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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神威 发布时间：2013-06-04 09:06:13

  休憩169th，向时间旅行者致敬之作或者仿作，质量却非常的高，是我最喜欢的一本周德东

• 作者：刁民 发布时间：2012-08-28 23:16:31

  读无标点手抄本影印版，更能体会汉语汉字的形态美、声韵美~

• 作者：木兰华夏 发布时间：2018-01-21 10:21:40

  有一种2小时电影拍成16集电视剧的感觉。故事依然很精彩，不过缺乏一个像傅东华一样大刀阔斧修改飘的版本？

• 作者：慕荣-雨亭 发布时间：2021-04-25 09:55:28

  人生虽然无意义，但仍要抗争啊！

• 作者：停云 发布时间：2015-04-10 21:41:51

  对长平之战的历史地理分析，以及战国形势分析相当精彩。对拜占庭的几位统军皇帝的介绍也不错。

• 作者：月上世界 发布时间：2018-05-19 15:26:03

  结构，能带，态密度，键级，光学性质

• 哀诉之音成绝响，世间不见辜鸿铭

  作者：嘿兮兮 发布时间：2010-04-05 15:15:51

  哀诉之音成绝响，世间不见辜鸿铭

                                                记东方喻义，西方喻利

    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因为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淳朴。 ——辜鸿铭

    在近代中国，洋枪洋炮以不可压制的态度强硬撕开中国大门。大动荡，大变革之下的东方国民，逐渐以波动的态度接受西方思想，西化强国，成为主流，甚而有者，在资本主义盛行下的世界，认为东方思想不再适用于整个中国的发展，主张全盘西化，减辫易服乃最低层次之变革，中国应除汉字而用拉丁，废论语而习圣经。以底层民众西化教育，提升整体国民性。衮衮诸公在西化过程中以弱势的角度思辨强国之路，不免陷入骑虎难下之感。传统士子求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论不无道理，解决中国自身问题，自应从中国着手，盲目强以西学置入，收效必微。海归学子在目睹工业革命后的英法各国发展迅速，西方宗教熏染下的社会秩序井然，而中国在封建管制下的种种问题频频发生，封建，八股，孔孟思想，愈发不适宜在中国根植，采取西化教育，亦有其道理。救国无路，报国无门，正是那个年代知识份子最普遍的想法。

    在欧洲，却有一个孤独的中国人以理性的态度思虑东西方时局的走势，希冀用东方的孔孟思想去教化群氓崇拜盛行的欧洲，他以亚洲人犀利的眼光，欧洲人缜密的思维，用儒家思想中的义与利的对比，反映到这个东西方日益融合的社会。他就是辜鸿铭。

    哲人往往是最孤独的，最容易的被世人所误解的，他们的脚步迈的太快，环顾四周却发现无人跟上，他们想的太深，却屡屡被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嘲笑唾骂误解着。辜鸿铭又是多么典型的一个例子。东方人重于义，才有燕赵豪强之士的产生，西方人重于利，才有欧美智人之灵秀，他所倡导的学英文就是去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从西方的经济思想中获取强国的可能，是多么深刻而不失传统的救国强民之良方。

    在其最有名的著作《中国人的精神》中，把欧洲社会发生第一次世界战争的根源归于英国的群氓崇拜。在欧洲总共有三次文明，古代的欧洲文明即“异教文明”，中世纪是基督教文明，而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开始了第三次文明，即“民主主义文明”。宗教的劝佑力开始下降，欧洲人希望借助民主的产生，实现欧洲文明的再一次进步，但自西葡二国新航路的开辟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精明的欧洲人打开了一条快速发展民主的道路，以经济带动政治，但这却使整个世界的平衡打破，西方以东方不可想象的速度前进，新航路的开辟不再能满足欧洲人对利益的需要，于是对武力掠夺的崇拜开始了，这也就是辜鸿铭先生所说的武力崇拜主义。伴随着武力崇拜发展的就是殖民掠夺，这就导致了几个欧洲大国矛盾的加深，武力崇拜主义发展成为军国主义，而先前的经济利益冲突也逐渐演变成争霸世界的矛盾，而矛盾的最终扩大化造成了整个欧洲社会秩序的崩溃。欧洲的精神文明在其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时候没有与其协调发展，相反走向了极端，而一旦真正丧失自中世纪以来的宗教文明，后果将是难以用数字去计算的。

    少年时期游历西方，并深刻学习过西方文化的辜鸿铭，在其归国效力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时，为欧洲文明如何走出秩序崩溃开出了良方，即用东方孔孟思想中的仁与义去消除武力崇拜及军国主义。

    中国思想的精华被儒家大学篇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而纲领条目之间尤其不可分的关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自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之法门，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末，修身的目的在止于至善。而儒家思想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在于其国民的品德心性，这与欧洲的基督教的教义有想通之处，都希望通过后天由教育或宗教等手段平衡人心中的善恶。宗教信仰通过对神的信仰，教徒通过教义去改变自身，却忽略宗教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曾提到“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道德的、理论的关系变成人的一种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撕毁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的需要，把人的世界变成了互相隔绝互相敌对的个人的世界。”这就必将引起非宗教人士对宗教的讨伐，欧洲的物质文明并非是在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发展，而是以最原始的资本积累发展开来，随着群氓崇拜及军国主义的迸发，宗教慢慢变成了鸡肋式文化。而东方的儒学思想是从稚童幼子时期以蒙学四训为起点，灌输忠、信、礼、义、慈的伦理化思想，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温饱是其生活的目的，和平是辜鸿铭所谓中国人个性中“温良”的保障。西方人的历史主线是以“民主”的关键，东方人的历史主线是以“和平”为关键。这当中自然有很复杂的历史原因，但笔者认为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句话“东方喻义，西方喻利”。西方有一系列以民主为口号的革命与战争，但什么是民主，笔者举一个小例子，就是当雇员积累到对雇主具有很少的依赖性时，雇员会脱离雇主，成为新的雇主，这当中会导致雇员—雇主—新雇主之间矛盾的激化，而新的雇主因为利益上的冲突必须要选择民主，只有民主，才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于是越来越多的小生产者为了与大生产者平衡而选择民主。由此我们可以推出西方发动战争和获取利益之间的关系。但在东方，战争的发动无非两个原因。

