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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征战史上，有一支曾与四大野战军齐名的英勇之师，它与四大野战军一起，构成了我军五大野战主力。这支英勇之师，就是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我军唯一的一支战略机动部队——华北军区野战军。本书记述了华北军区野战军名将谱.雄师录.征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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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征战史上，有一支曾与四大野战军齐名的英勇之师，它与四大野战军一起，构成了我军五大野战主力。这支英勇之师，就是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我军唯一的一支战略机动部队——华北军区野战军。本书记述了华北军区野战军名将谱.雄师录.征战记。

• 作者：冷漠文学家 发布时间：2021-12-23 21:07:42

  问题很严重

  第一，案例大多都太过创意而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甚至有些因为创意地大胆而不可能在国内落地

  第二，翻译实在不行，严重怀疑译者的文字功底，老哥，你是做策划还是创意的，甭管哪个，肯定不是文案，建议去感受一下

  第三，排版太差了。一切与设计相关的书籍，如果装帧、封皮、排版都不行，那你在看它内部的文字之前，就可以判定为不值得看了。——dyp

• 作者：沁心先生 发布时间：2016-05-01 09:24:58

  二级心理咨询师考试通过，感谢努力的自己！

• 作者：約等於右 发布时间：2021-08-05 11:03:21

  感觉属于自然科学的灾害治理范畴，具体内容看不懂，但大致思路值得文科生借鉴！

• 作者：青棠 发布时间：2024-02-07 21:27:33

  能读到用这样随性却又讲究的方式写的故事，真好呀。

• 作者：Idee 发布时间：2020-03-28 19:08:02

  第二曲线，甜甜圈，空雨衣

  甜甜圈的核心是啥？我们工作上或角色上必须做的事情

  甜甜圈四周“空间”，对生的终极责任，个人潜能

  必须做的事，做得到的事

  在未来的世界，没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不是摩西，却会问你为什么不是你自己。

• 作者：一碗刀削面 发布时间：2020-11-01 08:00:11

  骗钱的书

• 【轉】漆永祥丨讀方向東、王鍔點校整理本《五禮通考》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2-11 21:59:39

  

  漆永祥，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教授

  原刊《历史文献研究》第46輯

  此文以“點染丹黄十數載，校成曲禮三千篇”爲題，刊發於《中華讀書報》2021 年1 月27 日“書評周刊”版，因版面有限，有所删節。

  一

  秦蕙田（1702 —1764），字樹峰，號味經，清江蘇金匱（今無錫）人。乾隆元年（1736）進士。官至工部、刑部尚書等。秦氏早年與朱彝尊等人論禮相合，通籍後又奉命校閲禮書，參與《清會典》的編纂。在喪期間，杜門讀禮。故其號“味經”，并非虚語，一生精力所在，壹力禮學可知。秦蕙田依徐乾學《讀禮通考》之例，得盧文弨、王鳴盛、戴震、錢大昕諸人之助，纂成《五禮通考》268 卷，上自先秦，下訖當時，分吉、嘉、賓、軍、凶禮五大類，以《三禮》爲核心，廣泛徵引歷代經史四部之説爲佐證，縱横梳理，類例詳明，糾謬補闕，時出己見，成爲當時禮學研究方面集大成式的重要著述。

  《五禮通考》常見刻本，有秦氏味經窩初印本和乾隆本、《四庫全書》本、清光緒六年（1880）江蘇書局本與光緒二十二年湖南新化三味堂本等，但近三百年來，迄無點校整理之本，誠爲憾事！然在去年年底，我們終於捧到了由南京師範大學方向東、王鍔兩位教授兄主持校勘、中華書局出版的煌煌二十巨册整理本《五禮通考》，不僅彌補了我們的缺憾，也給令人焦慮煎熬的庚子大灾之年之歲尾，增添了一份難得的喜氣與吉瑞。

  

  

  《五禮通考》書影，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間味經窩刻本

  二

  要董理《五禮通考》這樣卷帙龐大的禮學文獻，危乎難哉！綜括而論，實有四難：禮文繁雜，晦澀難通，其難一；禮學文獻關涉過廣，無所不包，其難二；精研《三禮》，疏通考核的專家，如鳳毛麟角，其難三；而即便有一二通禮之家，也不願意耗日費時，花十數年時間來整理一部著述，其難四也。這就是《五禮通考》雖然爲學術界所亟需，但却遲遲没有整理本槧行的主要原因。

  自來研治經學者，莫不以《三禮》爲難，即科舉考試中“十八房”閲卷，亦往往以《詩經》房最多，而《禮記》房最少。清代御制諸經，自康熙時開始編纂，也是以《三禮》殿後，遲至乾隆元年始設“三禮館”，先後纂成《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合稱《三禮義疏》）。無他之故，皆因《三禮》難治，令人生畏，故慧詰之士，避之唯恐無及焉。

