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期刊史·第1卷(1815-1911) 在线下载 pdf mobi 2025 epub 电子版

我国中文期刊出现已经有近200年历史。200年来，期刊媒体在民族意识觉醒、社会变革进步、文化科学发展以及推出**精神产品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了总结期刊业的发展规律，探讨中国特色期刊业发展之路，中国期刊协会经过充分酝酿，决定组织出版一部诊断科学、史料详实的《中国期刊史》。本卷为《中国期刊史》之**卷，作者在广泛搜罗各种史料的基础上，作者把研究时段定位于1840年至1911年的晚清这一重要社会转型时期，以期刊与近代社会、思想、文化关系的历史演化轨迹为主线，按照时序将社会思潮、文化思潮与期刊的兴衰及传播效果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询了中国近代期刊的产生、发展脉络、类型、清政府对期刊业的管理模式、期刊与近代中国社会的互动等。

导言

第一章 期刊出版时代的开启

第一节 晚清期刊出版的社会背景

第二节 晚清期刊观念的嬗变

第三节 晚清期刊出版的阶段性特征

第二章 传教士与近代中文期刊的创办

第一节 海禁开放后社会环境的转变

第二节 传教士中文期刊的发展

第三节 传教士中文期刊的传播效果

第三章 国人自办近代期刊的高潮

第一节 维新运动与《时务报》等政论期刊

第二节 新学兴起与各类专业期刊的萌芽

第三节 社会启蒙与通俗性期刊的创办

第四章 庚子事变后期刊的鲜明办刊宗旨

第一节 政论期刊的成熟与辉煌

第二节 海外留学生创办的各类期刊

第五章 庚子事变后期刊的专业化知识传播

第一节 早期学术期刊与近代学术体系的建立

第二节 早期科技期刊和近代科技知识的传播

第三节 早期国学期刊与传统文化坚守

第六章 庚子事变后期刊的大众化读者定位

第一节 早期文学期刊的办刊路线

第二节 风行一时的白话报刊

第七章 图画期刊的发展

第一节 早期图画期刊的萌芽

第二节 《点石斋画报》与图画期刊的发展

第三节 早期图画期刊的繁荣

第八章 外文及民族文字期刊

第一节 早期在华外文期刊

第二节 早期少数民族文字期刊

第九章 晚清的期刊编辑思想

第一节早期维新人士的办刊实践及理论探索

第二节 梁启超的期刊编辑思想

第三节 出版企业职业期刊人的编辑思想

第十章 晚清的期刊出版行业

第一节 期刊出版市场的形成

第二节 办刊主体的多元化

第三节 期刊发行传播网络的构建

第十一章 晚清的期刊管制

第一节 各级官报的创办

第二节 出版立法与期刊管制

第十二章 晚清的期刊与社会变迁

第一节 媒体力量的觉醒

第二节 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第三节 社会转型的记录

后记

刘兰肖，河北省唐县人。编审，历史学博士，新闻学博上后。主要从事新闻史、出版史、出版学、出版文化、新闻出版宏观管理等方面研究。已出版《晚清报刊与近代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魏源评传》（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合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二十年》（合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专著，发表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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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我国中文期刊出现已经有近200年历史。200年来，期刊媒体在民族意识觉醒、社会变革进步、文化科学发展以及推出**精神产品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了总结期刊业的发展规律，探讨中国特色期刊业发展之路，中国期刊协会经过充分酝酿，决定组织出版一部诊断科学、史料详实的《中国期刊史》。本卷为《中国期刊史》之**卷，作者在广泛搜罗各种史料的基础上，作者把研究时段定位于1840年至1911年的晚清这一重要社会转型时期，以期刊与近代社会、思想、文化关系的历史演化轨迹为主线，按照时序将社会思潮、文化思潮与期刊的兴衰及传播效果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询了中国近代期刊的产生、发展脉络、类型、清政府对期刊业的管理模式、期刊与近代中国社会的互动等。

• 作者：胖虾虾哎 发布时间：2015-09-11 11:19:02

  针对室内设计编写的书，每一步讲解都配有图，详细明了，跟着学很快就能掌握相关技巧。很适合室内设计新手入门实用。

• 作者：黄小仙 发布时间：2020-07-27 00:28:21

  娃四岁的时候买的，买来我就后悔了，内容太深了不适合他看，现在四岁半。每天都要看，当然他看不懂内容，估计他就是喜欢看里面各种饼图。。。我觉得比较适合小学生。

• 作者：西礼 发布时间：2019-03-28 14:00:25

  感觉还不错，史料和研究成果都用的蛮多，还有对地方白话刊物的介绍。

• 作者：Sally 发布时间：2021-08-23 16:54:36

  维多利亚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1819年5月24日—1901年1月22日）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1837年—1901年在位），印度女皇（1876年—1901年在位）。她于1837年6月20日继位，1838年6月28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1876年5月1日加冕为印度女皇。维多利亚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君主，仅次于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维多利亚的在位时间长达64年。她也是第一个以“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和印度女皇”名号称呼的英国女王。

• 作者：nosurrender 发布时间：2018-07-21 15:23:38

  不懂这个史料结构的逻辑，这真的不是一本加厚博论么

• 作者：河洛越河 发布时间：2021-04-04 14:34:23

  挑着看的不太好评价，不太像以论代史，而却更像是史论，不按时间而是按“功能”排布。

• 范祥雍：《战国策》传本源流考

  作者：墳的前面 发布时间：2019-08-15 21:47:30

  原文以数字“㈠㈡㈢”依序标于文末的作者本人注解，用“【】”直接标于所注文字之后。

  《战国策》是我国一部著名古史【自《汉书 艺文志》列《战国策》于春秋家，与《史记》为一类，后代史志因之并列入史部。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因其书多载纵横家言，始改列入子部纵横家类，《中兴馆阁书目》、高似孙《子略》（但其《史略》中则列入史部，似涉骑墙）、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 经籍考》等又从之。各持一说不相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子之为名，本以称人，因以称其所著，必为一家之言，乃当此目。《战国策》乃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编，作者既非一人，又均不得其主名，所谓子者安指乎？公武改隶子部，是以记事之书为立言之书，以杂编之书为一家之书，殊为未允。”虽所言尚有可商，大体比较平稳，今从之】，文章优美，记述生动，大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曾从中吸取养料，为后世研究战国史者不可缺少的要籍。此书流传久远，原始要终，班班可考。然而对之怀疑者也复不少，或谓是后人杂采《史记》而成，或疑今本非刘向之旧等等，略见于《伪书通考》的，随手可检。究竟如何，尚是悬案，须要进一步广搜资料，考镜源流，辨其是非，加以论定。

  自《战国策》本书的发展路程观之，约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第一时期 古本

  甲 刘向原编

  在西汉成帝（前三二~~前六）之时，著名学者刘向奉诏领校中祕府所藏经传诸子诗赋等书，每一书成，要撮举内容大意及篇目奏上（后人称为《刘向别录》）。《战国策》是他校录诸书之一。

