020-03-25 17:50:02

  传播是什么？

  每一个学习和研究传播理论的人，都会首先遇到这个问题。但实际上，采取“某物是什么”的提问方式，是一种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提问方式，这种定义方式意味着，一定有某种定义比其他更“正确”。这种思维方式来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中，因为多数情况下存在着大家认可的统一的数据获取方式和判断结果的标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找出一个最符合标准的解释，它当然比其他解释更‘正确’”

  [1]

  。不凑巧的是，人文社科各学科内部普遍无法找到统一的范式、核心，对此，学者们“将原因归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物与人）、主题性质的不同（稳定与易变）所造成的研究方法上的不同要求（实证与理解），认为自然科学所崇尚的实证方法和客观性原则在社会学中无法坚持到底，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导致了社会学领域的支离破碎和多元化（缺乏凝聚力和统一的目标使命）”。

  [2]

  学科内部的分散和分裂，一度使人文社科学者怀疑自己研究的学科是否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但与此同时，德国哲学家康德对本质主义提出了质疑。康德的哲学，明确地站在独断论的对立面，反对莽撞地越过经验的界限，武断地判定世界是什么，而是先考虑人本身的能力如何可能。“这种批判的重点不是处理各种事实，而是处理它们的各种可能性的条件或状况”

  [3]

  。正为传播学研究开启了思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确定传播客观上是什么（并且是否存在“客观”也值得质疑），而是人们如何对它作出界定、规定它的功能。这些实践观念才是真正影响我们社会的东西。”

  [4]

  这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作者的写作目的。“在我们思想的最深处，对传播的基本理解仍定位于‘传递’这一观念：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5），《作为文化的传播》以杜威的话开篇，就企图冲破“作为传递的传播”的陈词滥调，为传播研究开启新的可能。 “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和传播中”。作者以杜威的话开篇，并把杜威与李普曼的争论作为主线，贯穿全书。

  李普曼的传播观，根基在于传播的传递观。李普曼将新闻的功能定义为现实生活的准确反映，类似通行的“真理符合论”——人的主观认识要再现客观现实，如果能准确地反映客观现实，把握客观规律，我们就称这认识为“真”。但随后他在《公众舆论》中就指出，因为“新闻和新闻采集的本质、受众的心理以及现代社会的规模”，“因此即便在自由的条件下，也不能确保事物的真相”（55）。 新闻人本身在采集新闻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对客观现实的重新编织之中，新闻人就已经为其注入意义；新闻采集自身的性质就局限了它再现真实的可能性，“新闻不能像图像一样呈现现实或提供相应的真相，就像雷达扫描时的光电，新闻只能提供一种信号，表示有些事正在发生。它更多低提供有伤风化的照片与刻板成见的伪现实”（56）。人本身因为客观能力的限制，往往无法亲临现场，目睹事实真相，只能通过围绕自身的信息环境认知世界，加上互联网部落化、信息碎片化，久而久之，人们逐渐被淹没在海洋般的阐释里，甚至把阐释当成真实。

  应该说，李普曼的批评切中了这个时代的病根，但利用图像隐喻理解新闻存在弊端。比如，没有人说过新闻可以完全客观地再现现实，并且这的确不可能做到，但正因为不可能达到，人们才将此立为一个标杆，并为之不懈努力，逼近真相。再比如，图像隐喻预设了一个前提：存在一个独立于人之外的、绝然客观的现实。对此，杜威的批评充满了建构主义的意味： “现实并无被发现的本质，而是具有一定限度内被建构的特征”，“如果现实是我们愿意相信的、用来支持我们共同目标的事物”的话，那么称现实是由人类行动尤其是符号行动和特定的联合行动所建构的，则更为恰当”（59）。

  打个比方更容易理解。比如chui shao ren之死，用纯客观的态度来看，这只不过是一个人感染virus之后死亡了，但没有任何现实可以褪去意义的衣衫，纯粹而赤裸地进入人类世界。真正的“现实”对目田派来说，不是一个自然人的死亡，而是quan li的腐化、言论目田被控制后的恶果，是郭嘉制度的缺陷，这才是“现实”。在左派眼中，chui shao ren之死的现实又会是另外一种模样：西方势力color革命、fan hua势力得逞的信号，部分公知“不好好说话”、哀怨的表现等等。“现实”的不同，就会导致我们以后的行为的不同，就会建构新的现实。因此，“现实是一种难得的资源，像其他稀有资源一样，人们为此你争我夺……一旦世界这张空白的画布被涂抹、被勾勒，它也就被占有、被限定了”（65）。如果说李普曼的观点是绝望的，描述了共识的碎裂，杜威则重视共识的重新建立，杜威看重的是人们通过言谈、行动和公共理性共同参与，建构世界和未来。在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要在后文引用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我们通过符号创造世界，并居住在这个被创造的世界中”。

  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就不止作为一种传递，而是作为一种仪式、一种共同参与的文化。我们都居住在同一个地球，却生活于不同的世界。作者提出的要把传播看作一种文化研究，本质上就是试图扩大“传播”的内涵，把人类实践、概念及其规定了的社会关系与形式都纳入进传播研究的视野当中，从而拓展不同的人们的交流，共享一个世界。这才是“传播”之概念的真谛。即便是技术，它本身也不是绝然中立的，作者在书中的后半部分就分析了电报如何与乌托邦理想、永不到来的未来允诺、民主、平等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而这只是一种宏观的分析，在更细致的层面，技术甚至反映了“阶层、地位与权力这样的社会关系”和“某种人的概念结构”（64）。因此，传播学研究就不应该停留在不断重复的实证分析，而应该“力图发现他人在从事什么，或至少对所从事的事是怎么想的……拓展人类的交流，把另一个舞台上表演的人们纳入我们的世界……这种研究将着眼于人们所从事的实践、由这些时间预设并内含的概念世界，以及这些实践所显示的社会关系和形式。”

  毫无疑问，对传播概念的革新，会改变我们对传播甚至对整个社会的看待方式。作者在书中将传播学从发霉的5w模式、议程设置、受众认知、两级传播理论中解放出来，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现象学、后实证主义熔为一炉，读起来有极大的快感。但欣喜过后，仍存在不少疑虑。比如，如果是把传播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又该如何去研究？传播的意涵被扩大到这个程度，我们还有共通的研究范式、规则吗？还是说，作为一个“九省通衢”之地，杰出的传播研究只能由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半路出家”成就，就如传播学的几大鼻祖一般？这注定是一条每个人自己走的路。

  [1]

  《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p5

  [2]

  吴小英：《社会学危机的涵义》，载《社会学研究》

  [3]

  ［阿根廷］恩内斯特·拉克劳：《话语》，载《文化研究》，2005（5）

  [4]

  《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