  研治禮學，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節文威儀，委曲繁重。即如《五禮通考》中“嘉禮”類中，如尊親、飲食、冠、昏、饗燕、射、鄉飲酒諸禮，凡豆俎簠簋、匏竹鐘鼓、奠祭盥洗、揖讓升降、拜跪坐興、緩徐趨疾等儀節，既少圖例可參，又無録像可憑，可謂紛如亂絲，迷如密霧。而禮文之中，往往是一字一套動作，一字一個位置，一字一種儀節，一字一件禮器，點校此類禮文，須有大量的一字句、二字句、三字句，才能分得清楚，辨得明白，這是禮學文獻獨有的特殊句型。整理者在處理這些文句時，稍有不慎，即或粘連不分，或破句錯點，導致儀節紊亂，懵懂難解，其慎懼兢兢、瞻前顧後之狼狽可知。

  三

  禮學文獻還有一大特徵，就是瀚海無涘，無所不包。清代惠棟在談到“明堂”的作用時説：“明堂爲天子大廟，禘祭、宗祀、朝覲、耕籍、養老、奠賢、鄉射、獻俘、治曆、望氣、告朔、行政，皆行於其中，故爲大教之宫。”那也就是説凡朝章國典、祭祀行政、經濟軍事、農工水利、尊賢養老、天文曆算等，無不在明堂舉行，難怪其日事孜孜地要把明堂制度弄清楚。錢玄先生也曾感慨地説“三禮之學，實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學”。

  因此，《五禮通考》貌似只是簡單地分爲吉、嘉、賓、軍、凶五種，但實際幾乎囊括了天地鬼神、人生百態與世間萬物之一切，而且遠自往古，下止當代，上自王朝，下逮民俗，相容并蓄，無所不備。不僅如此，《四庫全書總目》還説《通考》“以‘樂律’附于《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圓’，立‘觀象授時’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一題統之，并載入《嘉禮》，非‘五禮’所應該，不免有炫博之意”。

  如此説來，《五禮通考》做爲一部禮學史與資料集兼具的著述，其“五禮”之所含，顯然更爲廣博龐雜，用今天的西式分類來比喻，則該書涵蓋了哲學、宗教、法律、經濟、教育、語言、歷史、藝術、音樂、數學、物理、心理、軍事、外交、農業、工業、職官、水利、交通、天文、地理、醫藥衛生等學科。如果説“文化”涵天負地，無所不具，則禮學的内容也是包羅萬象，無所不蓄，儼然百科全書，這對整理者水準的要求，可以説近乎酷苛矣。

  我們如果推測秦蕙田之原意，也不一定非要“炫博”，當時戴震經錢大昕等人介紹，參加了《五禮通考》的編纂，戴氏遂將其師江永《推步法解》與自家所著《勾股割圜記》一併纂入其中，秦氏設“觀象授時”一類，很可能是受戴震影響所致。這一方面説明秦蕙田善於吸收當時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可另一方面又無疑給後人整理《五禮通考》平添了難度。因爲《推步法解》與《勾股割圜記》是專門研究天文算學的專著，如戴書上篇介紹三角八綫與平三角形解法，中篇爲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下篇爲球面斜三角形解法。戴震與錢大昕當時都力主“西學中源”，而且“中優於西”，即所謂“以勾股御三角”。爲了給中國傳統數學争天下，戴氏還自創了一套術語，有意與西學立異，如他的題目“知一觚兩距，兩距在觚之左右，求對觚之距”，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在球面上已知一角與兩邊，求對邊之值；或已知兩角夾一邊，求對角之值”。此類文句，猶如天書，令人昏昏，何况戴氏書中，本身就有不少的錯訛與缺漏，要標點整理這樣的書籍，其難度又可想而知。

  四

  那麽，爲什麽是方向東、王鍔二位教授兄啃下了這塊硬骨頭，這當然是有原因的。我曾在山東大學杜澤遜教授兄主持的“十三經注疏彙校”項目開題時戲言，山東乃齊魯大地，孔孟故里，不僅經學源自山東，而且從漢末鄭玄、唐代孔穎達以降，承前啓後的大師也多出自山東，故杜兄承擔此項目，乃歷史之因果，世理之自然。與此相類，江蘇向來是人文淵藪之地，即以清代而論，南京、揚州、常州等地的鍾山、紫陽、婁東諸書院，在盧文弨、錢大昕等大師的引領下，培植了大量的經學人才。綿延至近現代，南京師範大學前輩學者如段熙仲、錢玄等先生，皆爲禮學名家，上承清儒，下啓後昆，爲學林典範，世所敬仰。

  方向東教授師承徐復先生與錢玄先生，傾心向古，禮學爲長，方兄所著如《大戴禮記匯校集解》《〈大戴禮記〉譯注》等，爲學界所重。而王鍔教授兄早歲在西北師範大學從業師李教授慶善先生遊，又隨趙逵夫先生攻讀博士學位，鑽彌禮學，曾與陝西師範大學諸賢合作纂《十三經辭典》，成《三禮研究論著提要》。調至南師大工作後，更是承繼先風，發揮所長，近年先後成《〈禮記〉成書考》《〈禮記〉版本研究》《〈禮記〉鄭注彙校》《曲禮注疏長編》等，可謂是風生水起而著述滿家矣。

  

  方向東（著）《大戴禮記匯校集解》書影

  