  刘向《战国策序》说：

  所校中战国策书【中，谓中祕府所藏。《汉书 楚元王传》颜师古注：“言中者，以别于外。”战国策书，谓战国时代的简策书，不是指书名。《史通 六家篇》释“战国策”之名说：“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其解书名未然，但用来释此文却当】，中书余巻，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此文中对资料来源、编次方法及命名原因，都作了扼要的说明，不烦再费辞。但有二句要辨明一下，即“又有国别者八篇”，“臣向因国别者”，其中两个“国别”，齐思和先生《战国策著作时代考》并以为书名，与下《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并列为七种书（见《中国史探研》），不同于旧释，尚须商榷。我以为刘《序》首称“战国策书”是总摄下述的《国策》、《国事》等六种原始资料（下云“中书本号”，可证）。“又有国别者八篇”则谓六种资料中有八篇是以国别来编次的，乃指体例而言。《战国策》全书就按照此体例作蓝本，故说“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然后列举各原始资料的本号。如将“国别”作书名解，那么文章前后就贯穿不通了。至于六种中何种为国别体，则无法强断。若从书号来推测，《国策》、《国事》可能近之，这不过也是假定而已。

  还有一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旧有五号，（刘）向以为皆战国时游士策谋，改定今名。”他所说“五号”，疑即指上述六种而去其首种“《国策》”。大概他认为《国策》即《战国策》（后人也常通称为一书，但不适用于刘《序》），刘向并五种于一种，故而如此说。此说不合于刘《序》，可置勿论。

  《序》说“得三十三篇”，《汉书 艺文志》同。《史通 六家篇》作三十三卷。书写在竹简上称篇，在纸帛上称卷，所以三十三卷即三十三篇。然《隋书 经籍志》作三十二卷，《旧唐书 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同。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二种：一、三与二仅一画之差，最易致讹。二、也有可能从竹简迻写成卷时，抄书者把篇章次序有所并合。例如《楚策四》“或谓楚王曰”章，王念孙《读书杂志》据《昭明文选 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注》引此文作“唐雎谓楚王”，说：“则合上卷末‘唐且见春申君’云云为一篇，李善所见本此处不分卷。而‘谓楚王’之上无‘或’字也。”故三十三篇变成三十二卷，毫不足怪。在雕版术发明之前，书籍全凭缮写流传，而抄书又随各人的需要不同，分卷详略时有参差，并不画一，乃常见之事。这里要补充一点，上述的三十三卷或三十二卷，指唐以前的抄本而言，和曾巩重定的三十三卷本要区别开来。

  刘向原编战国策的汉代传写本，年久迹湮，早已无法得见。幸而近代考古发掘之风兴起，一九〇〇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s）在我国新疆沙漠里古楼兰废墟发现了汉代的书写纸，其中有一纸是隶书写的《战国策》残叶（Conrady , A . Die：Chineschen Handischriften-und Kleinfunde Sven Hedins in Lou-lan , Stockholm , 1920），季羡林先生说：“这张纸可能是公元二世纪写成的。”（《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页一一二）这张纸仅存六行不足，未标明书名，对校姚本《战国策 燕策》第一章尾与第二章首文字及编次相同，可决其为《战国策》无疑。这虽是小小一叶残书，却由此可推知今本《战国策》的源流有绪，对怀疑今本出于后人杂采《史记》而成，非刘向之旧者提出强有力的反证。我们不要轻视这一张小纸。

  乙 原始资料推论

  早于刘向编定《战国策》前数十年，大史学家司马迁大量引用见于今本《战国策》的文章写入其杰作《史记》中。班固《汉书 司马迁传赞》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所谓“战国策”，实际指刘向编定之前的原始资料，故司马贞说：“此是班固取其后名而书之，非迁时以名《战国策》也。”（裴骃《史记集解序索隐》）《史记》采《战国策》的文有多少呢？宋洪迈说：“太史公所采之事九十三则。”（《容斋四笔》卷一）这个统计数字当是依据曾巩校定本而来，未经细核。但只要一查《史记 周本纪》记马犯谓周君请令梁城周事，司马贞《索隐》引《战国策》文以校。《楚世家》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以说顷襄王事，虞世南《北堂书钞》卷四十六引作《战国策》。此皆不见于今本《国策》者，而唐本有之。同类例子不少，略举一二，不复广征。如果《容斋》没有补入，则其数据尚嫌不足。

  刘向编《策》所据中祕府藏的六种书《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当是司马迁《史记》采取战国记事资料的源泉。这些书经刘向改编为《战国策》，原名不再见于《汉书 艺文志》（《艺文志》是依据刘向父子的《七略》而成的），也很少见于他书。《史记 主父偃传》说“（偃）学长短纵横术”，又《酷吏列传 张汤传》说“边通学长短”，《集解》引《汉书音义》说“长短术兴于六国时，行长入短，其语隐谬，用相激怒”，《汉书 张汤传》同，注引张晏曰：“苏秦、张仪之谋，趣彼为长，归此为短，《战国策》名长短术也。”据张晏之说，“长短”当即刘向《序》中的《短长》，其书谈长短术，与苏秦、张仪纵横家流相近。六种书中仅此一种偶有提到，其余未详。

  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是我国考古工作中一大新发现。其中有一份帛书，原无书名。经帛书整理小组整理，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初题为《战国策》，后改今名）。全书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行，一万一千多字（见于该书的出版说明）。所载战国时事，见于今本《战国策》者十章（内有一章，《策》分为两章），见于《史记》者八章（其中《策》、《史》同见者七章，独见《史记》者一章）。除去重复，总共见于《策》、《史》者十一章，其余十六章是久已佚失的古书。“书法在篆隶之间，避邦字讳，可能汉高祖后期或惠帝时（前一九五年前后）写本【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这份佚书，我认为即是《战国策》前身刘向所据六种书之一，也即司马迁写《史记》战国史事所据资料之一。唐兰先生称其为“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此话似嫌夸张。何以见得？如果因其中十六章未见于《策》、《史》而断为司马迁、刘向都没见过，那理由嫌不充足。司马迁写《史记》，刘向编《战国策》，他们对原始资料是经过选择采用的，并非像资料汇编照单全收。例如《史记》记春秋史事是依据《左氏春秋》。今检《左氏传》有好些事不见于《史记》，难道我们可以说司马迁没有见过《左氏传》吗？《史记 五帝本纪赞》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始首。”又《苏秦列传赞》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似者，皆附之苏秦。……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正说明他采择和剪裁材料的态度。刘向《战国策序》说：“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这也说明他对六种原始资料运用有所取舍的整理方法。所以，不见于《史记》或《战国策》的古佚书，不能就肯定为“司马迁（或刘向）所没有见过的”。何况今天所见的《史记》和《战国策》各本，皆距时久远，非汉代之旧本呢？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发现，对我们了解《战国策》本书有很大的帮助。第一，可以窥见刘向编《策》所据的祖本面貌，因而肯定《战国策》原文是战国时代或秦楚之际的作品。第二，可确认今本《战国策》和《史记》相同之文，出自同一来源，并非有所抄袭或附益，像方苞《书刺客传后》（《方望溪集》卷二）、吴汝纶《记太史公所录左氏义后》（《吴挚甫文集》卷四）所说那样。第三，对文字的校订也相当重要，帛书整理小组已做了初步工作，这里从略。至于那佚书十六章，无疑是研究战国史的珍贵材料。

  二、第二时期 古注

  ——高诱作注 附延笃《论》或《音义》

  东汉延笃作《战国策论》，高诱作《战国策注》，开始对此书作专门研究，使《战国策》的发展转入一个新的阶段。

  延笃字叔坚，南阳犨（今河南鲁山县附近）人，《后汉书》有传。他是当时名儒马融的门人，桓帝时应征为博士，官至京兆尹。卒于永康元年（一六七）。《隋书 经籍志》说：“《战国策论》一卷，汉京兆尹延笃撰。”《旧唐书 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同。《颜氏家训 书证篇》引延笃《战国策音义》，殆是一书异名。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谓“据诸书所引，全非论体，颜黄门称《战国策音义》，其名似胜《隋》、《唐志》”。此书已佚。从辑本和卷数推之，内容简略，为草创之作。然筚路蓝缕，开路先锋，功不可没。

