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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介绍的是东京城市图。

• 作者：从这里到那里 发布时间：2021-09-29 12:54:35

  性价比很低，内容只有一本小册子的量，但硬生生做成了一本大书，每一张纸都是极厚实的铜版纸，极其没必要的浪费；尤其令人生气的是，书封面上明明打着“十大病机”的广告，但其实书里并无此内容，完全是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那么既然如此，其实逃宝上有卖全套鲍艳举讲座的视频，里面包括这本书的讲座版（我比对过了，内容跟这本书没有任何差别），视频当然还包括很多其它内容比如十大病机，不仅价格有爱，质量过硬，而且童叟无欺，实实在在。

• 作者：塩 发布时间：2024-03-07 17:39:57

  美军野外生存手册。太烂了，百科翻译一下就出来骗钱。根本没什么干货，全都是各种地震之类怎么形成的废话

• 作者：草际 发布时间：2012-05-25 16:53:10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 作者：会唱歌的柯西 发布时间：2019-05-22 11:42:03

  太啰嗦了

• 作者：Seamoon 发布时间：2020-06-10 11:37:06

  和作者的人生充分融合，几起几伏，近代史真是跌宕。

• 作者：老萨 发布时间：2019-05-05 18:21:09

  须眉浊物过眼云烟。唯陈巨来与陆小曼的友情深可敬叹。

• 罪犯的脸

  作者：黄鹤楼下 发布时间：2011-11-29 17:07:20

  我一向不喜欢孔庆东，但是药家鑫案时，他因为说了句:“药家鑫长得就像杀人犯！”一时成了“领骂人”。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展了一套阅读面部技术，通过实验、尝试、失误和总结，在先后分析了6000万个罪犯面部后，得出一种面部阅读方法，即通过分析面孔的某一个部位，阅读成分包括面部表皮、肌肉和骨骼轮廓线，以期解读罪犯的面部特征。

      11年前，曾纵横数省8年，犯案十余起，杀死、杀伤近50人的张君被抓获，临死之前，张君曾经放言他“是全国个人素质最高的匪徒”。用FBI的面部解读技术审视张君的脸，你几乎立刻能看出这是个极其乖张的怪物。一旦注意观察张君这张脸，你就不得不认识到他是个危险人物。在他整个犯罪生涯中，流窜的生活习性在其面容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凶残、冷酷和挑衅的印记。这张面孔隐藏了情感，因为他没有情感，也许说他试图隐藏杀气更合适。

      有张君的例子在前，孔庆东说药家鑫“长得就像杀人犯”，并非毫无意义。问题是，你总不能因为一个人“长得就像杀人犯”而把他关起来吧？

      “长得就像杀人犯”的人，真的存在么？在这本《剖析恶魔》中，斯通给出了一个概念:“天生邪恶”，他以600多个绝大部分发生在美国的邪恶案例为证，对邪恶做出由轻到重的22个分级，以此分辨怎样的邪恶家伙是能痛改前非的，怎样的该一辈子关着。

      斯通是想为邪恶找到一个广谱定义，他认为童年对罪犯非常重要，却非唯一，为此他反复提到“天生邪恶”:糟糕的基因、母亲怀孕时糟糕的环境都能在十年左右将纯洁婴孩改造成恶魔。这与龙布罗梭的“犯罪人”有相通之处，但后者比斯通更极端的是，只把犯罪归结于“人类的隔代遗传”，与社会和个人的生活条件无关，具有必然性，不得不陷入犯罪。

      这虽然有导致人种优劣论的危险，但是非如此也确实难以说明为什么一些和睦家庭出身、教育良好的人能莫名其妙地变成一个专事虐杀的邪恶人，譬如刚刚过去的挪威大杀戮。

      面对这个相貌堂堂的凶手和他厚达一千五百页的“宣言”，举世不解:布雷维克并没有重大的犯罪记录；在血案发生前身边的人都认为他彬彬有礼；尽管他宣称对穆斯林文化侵蚀欧洲和文化多元主义充满敌意，但他个人其实并未经历过与穆斯林等少数族裔的冲突，刻骨之恨完全是他封闭头脑中滋生的，所以他能够毫无愧意地举枪指人，即使是柔弱少年。

      然而斯通接下来把恶社会化的说法，我却难以认同。在他看来，邪恶不仅仅存在于个人行为之中，在集体行为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中也不乏其例，唯有承认这一点，才能反过来理解某些群体活动中的倒行逆施，其实就是潜藏在每个人心中的邪恶集体爆发的过程。