  王鍔（著）《〈禮記〉成書考》書影

  南師大既有禮學研究傳統，王鍔兄與方向東兄同味同好，遂相約點勘《五禮通考》。方、王二氏，皆不追時髦，不喜聲華。方兄所嗜，唯在校勘禮經，若左手握杯，右手執筆，薄酒和墨，丹黄塗乙，則不啻爲羲皇上人。王鍔兄在隨園開“學禮堂”，及門下生執禮演儀，涵詠其中。《五禮通考》歷經十餘年才槧行面世，正是方、王二兄矻矻孜孜、持續發力的結果，也是他們與高弟子研討彙校的集體結晶。而年輕一代如瞿林江、井超、侯婕、楊傑等，也在校勘實踐中學有所成，逐漸成爲能挑起大樑的學術中堅力量，稱南師大爲今日禮學研究之重鎮，其誰云不然哉！

  以上所述，綜而言之可概括爲一句話，就是《五禮通考》一書的整理刊行，落在方向東、王鍔身上，是歷史的因果，也是現實的責任，貌似偶然，實則必然，因爲只有他們有金剛鑽，才敢攬這件磁器活兒。

  五

  關於《五禮通考》的具體整理工作，讓我既驚奇又讚賞的是方向東、王鍔二兄竟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究其因由，是在比較諸本優劣後，他們認爲《四庫》本雖有諱改，但對其他諸本之誤，或改正，或補缺，整體品質，遠勝於他本，遂果斷地用《四庫》本爲底本，這確實是需要一點勇氣與膽量的。北京大學古文獻所編纂的《全宋詩》，據我統計在《全宋詩》成集大家635 人中，用《四庫》本爲底本的爲249 家（含《永樂大典》輯本126 家），占到將近四成的比例，其中不乏有自宋至清初歷代流傳的本子，但《全宋詩》項目組在經過認真謹慎的比勘之後，仍採用了《四庫》本爲底本，因爲這些底本不僅版本整飭齊全，而且校勘别白精審。《五禮通考》底本的選擇，又是一個有力的佐證，即《四庫》本也有不少校勘上乘的善本，是不能一概抹殺而輕易否定的。

  當然，《四庫》本多諱改，這是鐵的事實，《五禮通考》亦然。對《四庫》本因避帝王諱或違礙字而改者，整理者皆據他本，一一改回；而《四庫》本其他訛脱衍倒之誤，則或據他本改正，或據他書糾謬。對《五禮通考》中大量徵引的其他經史諸書，則逐一核查，以校異同，并出校記，以爲依據。凡涉經史四部書名者，皆加書名綫；而針對國别、民族、朝代、姓氏、人名、字號大小、地名等，則標以專名綫，這無疑又給整理者平添了無數的工作量，而對讀者閲讀與理解，却是提供了諸多的便利。

  整理古籍，以不變亂底本爲原則，《五禮通考》的點校，對底本的行款版式，也是慎之又慎，不輕加變更。如對於秦蕙田原文的頂格、出格、低格等行款版式，因其或寓有深意，或暗示褒貶，故亦做了標識處理，眉目清晰，以便區分，做到最大限度地忠實原書。但底本及他本，原版皆無細目標題，以古人習慣在文後加“右某某某”以統括前文，整理者在文前增加了細目標題，以適應今人閲讀習慣。凡標題在目録中與正文中出現不相統一的情况時，整理本皆依正文爲定。古籍中目録與正文標題不統一，所在多有，而據我的感觀所得，也是正文題目，相對更爲準確，所以我也非常贊同《五禮通考》的這一做法。正是由於底本判别準確，凡例制定精當，點校者雖非一人，然皆能貫徹執行，故全書前後一貫，品質上乘，是一部可以信賴的整理本。

  六

  如果説《五禮通考》整理本有缺憾，那麽我感覺最大的問題就是對底本中所涉遼、金、元時期帝王后妃等名、部族名、屬國名、人名、地名、職官名、名物名等，仍依存不改，似屬處置失當。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時，清高宗認爲“前史所載遼、金、元人地官名，率多承訛襲謬，輾轉失真，又複詮解附會，支離無當，甚於對音中曲寓褒貶，尤爲鄙陋可笑”。因此，對宋、遼、金、元諸史及其他書籍中，凡涉上述諸專用名者，或爲改易漢文舊譯不雅之字，或據舊譯漢字改其諧音，有諸多情况是“因無解義，但改字面”而已，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意譯或音譯。這些貌似有規律可循却又無規律可守的改字，使讀者在利用《四庫》本遼、金、元諸《史》時，便會帶來巨大的困惑與干擾，幾乎到了不可卒讀的程度。《五禮通考》整理本以《四庫》本爲底本，當然就無可避免地遇到了這個問題，即底本中此類專用名詞，到底要不要校改的問題。以我之愚見，當然要改，而且要不嫌繁難，一一校改，才是正確的方式。