  距时不久的高诱作《战国策注》，始对此书作较细致的专门研究。高诱，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为当时名儒卢植的门人，生于汉末三国之间。他有著作多种，今传于世的，除《战国策注》外，尚有《吕氏春秋注》和《淮南子注》。

  《隋书 经籍志》：“《战国策》二十一卷，高诱撰注。”这和同书著录“刘向录”本三十二卷差异。查《旧唐书 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并作“三十二卷”，与刘向录本合。《宋史 艺文志》、《日本国见在书目》高诱注本作三十三卷，则与今所传本合。郑樵《通志 艺文略》作二十一卷，疑据《隋志》著录，未必其时有二十一卷本（北宋时高注已残佚，详下）。又北宋《崇文总目》说：“又有高诱注本二十卷，今缺第一、第五、第十一止二十，存八卷。”曾巩《战国策序》说：“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综上所述，高注本卷数颇有参差，今表列如下，并注明所出。

  一、二十一卷 《隋书 经籍志》、曾巩《战国策序》一本。

  二、二十卷 《崇文总目》（《文献通考 经籍考》引同）。

  三、三十二卷 两《唐志》、曾巩《序》又一本。

  四、三十三卷 《宋史 艺文志》、《日本国见在书目》。

  残本二种：

  八卷 存卷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共八卷。《崇文总目》

  十卷 同上八卷，增卷卅二、卅三，共十卷。曾巩《序》及姚宏本。

  上列高注四种不同卷数本（残本除外），我认为《崇文总目》的“二十卷”“十”下疑脱去“一”字，曾巩引此正作“二十一卷”。《宋志》的“三十三卷”，则疑误以曾巩重定的《战国策》三十三卷为高诱注本。我们今天见到的剡川姚氏刊本《战国策》于每卷首皆题作“高诱注”，其实高注仅有十卷，被笼统题作“高诱注”。后代书目多延此误【惟清代《四库全书》著录姚宏本《战国策》，除十卷题“高诱注”外，其余二十三卷改题为“姚宏校正续注”，合于实际。说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宋志》似启其端。否则高注至北宋已残缺，《宋志》何从见到三十三卷全注本而著录呢？因此要排除二、三两种，高注传本只有二十一卷、三十二卷之别。差异发生的原因，可能由于抄书者分并不同，简繁各别而产生。一种书有几种卷数不同的本子，此例在古籍中常遇之，不胜枚举，也不须深究了。

  对于残本多寡，虽无关宏旨，尚有几句话要谈。合《崇文》及曾校本一起，高诱注残存卷二至卷三，卷六至卷十，卷卅二至卷卅三，共十卷。姚宏刻本是依据曾校本的，缺注相同，向来对此没有疑问。

  今检姚宏本有若干条注文存在疑点，列举如下：一、姚本卷二十三《魏策二》“犀首见梁君”章“令母敢入子之事”，此下有夹注：“入，犹与也，曾、刘无此注。”二、又“苏代为田需说魏王”章“臣请问文之为魏”，夹注：“为，助也。曾、刘无此注。”三、同章“衍将右韩而左魏”，夹注：“右，近；左，远。曾、刘无此注。”四、又“五国伐秦”章“扮之请焚天下之秦符者”，“扮”下夹注：“扮，博幻切，握也。”五、又“魏惠王起境内众”章“而孙子善用兵”，“孙子”下夹注：“孙膑也。”六、又“田需死”章“必右韩而左魏”，夹注：“右，亲也；左，疏外也。”七、又同章“太子为非固相也”，夹注：“固，犹久。”八、又“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章“齐桓公夜半不嗛”，夹注：“（嗛）快也。”九、同书卷二十五《魏策四》“魏王欲攻邯郸”章“吾用多”，“用”下夹注：“用，资也。”十、又“秦、魏为与国”章“秦、魏为与国”，夹注：“相与同祸福之国也。”十一、又同章“是大王筹筴之臣无任矣”，夹注：“任，能也。”十二、又“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章“其自纂繁也完矣”，夹注：“谓帽覆也。”以上卷二十三及卷二十五两卷，姚宏原来校文异同不列入内，有夹注十二条（内八条属于卷二十三，四条属于卷二十五），其中一至三条，前半是注文，后半是校文，说明注文为曾巩、刘敞本所无。这清楚地交代前半注文不是姚注而是他据别本（可能是孙朴校本）补入的。以下四至十二条注文，皆无校语。惟四条下有“博幻切”三字为音切。三条“右，近；左，远”和七条“右，亲也；左，疏外也”，文稍异而义同。这十二条夹注和姚宏续注校文，除一至三条后半的校文外，体例不合。姚书体例，校文并著某作某或某某（上某为姓，下某为异文）。注则并冠以“续”字，以别于高注。今此夹注不合其例（三条后半有校语者除外），显非其注。且姚注多援引古书为证，属于考据性的，与此不同。相反地，高诱注多属于训诂解释，与这些夹注很相类。由此推证，故我认为这正是高诱注的残文。仅此还不能征信于人，有证可提。上文引九“魏王欲攻邯郸”章注：“用，资也。”检《昭明文选》卷二十三《咏怀诗》“北临太行道，失道将如何”《注》引《战国策》曰：“（季梁见魏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吾欲之楚。臣曰：之楚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虽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虽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御善。’”（下略）下引高诱曰：“面，向也。驾，马也。之，至也。用，资也。”《文选注》所引《战国策》正是《魏策》此章之文。其引高诱曰“用，资也”也见于今所存残注中，全相合（只是残注失去“面”、“驾”、“之”三字的注文）。这足以证明残文乃是高诱注无疑了。又上引文十“秦、魏为与国”章注：“（与国），相与同祸福之国也。”检《史记 项羽本纪》：“项梁曰：田假为与国之王。”司马贞《索隐》引高诱注《战国策》云：“与国，同祸福之国也。”两相对照，尽合，可见唐人所见本无残。这对高注的假定又是一证。有人或许怀疑，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起过这问题呢？我认为这二卷注文残缺过甚，存字寥寥，一共十二条，曾本、刘本还少三条，只存九条，不引人注意，前人忽略过去，没把它们计算在高注内。实际我们今天见到的高诱注十卷外，尚有卷二十三、二十五残注二卷，共为十二卷。夹注四“博幻切”三字为音切，与高诱注音体例不合（其时音切尚未有），当是后人所附加的，不属高注。

  再读北宋传下来的高注十卷，鲍彪讥其“疏略无所稽据”，吴师道辨其诬【参鲍彪《战国策注序》及吴师道《战国策校注序》】。但注文“疏略”，吴氏也同意。若以高注《吕氏春秋》、《淮南子》（《淮南注》有与许慎注相淆者）来比照，窃疑今本有缺佚。钱大昕《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序》也说：“似十篇注尚非足本也。”又曾巩所增高注二卷中卷三十三《中山策》末“昭王既息民缮兵”章不应隶此，当隶于《秦策》（说详后），决非高注本之旧。又十卷注文的编次有人对此提出可疑。《东周策》“东周与西周战”章，此卷无高注，金正炜《战国策校释》说：“按（《西周策》）‘周君之秦’章‘谓周最曰：有人谓周最，姓名不见也。’高氏出注于后，足证此本章次已淆。”其言可作参考。