      斯通所言，让我想起近半个世纪之前那场著名的审判。1961年2月11日，纳粹德国前高官、也是在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阿道夫·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等15条罪名起诉。艾希曼面对对其犯罪的控诉，一嘴的陈词滥调，所有问题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来回答。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其时其地，《纽约客》派出记者汉娜·阿伦特聆听审判，并发回一系列采访报告，之后成书为经典之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艾希曼就是这样一个“好人”，服从命令，尽职尽责，是好丈夫、好父亲，阿伦特自问:为什么纳粹政权恰恰是靠这样既肤浅又平庸的“好人”维持的呢？她的解释是“平庸的恶”:“恶一向都是激进的，但从来不是极端的，它没有深度，也没有魔力，它可能毁灭整个世界，恰恰就因为它的平庸。”

      在她看来，艾希曼完全不像一个想象中的恶魔，一个没有心肝的人。她望着站在玻璃盒子里的艾希曼，觉得他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小丑”。《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译者孙传钊先生之前谈起阿伦特“平庸的恶”，即言之“精准描述了纳粹一人作乱的本质”。

      说起大屠杀和种族灭绝，我更倾向于邪恶是“一人之恶”，众人只是被绑架了，成为“恶的从犯”。从社会学意义上，那些帮助希特勒实施屠杀的人只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患者而已，而这藏于芸芸众生中的“一人之恶”才是群害之首，浑身都隐匿着龙布罗梭和斯通念兹在兹的“天生邪恶”，他们与艾希曼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根本的恶”与“平庸的恶”。

• 读李源澄《经学通论》札记

  作者：榆木疙瘩 发布时间：2019-01-14 20:18:52

  从汉武帝表彰六艺到民国初年学校废止读经，经学一直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虽然民国初年废止读经，但是对经学的研究并未随之中断，经学研究著作仍然时或有之。李源澄为廖平关门弟子，学问深湛，其经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氏著《经学通论》一书中。

  李氏在该书《自序》中言作此书的旨趣有三：一说明经学的性质与后来经学的途经，二是提出整理过去经学的方法，三是对各时各派经学从其长处予以说明。这三点志趣是从大的方面来说的，如果细分的的话，可以将该书的内容归纳为八个方面：第一，经学是什么；第二，经学的性质；第三，经学的地位；第四，经学的研究内容；第五，治经的方法；第六，经学概说；第七，经学的历史；第八，读经的门径。其中第一、二、三、四、五部分相当于该书的第一节《论经学之范围性质及治经之途径》，第六部分相当于该书的第二节《论经文》，第七部分相当于该书的第三节《论经学流变》、第四节《论古今学》、第五节《轮唐修五经正义以前之经学》、第六节《论宋元明经学》、第七节《论清代经学》，第八部分相当于的该书的第八节《论读易》、第九节《论读尚书》、第十节《论读诗》、第十一节《论读三礼》、第十二节《论读三传》。如果这样看待李氏的《经学通论》，那他的这本著作涵盖的范围已经超过皮锡瑞的《经学历史》《经学通论》，只是皮氏的这二部著作有关经学历史和五经通论的内容更加系统、更加详细。

  经学是什么，李氏认为经义就是经学，而汉人才开始才有了经义，但是统论诸经大义是从战国开始的，经学是“起于晚周而成于汉代”，因此他说：“吾人所谓经学者，汉代始有之学问也”“经学者，汉以来之学术”。而且李氏认为经学之“经”当以“常法”为正解，这才是经学的本意。作为经学家，李氏对经学持有尊崇与敬意，认为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源泉，是统一我国思想的学问，也是国人的大宪章，因此他说：“故经学为陶铸吾国二千年历史之学问、吾国文化史之中心”“经学为吾国古代文化之总汇”。

  关于经学的性质，李氏继承了廖平先生的看法，是从传统的四部之学来说明的。他认为经学是子与史合流的学问，既非史学也非子学，但是和子史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他说经学“为子史河流之学问，为以特殊之学问，自具独立之精神，而非史与子所能包含”。要知道经学对我国的影响，应当探求历史，只有从历史求经学，才能发现经学的意义。但是有趣的是，钱穆先生并未从历史中发现经学的意义，而是从中探求经学的本来面目，将晚清以来经学的今古文之争予以了解构。他在《两汉博士家法考》一文中说道：“夫汉人仅言‘古学’，不言‘古文学’；仅言‘古文’，不言有‘今文’；故无所谓‘金文学’。后世强造新名，谓古人如此，宁有是理。”钱、李二氏的区别，即是经学家和史学家眼光的不同，更深层的原因应该也与二者对廖平经说的看法不同。李源澄氏《经学通论》是守廖平《今古学考》的师说而发己见，而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则是和廖平《今古学考》立异的。

  关于经学的研究内容，李氏以三事为说：“一曰治经，二曰治经说，三曰考经学对中国文化各部分之关系。”治经要治理经的本文，因为经学是汉代才有的学问，因此研究经学要以汉代为断限，而且要与古史明其畛域。治经说要治理先儒说经的书，对其说经之文要疏通证明，对其学术思想要发挥介绍，而且要与其他各家进行比较以显示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经学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总汇，古代的一切都与经有关。因此考经学对中国文化各部分的关系，不能仅靠《儒林传》了事，还要剖析经学对我国政治、社会、人心、风俗的影响。