  但從《五禮通考》整理本可知，本書對凡遇到上述專用名詞，皆因仍其舊，“不一一出校”。例如《通考》卷247“凶禮二·荒禮”中，《四庫》本中如“阿濟格”“伊嚕勒”“齊哩克昆”“阿南達”“默圖”等名，秦蕙田味經窩刻本與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元史·食貨志》，均作“阿只吉”“月兒魯”“怯憐口”“阿難達”“滅秃”等，如果不用諸書對讀，則讀者很難判斷“齊哩克昆”即“怯憐口”，“默圖”即“滅秃”，這就給閲讀本書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另如本書中他處所見，人名、氏族名如《四庫》本作“巴延”“班布林實”“筆且齊”“吹丹察罕布哈”“達嚕噶齊德哷默色”“赫舍哩氏”“和爾和遜”“奇特特穆津”“圖們呼圖克瑪勒”“伊伯根”，而秦氏味經窩刻本作“伯顔”“八不沙”“必闍赤”“怯薛丹察罕不花”“達魯花赤迭理迷實”“紇石烈氏”“火魯火孫”“奇握温鐵木真”“佗滿胡土門”“也不干”等；地名若《四庫》本作“都勒斡”“額默根哈爾察海”“和掄明”“濟蘭格爾”“率賓”“托囉山”，而秦氏刻本作“鐸瓦”“也滅干哈里叉海”“胡剌温猛”“怯呆兒”“速頻”“吐兒山”等。又如職官名若《四庫》本作“貝勒”“明安穆昆”“伊勒希”“紮爾固齊”“富勒琿”“特喱袞”，而秦氏刻本作“勃極烈”或“孛堇”“猛安謀克”“阿里喜”“札魯忽赤”“蒲里衍”“惕隱”等。這些改譯，有的音近相似，有的毫不相干，幾無規律可尋，如不對兩個版本對比閲讀，多數是無法知曉的。

  我揣測整理者是因爲四庫本《五禮通考》此類改譯太多，如果對底本一一校改，則繁冗蕪累，改不勝改，故索性一仍其舊，以省煩費。對此我們也可以理解，但如果做些特殊的處理，用諸如“《四庫》本改易遼金元諸專用名稱對照表”做爲《附録》，置於書後，以便讀者參考稽核，對照閲讀，既不改字，又便讀者，是不是一舉兩得而兩全其美的做法呢？

  爲方便讀者利用，《五禮通考》整理本還將關於是書他本的序跋合併爲《附録一》，又錢大昕所撰秦蕙田《墓誌銘》作爲《附録二》，并置正文之後，極是得當。但如果能將有關秦氏傳記中，比較重要的如《滿漢名臣傳》《清史列傳》《清史稿》諸書相關傳記一併附上，則會對讀者起到更好的參考作用。

  《五禮通考》中所涉禮學文獻，雖横貫四部，縱穿百代，但所引用之書，多有近今人整理本可參，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本書的標點負擔。儘管如此，全書中仍有點校中的破句漏略，如卷246《凶禮一·荒禮》“故有一半散息、一半減糶之，詔以調停之”句，當爲“故有一半散息、一半減糶之詔以調停之”（或在詔字下斷句。見第19 册第11984 頁）。又如“仍禁奸豪，不許隱情，捏名多買罔利，事發重治”句，當爲“仍禁奸豪，不許隱情捏名，多買罔利，事發重治”等（第19 册11993 頁）。另如專名綫如“祝融”、書名綫如“二十二史”等，或標或不標，并不統一。凡此之類，誠冀《五禮通考》再版之時，能糾誤正訛，拾闕補遺，俾全書更趨完善，則是所願焉。

  

• 【转】石瑊：真伪与醇疵——《孔子家语》的悬疑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0-19 10:35:13

  【作者简介】石瑊，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導師孫欽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现任职于岳麓书院。研究方向爲中國古代的文獻與思想學術史，近期主要關注《白虎通》與東漢政治思想、《孔子家語》與“鄭王之爭”研究。著有《清代〈孔子家语〉“王肃作伪说”检讨》（福建教育出版社）。

  原文载于：《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

  

  清代“《孔子家语》王肃伪作”说再检讨

  8.4

  石瑊 / 2022 / 福建教育出版社

  作为文献辨伪史上的两桩公案之一，《孔子家语》的辨伪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马昭的“增加”说，王柏的“王肃编《家语》，托名孔安国”及清人的“王肃伪作《家语》”。而这三种不同形态伪书说的产生都指向了相似的目的，即辨伪者以辨书籍之真伪为名行辨义理之醇疵之实。好在近几十年间，随着一批与传世《家语》相似的材料的出土，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传世《家语》之真伪以及“王肃伪作《家语》”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之中，有两部书因为十分重要却又来历可疑，引得后人聚讼纷纭，形成了文献辨伪史上的两桩公案。这两部书，一是传世《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一是传世《孔子家语》十卷。《古文尚书》贵在五经之内，地位远较《家语》为高，但因为先秦典籍多所引用，而汉儒经说经注亦见保存，所以要对此传世之作二十五篇进行分辨甄别，尚属有迹可循。因此，此《伪古文》二十五篇现在一般认为是东晋梅颐所上，非复先秦旧籍。而与之相比，《家语》的情况则更加特殊。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类下著录“《孔子家语》二十七卷”，这是《家语》在历史上的最早记载。但此后该书的流传线索中断，以致后人从两汉文献之中，竟再也找不出另一条与之直接相关的记录。待王肃推出由己所注《家语》，则已迟至三国魏明帝时期。王肃注《家语》十卷四十四篇即后世流传之本。此本与《汉志》二十七卷本关系如何，因为可供比较的线索实在太少，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定论。但由于二者卷帙有别，《汉志》本《家语》堙没无闻，而王注本的出世又相当突兀，传世《家语》可以说先天存有疑点，后人一般不认为它就是《汉志》著录之本。所以颜师古在其下注云“非今所有家语”，而《四库全书总目》亦称“此本自肃始传”。