  裴駰《史记集解序》：“采《世本》、《战国策》。”司马贞《索隐》引高诱曰：“六国时纵横之说也，一曰《短长书》，亦曰《国事》，刘向撰为三十三篇，名曰《战国策》。”齐思和认为是《战国策注序》的佚文（《中国史探研》页二四二），似是。高注佚文，多见于唐宋载籍征引，此不广及。

  汉人旧注仅有二种，一种已亡佚，一种残存不足三分之一。因其时代接近，古训多存，且为专研者作先驱，虽断玦残圭，我们也应该加以珍重。

  三、第三时期 今本

  甲 曾巩重定

  《战国策》本书及高诱注本经过唐、五代的变乱，遭遇到大厄难，亡佚很多。宋初，国家图书馆——崇文院所藏此书，只有本书十一卷，高注八卷而已。佚失原因由于兵燹或火灾，也由于雕版尚未广行，民间藏书稀少，缮写本得之不易，渐至亡佚。挽救此书有力之人当推北宋曾巩。

  曾巩《战国策序录》说：

  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讹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又说：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这里说明他董理此书经过情况，语简事备，关系到今传本《战国策》的可信问题，很为重要，我们应详细加以考核。

  曾巩字子固，南丰人（今江西南丰县），北宋著名文学家，《宋史》有传。本传说他“嘉佑二年（一〇五七）进士第。调太平州司法参军。召编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曾巩所撰《行状》同，《元丰类稿附编》】。他中进士第为嘉佑丁酉（一〇五七），何焯考证其年“已三十八岁”【《义门读书记》】。巩召任编修史馆书籍，重校《战国策》，并不详其在何年。绝对年代无从得知，只好推算其相对年代，试为探讨如下。

  曾氏的重定本，依照《序录》所说，他“访之于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这些“士大夫”指何人？《序录》未讲清，难以指认。查今所传《战国策》曾《序》之后附有李文叔和王觉二人题跋，姚宏、鲍彪二本皆载之，说明不是他们二人所附加的，我认为这是曾巩重定本原来附有的。且看跋文内容，李文叔【或以李文叔为李格非。按李格非字文叔（《宋史 文艺列传》有传），非名文叔。不合者一。格非受知于苏轼，年辈在曾巩之后，此文叔序次在王觉之前。年辈较先，不合者二。若是格非，应见到曾氏校定本，今跋云“今《战国策》参错不可疾读”，只字未及曾本。不合者三。可断言此文叔为另一人】《书后》说“今《战国策》宜有善本传于世，而参错不可疾读，意天之于至宝，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敢窜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圜其上云。”王觉《题辞》说：“治平初（一〇六四），始得钱唐颜氏本读之，爱其文辞之辩博。而字句脱误，犹失其真。丁未岁（一〇六七，即治平四年），余在京邸，因借馆阁诸公家藏数本参校之，盖十正其六七。”又说：“会有求予本以开板者，因以授之，使广其传。”此二文中均未提曾巩校本，当是时代稍前。王文中谈到治平四年借本校书事，因此推算曾本距此不会远，大约在神宗熙宁时（一〇六八——一〇七七），巩约五十岁左右。王觉说“有求予本以开板者”，不知是否实现？无论王觉校本是否雕板，曾巩曾经借李、王二本校定《战国策》（王觉可能与曾巩同在史馆，彼此借校），故附二人的跋文于书尾。当然“士大夫家”尚不止此二人，如他人只校而没题辞和署名，因而无从知悉。另外，要补充一点，曾巩本人“性嗜书，家藏至二万篇”【《曾子固墓志》，附见于《元丰类稿》后】。以当时官家藏书，《崇文书目》不过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宋史 艺文志》），私家所藏如此，足称富备，其中必多异本，取为校书之用，只是《序录》不便自道耳。故而他自出家藏本参校极其可能。今对曾校采纳各本表列如下：

  一、崇文院残本十二篇

  二、李文叔校本

  三、王觉校本

  四、其他士大夫家本

  五、曾巩家藏本

  六、崇文院藏高诱注残本八篇

  七、其他高诱注残本二篇

  曾校本开始确定了《战国策》传本的统一形式，它的特点：一、恢复了刘向三十三篇编次，搜异补缺，始《东周》至《中山》，基本上完全了。二、并增高诱残注十卷（另残高注二卷不计在内）和本书联系在一起，使之不再有亡佚之忧【《四库提要》谓：“巩不言校诱注，则所取惟正文也。迨姚宏重校之时，乃并所存诱注入之。”按此语不然。曾巩《序录》尾言高诱《注》：“《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如曾校不录诱《注》，则此语岂非画蛇添足。“存者十篇”正说明重定本内有诱注十篇。若是姚本始并入，何以姚《序》只字不提？查《秦策一》“魏鞅亡魏入秦”章高《注》：“魏人怨而不纳故。”姚氏于注下出校云：“曾下有还而字。”同策“苏秦始将连横”章高《注》：“练濯濯治。”姚于注下校云：“刘、钱无治字，集、曾有。”所言曾指曾巩，刘指刘敞，钱指钱藻，集指集贤院。这正说明不但曾本有高《注》，其他诸本也有之。此例尚多，不须广引了。且《隋志》著录的二十一卷和两《唐志》的三十二卷，其时虽不见，尚不能肯定其亡佚，故就他当时所访得者而言，“今存者十篇”，乃谓高《注》存于新校本的，其意可知。《提要》未加详查，贸然下笔，言近于诬】。三、对全书作了一番订误补缺的工作，很为认真。孙朴在元祐中（一〇八六——一〇九四）见到曾巩三次所校定本（见姚刻本附编），可证其用工之勤。总之，曾巩对《战国策》一书来说，确是功臣，他是刘向的继承者。

  更有一个问题提出来研究。今见姚本卷三十三《中山策》尾有“昭王既息民缮兵”章，姚氏在章后注说：“子由《古史》云‘《战国策》文’，并收入。”姚宽在《后序》也说【见吴师道《战国策校正》本附录】：“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详所谓。”这一卷有高注。鲍彪本也有此章，惟列于《秦策》昭王下。此章是否姚氏增收，或曾本原来如此？若姚氏所收，不应鲍本也有（鲍与姚同时，鲍未见姚书）。姚所云“子由《古史》”者，子由乃苏辙之字。考苏辙《古史 白起传》载此事，文字稍有异同，传中不言出《国策》，惟《传赞》说“及览《战国策》，观起自陈成败之迹，乃知邯郸法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正据此章为说，可证苏氏所见本有这一章。曾巩年辈长于苏辙多岁，《古史》本文稍异且无注，与此亦不同，故决非曾氏据彼收入。再查唐赵蕤《长短经 七雄略注》有此文下段【注出于赵蕤所自为，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子部 杂家类》】，则其由来已久。故我断为曾本原来有的。但此章明明记秦、赵长平之战时事，为什么编于书后《中山策》之尾，不伦不类？此疑问可以解释清楚的。此章的编次，当隶于《秦策》，按刘向“略以时次之”【刘向《战国策序》】例排比，又当隶于卷五《秦策三》中。这一卷正记范雎为相及秦围邯郸事，时间相当。今本此卷无高诱《注》。从各种迹象来推定，我认为这是曾氏所得高诱《注》残本（卷三十三）如此。高《注》本残佚过甚，次在卷末，盖校书者续得此一章，不能独立成卷，因附缀于书尾《中山策》后。它的不隶于《秦策》，乃出于校者的态度谨严，保存原来面貌，并非无知。此校者是曾巩或前人，不能妄断。同时，我们可知道今本高《注》残卷，其中章次有些淆乱。如将此章拣出，别入他卷（假定是卷五），则高《注》残存为十一卷，加上前述卷二十三、二十五，残注便成十三卷了。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分别讨论曾校本以前及其书在当时传刊情况。