  关于治经的方法，李氏认为治经之道在于释文和释义，既要以文字始，也要以义理终。“今文明大义，古文重训诂”，李氏提出的治经之道可谓是融汇了今古文经学各自的长处，作一综合的的研究。李氏还指出治经的致力之处在于明其纲领和条目，他说：“学问之事，有纲领焉，有条目。一学有一学之纲领条目，一书有一书之纲领条目，得其纲领，条目虽不备，无伤也，势不能也。”李氏所说的纲领条目应该就是治经的家法和条例，蒙文通先生在《经学导言·结语》中说：“不明家法，不明条例，还算什么经学？”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李氏对今文学家法和师说的遵守。

  对于经学历史，李氏将其分为古今学、唐修五经正义以前之经学、宋元明经学、清代经学。大要言之，汉代经学主要为古今学之争，至郑玄注经而兼採古今文；魏晋到唐修《五经正义》以前，经学分为南学和北学，南学尊王肃，北学尊郑玄，唐修《五经正义》合南北而一之；宋元明经学主要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独重大义而轻视训诂、章句，而其与汉唐经学产生如此变化的原因则在于“宋之正统由唐之异儒变成之也”；清代经学分为三期，初期为清学启发时代，其精神在于经世致用；二期为清学全盛时代，无经世致用之精神；三期为清学蜕变时期，其精神又转为经世致用。而有清一代学术的转变皆在于清朝政治的影响。从李氏对经学历史的分期可以看出，李氏的不是按时间作为分期的标准的，而是以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为参照的，非明于经学发展流变者不能为此。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清一代学术的转变受到清朝政治的影响， 但这不是全部原因，学术风气的转变也与学术自身发展的成坏相关，因此清一代学术的转变不能一概以政治影响论之。

  关于经今古文学区分的问题，李氏在书中引用了龚道耕先生的说法：“是今文明大义，古文重训诂，一也”“是今文多专经，古文多兼经，二也”“今文守章句，古文富著述，三也”“是今文多墨守，古文多兼通，四也”“是今文多朴学之儒，古文多渊雅之士，五也”。钱穆在《两汉博士家法考》一文中也指出，今文尚专守，古文尚兼通；守章句师法者为今学，不守章句师法者为古学。由此可见二氏对经今古文学的区分是得其要旨的。周予同先生对今古文经学的区分就和龚道耕、钱穆二氏的区分有所不同，他们认为今古文经学的分别在于：书目不同、经典次序不同、对待孔子和五经的态度不同。龚道耕作为经学家，是从经学家的视野去揭示今古文经学的区分主要在于治经家法和范围等的不同。而周予同则从历史研究的校对对今古文经学的做出了区分，主要眼光停留在经文本身。钱穆在《两汉博士家法考中》指出经学古今文的差异是学派的差异，也就是治经方法的差异而非经文的差异，而且钱氏还指出：古今文之分仅在于《尚书》一经，其他诸经无今古文之分。如果钱氏此论为历史的事实，这就是对以经文来区分经今古文学的说法的解构。李氏守师说，书中引用廖平、蒙文通、龚道耕诸先生之说不少，这些师说也是李氏自己对经学的认识，他也持“兼通今古，本东汉古文学者之通例”的看法。因此就我个人而言，李氏引用龚道耕氏区分经今古文学的说法更持论周全有据。

  经今古文学孰优孰劣，李氏作持平之论。他说：“以治学之态度言之，今学略于训说文字，而古学则以训说文字见长。故通经致用，今学为优；释文正读，古学为最。”清代乾嘉学术的成就和道、咸以将今文经学的兴起适可为李氏此言作注脚。而在对郑玄的看法上，“自廖先生论古今学，以混合古今罪郑氏”，李氏则云：“郑玄虽兼通今古之学，其治学纯为古学精神，况兼通今古，本东汉古文学者之通例”“该以汉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莫知所从，郑君兼通今古文，沟合为一，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必更求各家。郑学之盛在此，汉学之衰亦在此”。郑玄勾合今古文而一之于经生为便，因此而郑学盛而汉学衰。郑玄混合今古文并不是要唱衰汉学，只是他的治经方法无意中造成了这一局面，这既是郑玄治经的特色，也和唐修晋书而十八家晋书一样，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以“混合古今罪郑氏”许是过论。两者相较，李氏的看法则比其师廖平持论更为平允。

  总归而言，李氏《经学通论》一书虽然区区四万言，简明扼要的论述了经学史上的主要问题。虽然书中多引用廖平、蒙文通、龚道耕之论，但持论平允，可谓守师说而不囿于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