  如果说传世本的卷帙与来历原本就足够惹人怀疑，那么王肃对此书的推崇，则引起了更大的争议。汉代经学，郑玄是集大成者。他以古文经学为底，调入今文经学，对诸经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一代通学，在当时和后世尊奉者甚众。而经学史上，王肃是郑玄最主要的反对者。史书记载“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馀篇”（《三国志·王肃传》）。王肃与郑玄学术的差异主要集中在礼学仪制上，但礼学仪制本是实学，讲求的是证据。汉儒议礼，聚讼纷纭，原因就在于去圣久远，无所据依，倘若经书、孔子留有明文明言，那么自然也不会有这些问题产生。王肃称其“撰经礼申明其义，及朝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孔子家语序》），想要挑战郑玄，说服时人，改易风气，实非易事。正当苦恼之时，《家语》一书的获得似乎让他的学术命运迎来了转机。

  《孔子家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事迹的纂集。题目标一“家”字，颇有孔氏家族内传的意思。而王肃谓此书得自其弟子，孔子第二十二世孙孔猛，似乎也对此有所印证。王肃获此宝书在手，称其圣人实事之论，与之所论，有若重规叠矩，足以证明其观点与孔氏无违。由此，王肃收罗各种证据，条理其观点，撰集《圣证论》一书，集中对郑玄的学术进行质难。很明显，书名“圣证”，王肃就是要以《家语》中的圣人言论作为核心证据来为自己张本。此书一出，当时的为郑学者多不以为然，孙炎、王基等都有辩驳。而双方交锋最激烈的，当属在朝廷主持下，王肃一派与马昭等为郑学者的直接辩论。从今天留下的文献来看，马昭面对王肃引“圣证”来质难郑学时，其基本策略是通过比较，强调郑学证据在可靠性上更胜一筹。如《礼记·檀弓》里为同母异父兄弟服丧的问题，郑玄同意经文中子游服大功的观点，而王肃引《家语》所载孔子语“继父同居者，则异父昆弟从为之服；不同居者，继父犹且不服，况其子乎”，认为情况当分两种。马昭反驳云：“《家语》之言，固所未信。子游古之习礼，从之不亦可乎。”（《通典》）这实际是说，《家语》非经，未可轻信，而子游从孔子以学礼，是以其说郑玄据之。

  但这里有一条例外，《礼记·乐记》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郑注“其辞未闻”，而王肃则据《家语》和《尸子》的记载补出了这一段歌辞。对此，马昭云：“《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又《尸子》，杂说，不可取证正经，故言‘未闻’也。”（《礼记正义》）在此，马昭没有按照他一贯的策略反驳王肃。原因是这不是涉及经文理解的是非问题，而是《南风》歌辞的有无问题。当王肃据文献补出郑注说无的歌辞时，马昭是无法通过列举己方证据，进行比较加以反驳的。此时，马昭若坚持要维护郑学，那么其唯一出路就是直接否定王肃证据的有效性。不过具体视之，王肃所举两条证据的效力并不相同。《尸子》，《汉书·艺文志》归杂家，不属于儒家典籍，不具备补充解说经文的资格。这一点马昭很容易就能反驳，故曰“杂说，不可取证正经”。《家语》则不然，其中歌辞因出自孔子亲口，便自有权威，岂容凭空否定。此前马昭称《家语》固所未信，乃在于经文有明证可据，然而其属意子游，尚且要设之以疑问语气，婉转申说，此足见《家语》“圣证”之功效。作为一个尊信郑学的儒者，一方面不能承认郑注有失，另一方面亦不能否定孔子的言论，马昭的处境尤其尴尬。这时强调《家语》中《南风》歌辞来自王肃增添，并非真正的圣人之言，正是消解这一证据的有效性，从而间接反驳王肃质难的唯一办法。

  通常，人们把《礼记正义》里马昭的话视为《家语》辨伪的滥觞。马昭的“增加”说，即认为《家语》有部分内容源自王肃掺入，可算《家语》伪书说的第一种形态。但可惜的是，马昭对其“王肃增加”的观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而根据上文的分析，他在此处的反驳近乎辞穷，只是希望借此否定《家语》的“圣证”性质，来达