  （一）曾校本前的传本 北宋以前书籍的流通主要是缮写本，此类无法计数（《国策》尚未见唐写本），可置勿论。我们要知道的是刻本。北宋之初，雕板术渐渐普遍，《战国策》已有刻本行世。王觉在英宗治平初（一〇六四）得到“钱唐颜氏印本”【见姚本《战国策》附王觉《题辞》】，“印本”指雕板印本。又孙朴《书阁本<战国策>后》说：“借刘敞手校书肆印卖本参考。”【见姚本附录】刘敞生于真宗天禧三年（一〇一九），卒于神宗熙宁元年（一〇六八），与曾巩同时。这是一种民间书坊刊印本。此二种刻本时间虽不能详，但在曾校之前无疑，为见于文献记载的早期刻本。是否尚有其他更早刻本，今不能知。此类刻本质量较低，姚宏在《题识》中说：“旧本有未经曾南丰校定者，舛误尤不可读。”我们也应承认它们当时曾起过流通作用。

  （二）曾校本的传刊 自曾巩重定本出，《战国策》始有善本、足本。曾校是官修书，何时雕板印行呢？孙朴《书阁本<战国策>后》说：“自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十二月入馆，即取曾巩三次所校定本。”“阁本”即曾校本，此文作于元祐八年癸酉（一〇九三），距巩之卒（一〇八三）凡十一年。孙朴看到了曾氏的原校本，从文章看来，似其时尚未刻板流行，推测刻板当在元祐之后。北宋刊本今无一存，惜不能究其真相，只好存疑。

  原本虽不可见，从间接资料或窥见一二。姚宏本是依据曾本参校的，他在本书题后说：“南丰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阳刻本皆祖南丰，互有得失。”又说：“括苍所刊，因旧无甚增损。”又署名姚宏之弟姚宽《后序》说：“其浙、建原小字刊行者，皆南丰所校本也。括苍耿氏所刊，卤莽尤甚。”【见吴师道《战国策校正》本附录】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旧杭本”。他们三人皆是南宋初年人，所见《战国策》不是北宋刊本，也该是南宋初刊本。姚氏所称“都下”指当时京都临安（今杭州市），也即浙本。《遂初目》的“旧杭本”似同为一本。但既称“旧杭本”，或尚有新杭本别行。建阳在宋代是民间刻书工业的要点，书坊林立，刻书众多，《战国策》是部热门书，不会遗刻的。括苍耿氏刻本，在吴师道《校注》本后载其序，转录如下：

  余至括苍之明年。岁丰讼简，颇有文字之暇。于是用诸郡例，镂书以惠学者。念《战国策》未有板本（按此谓括苍无此书刊板），乃取家旧所藏刊焉。是书误舛为多，自曾南丰已云“疑其不可考者”。今据所藏，且用先辈数家本参定，以俟后之君子而已。（下略）绍兴四年（一一三四）十月鲁人书。

  耿《序》纪年为“绍兴四年”，则其“家旧所藏”底本必是北宋刊本。吴师道《校注》在曾巩《战国策序录》后题识说：“凡浙、建、括苍本皆据曾所定。”三本之中大概以浙本为先。今表列曾校传刊本如下：

  

  乙 姚宏续校

  南宋初，剡川（今浙江嵊县）姚宏广罗众本，对《战国策》又作新校和续注，在曾本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提高。在讨论姚本之前，先须了解他所依据孙朴校本的情况。

  孙朴校《战国策》用力甚勤。据他自己说：“自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十二月入阁，即取曾巩三次校定本及苏颂、钱藻等不足本，又借刘敞手校书肆印卖本参考。比巩所校，补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一〇九二）再用诸本及集贤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百五十签。遂为定本，可以缮写黄本入秘阁。集贤本最脱漏，然也间得一两字。”又说：“此书舛误特多，率一岁再三读，略以意属之而已。”【孙朴《书阁本战国策后》，见姚本附录】姚宏从其族子那里借得校本，借助不少。孙校此书先后历八年，“一岁再三读”，所据有五本，可算是有心之人。他的劳动成绩，幸而借姚校本保存下来。

  姚宏依据孙本再加工，益臻完善。他对孙本作过复核，说：“孙旧云五百五十签，数字虽过之，然间有谬误，似非原书也。”【姚宏《战国策题识》】又说：“括苍（按即耿延禧刊本）无甚增损。”表明他的治学态度很审慎，有批判地甄择材料。其书体例谨严，荟萃诸本异文，旁及他书，考证得失，间有补充，但不失曾校本之旧。吴师道称其书“简质谨重，深得古人论撰之意”。又说：“异时当广传写，使学者犹及见前辈典则，可仰可慕云。”（《战国策校注 后识》）他在《校注序》里特提姚书说：“参校补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则。”推崇备至，也非过誉。今表列姚宏所据校本如下：

  

  附注：

  （一）苏颂本今不见于姚校文中，此从孙朴《书后》。

  （二）刘敞校本止三十卷，见姚本卷三十尾题。

  （三）集贤院本，姚本卷二十一后尾题说：“集贤院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参互。”

  （四）一本与别本见于姚校文中，不详何本。

  由此可知姚校本除“五、据他书正异者”不计外，直接参考四种本子（其中曾本有三种刊本，作一种计数），间接参考五种本子，两者加起来共九种本子。

  接下来我想谈关于姚校本流传问题。

  姚宏书最早见于尤袤《遂初堂书目》，宋人吕祖谦《大事纪》、赵与时《宾退录》、王应麟《困学纪闻》皆引用之，当时比较流行。但《宋史 艺文志》子部纵横家只著录鲍彪《战国策注》，而无姚氏《续注》，反映那时此书已不多见，故史志缺书。吴师道是见到姚本的，他说：“剡川姚氏《续校注》最后出，予见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录、刘《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刘《序》次之。盖先刘氏者，元本也，先曾《序》者重校本也。”（见其书曾巩《序》后题跋）又说：“予所得（姚）本背有宝庆（一二二五——一二二七）字，已百余年物，时有破烂处。”（又同书署至顺二年〖一三三一〗跋）他特地详记其书，显见当时流传甚少。吴氏说“背有宝庆字”本不知是在前所言“二本”之内或另外一本，按理当包含在内。

  姚刊是今传《战国策》的重要本子，它最接近古本，所以我们要详考其流传始末。

  姚书自序题为“绍兴丙寅中秋”。丙寅乃高宗十六年（一一四六），书成于是时，刻行当不会远。绍兴本子元时已见不到，流传于后的有另外二种宋本，一种影宋钞本，今分别述其源流。

  一、梁溪安氏本 明季钱谦益得宋本《战国策》二部，他在先一部后跋说：“此本乃（姚）伯声校本，……天启中（一六二一——一六二七）以二十千购之梁溪安氏，不啻获一珍珠船也。无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次而居乙。每一摩挲，不免以积薪自哂。要之，此两本实为双璧，阙一固不可也。崇祯庚午（一六三〇）七月曝书于荣木楼，牧翁谨识。”【见雅雨堂本《战国策》】他先后得到两部不同的宋刊姚本《战国策》，后人为了易于区别，称原藏于梁溪安氏的为“安氏本”，原藏于梁溪高氏的为“高氏本”，今沿用此称。钱跋写在安氏本上。查此本的流传情况，牧斋之后，书归于其侄孙钱曾【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高诱注<战国策>》三十三卷云：“予初购此书于绛云楼，乃剡川姚宏校定本，宋椠本。得之，如获拱璧。即以传示同人，共相传写。”不明言安本或高本。证以陆贻典校本题跋云“钱遵王假于此本，盖得之于牧翁宗伯”语（见雅雨堂刊本），知其为安氏本也。《读书敏求记校证》卷三之上引陈简庄鳣语云：“此盖牧翁以二十千得之梁溪安氏者。”益可证】，继归于季沧苇【《季沧苇书目》宋版目下著录，注云：“牧斋跋”】，后失其传。但景写本流传有数种。可考见者：（一）、毛氏汲古阁景钞本，后归孔昭焕家，《四库全书》即据以录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汲古阁书目》云：“《战国策》三本，从绛云楼北宋本（按姚宏书成于南宋，此“北”字当衍）影写，乃高诱注，与世行鲍彪注大不同”】。（二）陆贻典（敕先）曾借钱遵王（曾）藏本影录并校字者【陆跋题为“戊戌孟春”，当清顺治十五年（一六六一），见雅雨堂刊本】。此本后来归于黄氏士礼居，黄丕烈有跋云：“《战国策》高注本向传二本，一出于梁溪安氏，一出于梁溪高氏，皆宋刻。高氏本，余已刊行于世矣。安氏本影写者出常熟陆敕先家，敕先跋语皆系亲笔，并高氏异同，亦粘签于上，余甚珍之。以二本不可偏废，并重昔贤手泽也。复翁炙砚书。”（见《爱日精庐藏书志》卷十一）黄氏得此书在模刊梁溪高氏本之后，时间较晚。再转入张金吾爱日精庐。以下流传不详。（三）乾隆丙子（一七五六）卢见曾从吴中借陆贻典（敕先）校本刊板行世，即今雅雨堂本【见卢见曾《高诱注<战国策>序》】。此本常据鲍注吴校篡改，失去安氏本真貌。（四）别有一本，为吴志忠有堂所藏，顾广圻《影钞安氏本<战国策>跋》云：“此有堂吴氏先世之遗，亦从安氏本影钞，行款笔迹几乎无二。……唯每册有‘钱楚殷’图记为少异。……想乾隆间入璜川者。”（见《思适斋集》卷十四）《读书敏求记校证》卷三之上引吴志忠云“先祖乐意轩藏书中有影宋剡川姚本，与黄氏刻本别出。有‘钱楚殷’印记”，与顾跋可相证。章钰《校证》注云：“志忠字有堂，其祖名企。楚殷名沅，遵王长孙。”据此，这个影钞本出于钱曾之孙楚殷家，也是述古堂物。吴志忠家即世称“璜川吴氏”者，多藏善本。此本志忠以后不知归何人。

  二、梁溪高氏本 钱谦益跋中的后来所得本，其后辗转经泽存堂、冯秋隺、毛榕坪、金云庄家【此流传前后，详见于《宾礼堂宋本书录》卷二《新雕重校战国策》中附录黄跋及诗】，再归入黄丕烈。黄氏在嘉庆八年（一八〇三）依据原式，“影模宋椠而重刊焉”【见黄丕烈《重刊剡川姚氏<战国策>并<札记>序》】，别撰《札记》二卷附后，即今所传士礼居刊本。原书后归于松江韩应陛家，韩氏《读有用书斋书目》著录说：“六册，宋刊宋印，黄荛圃跋四则，又诗一则，又钮非石、袁廷梼、夏方朱、顾涧薲诗并顾跋一则。”可见当时人对此书的珍视。其后归南海潘氏【见《宾礼堂宋本书录》】。潘氏又捐献于北京图书馆，今藏在库【见《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这是梁溪高氏原本流传的下落。在黄丕烈模刻之前，高氏本的化身也有几种，见于著录的，有叶林宗和毛氏目耕楼（即汲古阁毛氏）印录本，此二种印录本，陆贻典曾借来以校梁溪安氏本，其后流传不详。北京图书馆藏有清初景宋钞本《战国策》，未知所据何本，未经目验，不能妄测。

  三、吴中顾氏藏景宋钞本 此本为顾之逵（抱冲）所藏（以下简称顾本），顾是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千里）之从兄。书原为东城顾氏物，由蒋春皋归于之逵。据黄丕烈言与钱谦益藏的安氏本“非一刻，小小有异”。顾本后入汪士钟艺芸精舍，咸丰间又入于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书有顾广圻、黄丕烈二跋，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黄跋云：“此本非即余所藏宋本（按指高氏本）钞出，故行款不同，字句间有互异。”海源阁在一九三〇年遭受兵劫，藏书多散失，顾本也在其中。后为齐鲁大学图书馆购进。彭翔生曾据此本撰《景宋精钞本姚校战国策校记》，载于齐鲁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出版的《国学汇编》（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刊）。顾本曾巩《序》在卷首第一页。此本虽非宋刊，但从宋刊景钞，钞手精工，逼肖原书，且不同于高、安二本，乃别出一源，故列于第三种本子。黄丕烈《战国策札记序》说：“梁溪安氏本……见其景钞者，在千里之从兄抱冲家。”此序实出于顾广圻（千里）代作（载在《思适斋集》卷七），恐黄、顾二氏当时未取本书细勘，故语有疏失。这个本子今藏于山东省图书馆。

  另外，北京图书馆藏有明穴研斋钞本二种【“明穴研斋钞本”，此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谓书贾言穴研斋为康熙时相国明珠家。斋名相同，不必一家，姑各从原名】，一本三十三卷，一本残存二十六卷。依据卷数揣想，可能是姚宏校本。又《读书敏求记校证》引蒋凤藻云：“阮文达（元）曾得宋刻本，后入杭州汪氏。”此宋刻本未明言其为姚本抑鲍本，杭州汪氏是否指钱唐汪氏振绮堂，也不可考。这几种本子，因未睹原书，姑且存疑。

  纵观上述三种姚本《国策》，二种是宋刊，一种是景宋钞，内容各稍不同。可见姚宏书在南宋至少有三种刊本流传，吴师道所见二本，犹尚不备。这三种本子，高本今存北京图书馆，黄氏士礼居模刻及其景印本流传最广。安本今不知下落，卢氏雅雨堂刊本基本上保存此本特点。顾本原藏于齐鲁大学图书馆，今存山东省图书馆。此本的特点在彭翔生《校记》中已有介绍。故而三本原书今存高、顾二本，安本恐已佚失。另外黄丕烈在自藏宋板《新雕重校战国策跋》中提到的汪秀峰家藏宋本（见《宝礼堂宋本书录》卷二），黄氏说：“特未识汪本又何如耳。”他未见过此本，今也不知下落。此本可能即安氏本，也可能为其他宋本，未睹原书，不能武断，故未列在内。