  到维护郑学的目的。换句话说，“王肃增加”与“固所未信”在他的反驳中具有某种等价性，马昭在意的不是《家语》一书的真伪，而是书中内容是否真的合于义理。

  在郑王经学论争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家语》一书的性质并未再引起较大的争议。相反，晋代以降至于隋唐，学者写书注书，对《家语》多有利用。直到南宋，因朱熹注《中庸》引及《家语》，有关争议方才波澜再起。朱熹本人对《家语》的见解相当通达。他说：“《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又说：“《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肃所作。”（《朱子语类》）朱熹认为传世《家语》乃由王肃所编，但其内容却是渊源有自，没有经过改易。但他也提到其书“不纯”“多疵”，这是承认《家语》在义理上有不足，从而把该书的性质真伪与义理醇疵区分开来，对于认识与利用《家语》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因为这样的认识，朱熹在《中庸章句》里，仍然有选择地采用了《家语》的一些内容进行注释。

  然而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却不认可这一做法，他专门写有一篇《〈家语〉考》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在文章里，他说：“《家语》之书，洙泗之的传也，不幸经五变矣。一变于秦，再变于汉，三变于大戴，四变于小戴，五变于王肃。洙泗之流风余韵，寂然不复存”，“今之《家语》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在王柏看来，历史上原有孔门的传之《家语》，此书在义理上精醇无比，但其在历史流传过程中一再发生变动，传世《家语》只是王肃所编。朱熹也说王肃编《家语》，但却没有讨论此前是否另有别本《家语》及其性质的问题；而王柏则对王肃编《家语》的观点进行了细化，指出了取材来源、编纂方式以及托名孔安国的行为。只是这些说法是否立得住脚，则大有疑问。传世《家语》的确与《左传》等书有大量互见内容，只是这些究竟是相互并行的同源材料，还是《家语》袭自后者，王柏完全没作考虑。而一旦《家语》在内容上的承袭有所疑问，则其“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的编纂方式更无从谈起。王柏之所以提到“托名孔安国”，主要是传世《家语》存有一篇疑似孔安国语气的序文，他认为这是王肃托名所作。有趣的是，虽然王柏认为传世《家语》系托名编纂而成，按理便不应轻信其间文字，但他所谓的《家语》“五变”之说，恰是借助了那篇“孔安国”序言及其后的“孔衍”上书的内容，又加以想象敷衍而成。回头来看，王柏在说起王肃编《家语》时，用一“意”字恰反映了他对此问题的轻率态度。整篇《〈家语〉考》乃为纠正朱熹以《家语》注《中庸》而发，因此他在文末点明：“以古《家语》正《中庸》，其词甚悫，其义甚明，奈不可得而见也。以今《家语》正《中庸》，终恐有所未安。”由此可以说，王柏的着意点乃在于由论述传世《家语》非孔门的传来消解此书在义理层面任何应用的可能。

  与马昭“增加”说强调部分内容的掺入不同，王柏一则强调《家语》在历史流传中的一再变动，二则强调传世《家语》乃王肃编纂并托名孔安国。这可看作《家语》伪书说的第二种形态。由此以降，明人何孟春、郎瑛等论述多不脱此范围。影响所及，一直延续到清初姚际恒处。

  乾隆时期，随着学坛复古风气的发展，汉学研究得以复兴。作为汉学的代表，郑玄及其学术在当时受到了特别的推崇。由此，王肃对于郑学的攻击以及《孔子家语》在这中间发挥的作用，重新成为了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昔日王肃著《圣证论》以质难郑学，马昭未能悉数化解其挑战。清人尊郑学，不能容忍王肃的挑战，势必需要有所回应。但他们却不得不面临一个难题：《圣证论》已散佚，王肃难郑的具体意见已难于知晓，是以他们无法直面王学的质难而给予回击。这时，转而在王肃立论的主要依据——《家语》上动脑筋，成为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况且传世《家语》素有疑问，又曾遭马昭、王柏等人质疑，只是未得彻底揭发。因此，若能在前人基础上对此书作进一步研究，以证明此乃王肃完全伪作，其中内容必不足以征用，而王肃对郑玄的相关质难亦随即消解。

  因此，这一时期的《家语》辨伪在问题意识和论证方法上都表现出了新的特点。梁玉绳序《家语疏证》云：“忆乙未冬仲，翟晴江丈馆衡下，雠刊杭先生《道古堂集》。夜永酒阑，论及王肃撰《家语》难郑氏，思欲搜考以证其讹，因握笔互疏所岀，十得五六，旋各罢去。荏苒十有九年，不遑卒业，而晴江亦殁久矣。”此处叙述颇为典型，足以反映当时学坛对待《家语》的态度。所谓“王肃撰《家语》”，即以《家语》为王肃之著述。王肃对于此书，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增添者或编纂者，而是创作了其中的内容。学者间论及此事，心有戚戚。而在此共识之下，搜考线索证其讹谬倒成为了一种炫耀博学、相互角力的游戏。至于最终的证据是十得五六，还是更多，反而不重要了，毕竟结论先已有之。

  当然，认真者总是有的。在乾隆三十至六十年这30年间，学者范家相、孙志祖先后独立完成了《家语证讹》与《家语疏证》两部全面讨论王肃伪作《家语》的专著。这两部专著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文本间比较分析的方法来进行论证，即将《家语》与《左传》《荀子》等书进行比较，找出其中所有大同小异的文本，将他们的相同之处归结为王肃抄袭，而不同之处则归结为王肃篡改。同时，他们这种穷举式的文本分析，对应的正是王肃伪造全书的立场。范家相云：“王氏所注《家语》，先儒或信或疑信者亦讥其‘杂而不纯’。疑者但知其增加旧说，未有全指其伪者。”范氏称先儒但知增加，“未有全指其伪者”，即暗地里夸耀了他们对《家语》认识的“发展”。而这一“发展”与清人检验论据的动机，紧密相连。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若将《家语》与他书视作平行文本，是无法推断出诸书之间的承袭和改易关系的。而范、孙二人之所以有此结论，实源自他们预设了《家语》晚出伪作的立场。而此立场又恰是他们所需证成的观点，所以从逻辑上说他们的研究是一种循环论证。所以当有人，如陈士珂，预设了与辨伪者相反的立场，以同样的方法著《孔子家语疏证》，证明《家语》非后人伪作时，辨伪派人士无法正面反驳，只得称其书“反谓《家语》为诸书所本，强词夺理，殆亦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之流”（《郋园读书志》）。另外，即使可以确定时代先后，清人的文本分析最多只能证明文本的差异源自改易，却无法指明改易者是谁。马昭的“增加”说既缺乏证据，也只是就局部内容而发。范、孙二人将所有的“改易”都与王肃关联上，无疑又存在过度推衍的问题。同一时期的官修学术巨著《四库全书总目》在《家语》提要下，以同样的方法，举一例证明《家语·公冠》袭自《大戴礼记》，并称“其割裂他书，亦往往类此。反复考证，其出于肃手无疑”。《家语证讹》与《家语疏证》，尤其是后者，自问世起，便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好评。有此二书，再加上官方结论，则当时学术圈的整体认知不难晓矣。因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孔子家语》辨伪公案至“乾隆中叶问题完全解决，公认为魏王肃伪撰”。只是经过分析，范家相们的研究方法存在着逻辑误区，并没有证成他们的结论。

  细绎清代辨伪者的文本分析过程，则不难发现他们暗藏在辨伪活动背后的经学思维的实质。翻开清人的疏证，不难发现他们在发掘传世《家语》“伪造之迹”的同时，总是在不厌其烦地暗示其内容的不可信。但是书籍之真伪与内容记载之真伪是两组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并不能无差别等同。从文献学上来说，伪书一般是指创作年代失察、作者认定失实或者书本内容不同于原书的一类书籍。而所谓内容记载之真伪则是指书籍内容所

  记是否符合历史真实的问题。伪书中，固然有内容出自后人虚造，所以常常不合史实的情况。但是如果后人在作伪过程中，选择了可信的史料，本着如实的态度创作内容，那么则伪书里也可能存在着与历史真实相合的内容。相反，一本作者明确、年代归属清晰，内容未经后人改动的书籍也有可能会因为作者虚构、失察、讳言等诸多原因记载了不符合历史的内容。

  《孔子家语·相鲁》“而西方之诸侯则焉”一句，《家语疏证》辨析云：“案‘西方’，《史记》作‘四方’，是也。肃但求异于一字，改为‘西方’，而注云：‘鲁国在东，故西方诸侯皆法则’，亦太近纤。司马贞《史记索隐》反据以为说，何也？”《史记》称“四方”是泛指；《家语》因鲁国在东，故曰“西方诸侯”，亦通。两者小异，应属于记载异辞，完全不影响读者对于文意的把握。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家语》作‘西方’”，同时引王肃注，不过取相近记载发明《史记》之文。而孙志祖认为此处经过改动，不足以补正《史记》，从而将书籍之伪与内容记载之伪等同了起来。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清人的疏证，便可发现他们判定《家语》不可信，往往缺乏深入的考辨，只是简单利用经籍的权威性来得出结论。如《家语》“孔子之楚”至“无祭者乎”一节，《家语证讹》云：“本《说苑·贵德篇》。圣人之祭，何等郑重。乃欲以弃粪壤之物受之，以进祖考，何以为圣人？不经尤甚。”范家相以《家语》记孔子受腐鱼以祭祖的行为与经书所见孔子态度不合，便认为不可相信。其实，经书中孔子形象及其思想是否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一个需要慎重探讨、仔细研究的问题。而《家语》中孔子的行为与其对待祭祀的郑重态度是否完全冲突，也是个值得分析的问题。范家相对这两个问题避而不提，简单地认定《家语》所记“不经尤甚”，实际上是以经籍的权威性作为“信”与“不信”判断标准。又以前举“而西方之诸侯则焉”而论，即使有些极度简单的疏证从表面上看仅止于辩驳异文而无甚深意，但是细思之下，似乎仍不难发现其中所表现出的经学思维方式。此处《史记》虽不是经籍，但早已经典化。清人多称史迁著书上继《春秋》，深于义法，考信必于六艺，叙事多本经传。又谓作《孔子世家》，乃据素王之说，推尊孔子，下笔曾反复斟酌以尽善。是故，《世家》之语相较于《家语》，仍有着类似经籍的权威性，不可轻改。