  我们再就吴师道所见姚书二本和上述各本比照。吴氏言：“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录、刘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刘序次之。”验之三本，其第一种和高本（即士礼居模刻的祖本）合，第二种则和安本、顾本合（惟安、顾二本并不全同，详彭氏《校记》）。这二种特征虽是符合，究其内容，是否相同呢？这要检吴注本书来证验。吴书卷八《韩策》列侯下“韩傀相韩”章：“是其轶贲、育而高成荆矣。”吴补云：“姚本云：‘高《吕氏春秋》豫让必死于襄子而赵氏皆恐，成荆致死于韩王而周人皆畏。’”今三本并无此文。吴书卷九《燕策》昭王下“齐、魏争燕”章：“燕因合魏得赵。”鲍彪“得”上补“魏”字。吴补云：“姚本有此（魏）字。”今三本“魏”下不重“魏”字，与鲍所见本同，而与吴说异。吴书卷五《楚策》顷襄王下“齐、韩、魏共攻燕”章：“昼以车骑暮以烛，通使于魏。”吴补云：“姚本车作军，通作见。”今检三本卷三十一《燕策三》同章烛下有“见”字，其余同鲍、吴本。由这三条异文观之，吴氏所见二本可能其中有一种为三本之外的另一种刊本，也或许三本中有先后修补板而发生差异。我们不妨这样假定，姚宏书在宋时有多种刻本，如高本、安本、顾本，再加上吴师道所引异文本。今表列诸本流传。

  

  姚宏书在宋时板行多次，但流传下来的稀少，吴师道已言难觏，元、明以下更无论已。这原因大概由于鲍注风行，读《国策》者皆习其书而致然。吴师道《战国策校注序》说：“剡川姚宏亦注是书，……具有典则，而世罕传，知有鲍氏而已。”又说：“鲍能分次章条，详述注说，读者眩于浮文，往往喜称道之，而姚氏殆绝。”这也解答了上提的疑问。直至清代，卢见曾刻之于前，黄丕烈模刊于后，姚书始恢复其学术地位，这也可窥时代风气之转变。

  四、第四时期 改编本

  甲、鲍彪作注重编

  自曾巩重定及姚宏续校，《战国策》本书基本上保存刘向三十三篇的编次，没有变动。和姚宏同时的鲍彪【鲍彪字文虎，缙云（今浙江缙云县）人，官尚书郎。（据《四库总目提要》）又详下引绍熙本王信刻书《跋》】也致力于这部书。他作注之外，还对全书的编次作了较大的变动。他将全书章次重作调整，按国别分为十卷，诸国之下按《史记》标出君王世次，《策》文分隶其下，按寓编年之例。他又参考群书重作新注，比高诱残注增益不少。

  鲍书改易旧章，时陷专擅谬妄之病，吴师道在《校注》中历举其误，但它便于读者，受人欢迎。如赵与时《宾退录》评高、姚、鲍三注本而云“独缙云鲍氏校注为优”，刘辰翁也“盛有所称许”（见吴师道《校注序》）。

  鲍书侧重于注及改编《策》文，其所据本没有讲明，由吴师道本后附的耿延禧《序》推测，大概采用耿本【耿《序》疑鲍书后原有的，故吴书后也附之。但我所见的明杜诗刊鲍本后无此序，不知宋刊鲍《注》本如何？】。至于它在宋代的板刻流传，据今所知有如下几种。一、绍熙二年辛亥（一一九一）刻本，原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半页十一行。书后有刻板跋云：“《国策》旧有高诱《注》，甚略。吾乡先生鲍公彪守习孤学，老而益坚，取班、马二史及诸家书比辑而为之注，条其篇目，辨其讹谬，缺则补，衍则削，乖次者悉是正之。时出己意论说，四易稿始成，其用功亦勤矣，而世罕传。余得其本，刊之于会稽郡斋，使学者知前辈读书不苟如此。公妙年甲进士第，耻求人知，常有‘此生甘作老文林’之句，其志操可见。白首始为郎，即挂冠归田里，杜门著书，有《书解》及《杜诗注》行于世。绍兴辛亥日南至括苍王信书。”介绍了鲍著此书及其生平。瞿氏在王《跋》后题识云：“书中慎字有缺笔，孝宗后刻本，非绍兴原刻也。”对“绍兴”纪年提出疑问。按《跋》谓鲍书“而世罕传，余得之其本刊之”，已明示其为后来所刊，非绍兴原本。其实绍兴纪年无“辛酉”岁，辛酉在绍熙二年，则书中避慎字讳，毫无矛盾。故“绍兴”乃“绍熙”之误【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已改作“绍熙”】。一字更正，诸疑尽释。二、另一部为清内府所藏《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的“宋刊本，二函十二册，小字本”。此本原目未著刊年，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说“内府有宋绍兴本”，似即此本，疑邵《注》据鲍《序》题年而言，未必是绍兴刊。此本今不知存否。《天禄目》同卷尚有一宋刊大字本，著录说：“末有‘吴郡杜诗梓字’。此则大谬，寒斋藏此本，末题‘嘉靖壬子吴郡杜诗梓字’，实为明刊。此盖书贾剜去‘嘉靖壬子’四字，染纸作旧，冒充宋板，馆臣不察，混入于内。”元刻鲍《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有一部。鲍书宋、元旧刊大约如此。

  今表列宋刊鲍本流传如下：

  

  鲍书如前文所言风行宋代，为什么今天所见的宋刊反少于姚本？尝推究其故。我以为传世本子的多寡并不尽和当时流传印数成正比例。一时畅销之书，往往因得之容易，不为人珍藏，久渐稀少。这是鲍书少见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则当是吴师道《校注》本出而代替了鲍本。吴氏据鲍本而加以校正补注，提高书的质量，裨益读者。其书既保存鲍氏原编又益以新注，展卷而二难兼备，省力省时，因之鲍注单行本渐废。孤陋所知，鲍注单本，明代嘉靖时有龚雷、杜诗二刻，清三百年未闻有人刻此（仅《四库全书》缮钞一部著录），而吴书或全或节，刻本特盛，不胜列举，直至姚本中兴而稍减。

  有了吴书，鲍注单行本是否就可不看？一般情况，不成问题。但对校勘来讲，并不如此。鲍注在吴本中时有二注淆乱之处。清代著名藏书家和校勘学家黄丕烈著《战国策札记》采用元刊吴氏校注本中鲍《注》来订正鲍失，有些条文不是鲍误，实乃元刊之误淆，以不误为误，即因未用鲍《注》单行本。千虑一失，贤者也不免。

  乙 吴师道校注

  鲍彪改动《战国策》原次，作了若干调整，有利于读者，如上所论。然而其书多武断穿凿，存在缺点不少，开卷并东西二周为周，便陷大误，宋人已议之。元吴师道撰《战国策校注》沿用鲍本而纠其失，改善了内容。其书凡有纠补，注于鲍注之下，首标“正”或“补”字以示区别。另附姚本目录章次，以示《战国策》原来编次。既撷鲍注之长，又存曾校之旧，不特为鲍书功臣而已。

  吴师道字正传，浙江兰溪人，元至治元年进士，官礼部郎中，《元史 儒学传》有传。他承用鲍本的原因，无非是当时人皆习用其书，“欲从旧本，则不见校正之意”【见《战国策校正凡例》】。平心而论，吴《注》胜过鲍《注》不少，固由于踵事增华易为功，也由他博采精研，始底于成。《四库总目提要》谓“古来注是书者，固当以师道为最善矣”，并非过誉。在清乾隆朝之前，《战国策》流行的本子皆为吴本，无异成了鲍氏新编本的独霸天下的局面。