  因此，清人的疏证工作，实际是由论证《家语》是伪书，进而否定其内容记载的真实性，而他们的判断标准和思维方式却是利用经籍的权威性来勘验《家语》。在这过程中，由古书辨伪到史料甄别再到与权威经籍相勘验，问题被置换了两次。所以说范家相们疏证工作的实质是一种经学活动，其最终目的是想要说明传世《孔子家语》不合于深具大义的经籍文献，不具备充当经学证据的资格。

  乾隆时期形成的“《家语》王肃伪作”的观点是《家语》伪书说的第三种形态。其核心乃在于强调王肃改易材料，伪造《家语》全书，因此其书内容不值采信。晚清近代以来，疑古风潮逐渐兴起并大盛，疑古派接受继承了清人的观点，这使得《家语》在文史研究领域长久地被弃掷不道。但现在看来，清人的疏证并不是客观的文献辨伪活动，而其最终目的乃在于消解《家语》作为王肃经学立论依据的合理性。

  回顾《家语》辨伪在历史上的三个重要阶段，可以发现有关此书真伪的争议总是同与之有关义理的争议相伴相生。不论是马昭的“增加”说，还是王柏的“王肃编《家语》，托名孔安国”，抑或是清人的“王肃伪作《家语》”，这些不同形态的伪书说产生的背后都指向了相似的目的，即辨伪者以辨书籍之真伪为名行辨义理之醇疵之实。换言之，他们预设了真《家语》必然是孔门的传而极富精醇义理的前提。而这又非为质疑《家语》者所独享，除开王肃取之以为“圣证”外，称颂此书价值者历代不绝。在儒教立国的时代里，一般士人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将这本名字带有“孔子”二字的书籍本身的真伪与义理的醇疵两分看待，实在是一个艰难的考验。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在清代也有清醒者，如陈士珂发出“周末汉初诸子，其称述孔子之言，类多彼此互见，损益成文，甚至有问答之词，主名各别，如《南华》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恶，时时有之。然其书并行，至于今不废，何独于是编而疑之也”（陈诗《孔子家语疏证序》）的诘问，却和者寥寥；甚至其有意彰显诸书互见文字，以示《家语》内容有源有本的《孔子家语疏证》也长期被视为辨伪专著，而备受误解。

  近代以来，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学术体系的解体和以文献史料为基础的现代文史学术体系的建立，使得客观探究书籍的真伪性质及其形成过程成为可能。而近几十年间，随着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等一批与传世《家语》相似材料的出土，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传世《家语》之真伪以及“王肃伪作《家语》”的问题。研究者们一方面意识到出土材料的发现可以证明传世《家语》与诸书的互见内容可能并非简单的承袭关系，而是一批共有的文本，他们可能存在某个共同的源头，却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演化过程。因此，传世《家语》应当可以脱去“伪书”的帽子，而进一步考虑孔安国编纂此书的可能，及其在儒学上的意义与价值。而同时，研究者发现，与出土文献、乃至《说苑》等书相比较，传世《家语》文本上存在着大量后代生成的痕迹，因此证明传世《家语》文本生成和定型的时代更晚，传统上以王肃为作伪者的意见似不宜轻易放弃。

  以上两方面的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但也依然存在着局限性。英国历史学家埃尔顿（Geoffrey R. Elton）说：“历史研究并非对过去的研究，而是对过去的当前痕迹的研究；如果人们所说、所想、所做以及所经历的事情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那么这些事情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当前的证据，而不是过去的存在这一事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那些没有材料来回答的问题并不是问题”，“历史学家的方法有时促使他依据消失之物周围仍然存在的事物来重建它。不过限制依然是重要的，在实践中尤其如此。”（《历史学的实践》）分辨传世《家语》真伪的疑难在于，一方面除了《汉志》中二十七卷的著录外，我们无法找寻到更多的《家语》在汉代流传的线索，因此无以传世《家语》即汉代流传之本；而另一方面，比较分析的方法能找出文本演化的痕迹，却无法说明这些痕迹源自王肃。以当前的证据与方法，既然无法解决这一争议，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暂时将其搁置，而选择一条更为超脱的路径。

  在过去，像《家语》这类早期古籍的真伪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引得人们纷纷讨论，实源于人们对于书籍著作权的一种粗略认识，即一本书应该有明确的作者，可考的创作年代以及稳定的文本内容。但是，这样的观念往往只能反映后世个人的著述体例，用以匡范先秦至汉代形成的一批早期古籍则力有不逮。由于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加以及研究的渐次深入，学者已经意识到早期古籍的形成往往需历经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在这期间，它的内容的创作者可能不止一人，文本、篇章、编次都不是很固定；从最早的面貌到最终定本的产生之间，古书可能经过了多次整理。所以，以往那种“真”“伪”二分的判断标准并不适合用来说明早期古籍的性质，因而对这些古书著作权的追问，应当转换成对其形成、编纂、流传过程的一种历史的动态的把握。事实上，利用相似的互见材料对《家语》进行严谨细致的文本分析，探索其形成与演化，已成为了当前《家语》研究的重要方向。

  有出土新材料以供利用，现代人得以比古人更加幸运；能够剥离义理的判断而客观分析文本，现代人可以比古人更加明晰。由此以拾级，《家语》的悬疑或将逐步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