  吴书虽用鲍本，同时也广采诸本以校文字，这里不详谈。今从本书所见异本表列于下：

  

  吴注成书于元泰定二年（一三二五），刻于他的身后，至正十五年平江路（今江苏苏州市）。后来重刻本不一。

  五、结论

  综合上述资料，加以分析，对《战国策》一书的流传经过，大体可以明了。今试归纳各点，总结如下：

  一、《战国策》传本可分为四个时期（这是按照本书形式变化而言，不纯从年代先后来划分）。第一时期，西汉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篇指简牍。迻写纸帛上称作三十三卷。这些古老本子早已佚亡，今天仅有在古楼兰地区出土汉人写残纸半片留下一点痕迹。第二时期，东汉高诱作注，其原本形式今不可见。相传有二种不同卷数本子，一为二十一卷本（见《隋志》），一为三十二卷本（见两《唐志》）。卷数的差异，可能是简本全本之别，三十二卷之“二”或为“三”之误。高《注》在北宋时已残存十篇，还有若干残注留存于今姚氏本中。第三时期，北宋曾巩在史馆校定和南宋姚宏校本是今天流行的《战国策》三十三卷古本，其中有高诱《注》十卷。它基本上保持刘向之旧。这一传本自清代乾隆之后取得了本书的正统地位，公认为《战国策》的标准本。第四时期，南宋鲍彪（与姚宏并时）注和元代吴师道校注是新的改编本，属于另一系统。它便于读者，自元末至清初曾风行一时。

  二、刘向编《战国策》，根据六种原始资料，或以为七种，或以为五种，缺乏佐证。新近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审其内容，有和《战国策》相同的篇章。帛书可能是六种资料中之一部分，或为其他类似性资料。这些资料在西汉初年已经有写本流传。

  三、曾巩在《战国策》传本残佚之余，采访公私藏本，搜亡补缺，重编为完本，其书可信，其功不细。姚宏续校，堪称善本。

  四、《中山策》后“昭王既息民缮兵”章，其文也略见于赵蕤《长短经》及苏辙《古史》，虽编次失序，当是曾本原来有的。由于此篇佚出，后人缀于书尾，不擅自编进书中，这是校补者的态度审慎。

  五、鲍彪《注》本有其优点，便于读者，但武断穿凿之处不少。吴师道补正，大大提高该书质量，在《战国策》旧注中据有重要地位。

  【附记】

  关于姚本《魏策》残注为高诱《注》问题，前人也有所知。《魏策四》“魏君与龙阳君共船而钓”章：“其自纂繁也完矣。”夹注：“谓冒覆也。”吴师道补正引此文云：“高《注》：‘冒覆’，似作幂义。”则吴氏也以此《注》为高诱语也。惟吴书主鲍本，体例关系，对此残注未能充分说明，不足引人注意耳。

• MADE IN CHINA的小企鹅

  作者：胖小笼 发布时间：2012-01-12 10:10:47

  从最近网上备受网友喜爱的电影《波普先生的企鹅》到《帝企鹅日记》，从《快乐大脚》到《小企鹅Pin Gu》，有太多的图书或影片让可爱的小企鹅成为主角。可是，因为这些图书或电影大都出自外国作家之手，所以我们虽然被可爱的小企鹅吸引，但仍不免会生出些莫名其妙的疏离感。说白了，这么些个小企鹅怎么就那么不接地气那么没有中国范儿呢？一部《功夫熊猫》，让外国人更多的了解了中国本土文化，但，为什么这又是偏偏出自外国人之手呢？

      直到我的一位好朋友推荐我看了《Q宠大乐斗：功夫企鹅》，我终于找到了一种“老乡见老乡”的感觉。和上面提到的那些图书或电影一样，《Q宠大乐斗：功夫企鹅》的男一号也是一只可爱的小企鹅。这只名叫蓝小乐的企鹅是一只地地道道的中国企鹅。也正因为如此，单看这本书的封面，我就感觉和这只小企鹅似曾相识，越看越觉得他真实、亲切，让我觉得这个小家伙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

      动漫、游戏、青少年读物，这些是会影响下一代成长的文化产品。可以说，《Q宠大乐斗：功夫企鹅》将上述三种文化产品集于一身。《Q宠大乐斗：功夫企鹅》不仅仅是一本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的小说，更是相关页面游戏的延伸和同名动漫或者电影的序幕。

      从微观上讲，有功夫企鹅引导青少年，家长们肯定放心；从宏观上讲，真要感谢博采雅集和腾讯网，一本《Q宠大乐斗：功夫企鹅》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中国的青少年将不仅仅迷恋美国的《功夫熊猫》，转而支持本土化。我有一种预感，更具有中国特色和广泛群众基础的功夫企鹅，将成为中国青春励志第一“代言人”。最起码，蓝小乐比功夫熊猫更帅气，更幽默。

      对于喜爱青春文学励志读物的读者和“Q宠大乐斗”的爱好者来说，此书有几个值得一提的看点：

      其一，寓教于乐，励志情节由可爱的小企鹅蓝小乐娓娓道来，会避免生硬的说教感，让青少年读者感觉像是在看好朋友的故事，感觉像是在和小朋友们交谈。

      其二，本书强力推出，而且注定后劲儿极大。有超过两亿的“Q宠大乐斗”游戏玩儿家，有无数的忠实读者，二者相互转化，蓝小乐，你不火都难。所以快快读一读《Q宠大乐斗：功夫企鹅》，并期待着后续作品。当然，这后续作品可能是动漫，可能是图书，可能是电影，可能……展开你的想象力吧。

      其三，游戏类的周边图书或者同人志小说很容易被游戏本身限制住，从而让读者读起来感觉味同嚼蜡，或是过于绘声绘色让人感觉是“灌水”乃至虚构而脱离游戏。而《Q宠大乐斗：功夫企鹅》在这方面的处理技高一筹。看得出90后的作者在“游戏”和“文学”之间有意选择一种二者兼顾的笔法，对游戏本身，文笔内敛而不夸张煽情；对游戏的延展，文笔注重阅读趣味，我甚至都在暗叹，这简直就是“冯小刚的冯氏幽默”与“周星驰的无厘头”的完美融合啊。描写企鹅少年蓝小乐的冒险情节张弛得当，很能吸引读者眼球；几幅“萌 + 爆笑”的漫画也能迅速引导读者进入故事中。即使没玩儿过“Q宠大乐斗”的读着读起来也不会不明就里。

      难怪此书在腾讯网读书频道刚开始连载，就有了那么高的点击率。可读性很强，每一页都能让我笑出声来。让爱玩页面类游戏的玩儿家能过通过本书更亲近可爱的蓝小乐，让普通读者也能通过这只上进可爱的小企鹅爱上“Q宠大乐斗”。因此，这本书受到如此关注不足为奇。

      最后，透露一个小细节，听说，策划出版这本书的公司还将与腾讯联合投资开拍同名电影，预计2012年底全国上映。期待啊，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男朋友女朋友爱玩儿Q宠大乐斗和暂时没玩儿过Q宠大乐斗的朋友们，快去买一本《Q宠大乐斗：功夫企鹅》，不然，你真的OU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