  一、

  保卫家乡，以太平天国为例，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的主力并不是满、汉、蒙的八旗兵，更不是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常胜军，洋枪队。而是以湘、淮、楚为代表的地方团练武装力量。虽然府兵制在安史之乱后消亡，但保境安民的思想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战争的目的并非是侵略，而是确保和平。

  二、

  揭竿而起，这一点在历代农民起义中更加明显，在阶级压迫过于激烈的时候，生存遭到了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才会揭竿而起，若是在太平盛世，起义者没有响应的对象，战争自当不会成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清朝初期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具有广大的号召力，但自康雍乾三代盛世后这种思想的没落。

  当代人介绍辜鸿铭往往言其腐，言其狂，的确他的思想在一百年后中国有些与世界脱节，显得不那么适用，但当我们以百年前人的眼光去审视他的观点，是不是又觉得他很超前，他所谓的中国人“温良”的特点是不是在数次革命，战争，思想变革的淘洗下依然存在，但我们可不可以说一旦儒学思想遭到破坏，中国人就失去了“温良”的品质呢，这个答案我想是辩证地看，儒学在中国自汉后融合道、法等各家思想成为大一统儒学，传承千年，根基稳固，类似内圣外王，兼济天下等思想被知识分子人格化，而经过英雄崇拜后，这些人格化的东西又被潜移默化到中国的传统美德中，经过爷传父，父传子，代代相传，这些东西融汇进中国人的血液中。但是自新文化运动后国民政府废除了读经这一门课，不仅造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巨大断层，更使儒学遭到了灭顶之灾，系统化的儒学理论逐渐淡出人们视线，取而代之的西化教育由于本身在中国基础薄弱，收效甚微，除理工类学术颇有建树，文史类很长一段时间还沉浸在顾影自怜的悲哀之中，而目前社会中流行的“大学论”，屡次怀念蔡元培，梅贻琦办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时那种师生坐而论道对学术无比热爱的探究，大学问题再次进入人们视线，当今的大学却除大楼外无大师，无大师则无厚学。固然这其中涉及到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但更加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却在百年前自辜鸿铭先生嘴中所出，丢掉了孔孟，也就丢掉了中国人的祖宗，试问没有了祖先的滋养，中国人又拿什么去标榜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笔者亦非历史专业及文学专业的学生，但当我对比东西方文化时，却发现一个定理，当政治，经济，文化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时候，国家才能强盛，民族才能团结。西方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精神文明匮乏导致了群氓崇拜。而中国胡适等人倡导的“好人政府”虽然以中国传统的帝王学和西方民主思想相结合，但缺乏和平的政治条件，必然导致“好人政府”的昙花一现。正所谓“根稳花方开，根浮叶飘落”正是这个道理。

• 那些看不见的危险

  作者：维舟 发布时间：2016-07-20 09:53:56

  虽然那些狰狞丑恶的形象时常令人恐惧，但真要说起来，最使人害怕（有时是敬畏）的事物其实并不是这些具体的形象，而是那些看不见的存在——在古代是鬼神，而在驱散了鬼神的现代，则让位于那些肉眼不可见的细菌、病毒或辐射。如果说大众有时对这种看不见的危险所表现出的忧虑与恐慌显得有几分歇斯底里，那毕竟也情有可原，因为对这类致命但却无影无形的存在，普通人除了相信某个权威（然而有时权威也不可靠）之外，你唯一所能相信仅是自己的感觉而已。

  在现代社会之前，是谈不上有什么大范围的食品恐慌的，因为正是现代食品工业和大规模物流体系才使之成为可能。在此之前，人们都是分散地在当地就近获得食物的，即便偶尔食物中毒，那也是只是孤立的个别事件。正因此，哈维·列文斯坦在《让我们害怕的食物》中认为只是从19世纪晚期起，美国人才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困境：食物空前丰富，但人们对该吃什么却越来越焦虑不安。如果从更大的背景来看，这不是偶然的变化。正是因为在“理性与进步”大获全胜的19世纪，“上帝死了”，现代文明自此步入一个由专家主宰的风险社会，而人们又被教导着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在此情况下，所有人都要训练出一双“发现之眼”，学会从食物中“看见”那些事实上不可见的细菌、益生菌、维生素、或任何其它据说是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

  这样，判断食物好坏的标准就不再是它“好吃”与否，而在于它是否“有营养”及“健康”——糟糕的是，这两者经常相互冲突，“好吃”的甜品、炸鸡块及肥肉所含的成分可能都会破坏你保持形体的努力。原本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的感官系统就能迅速判断某种食物能不能吃，然而，在病菌理论和新营养学建立之后，人们逐渐变得不再（也无法）相信自己的感觉，而把决策权让渡给了专家，因为只有专家才能分辨那些细菌和营养成分、告诉你应该各自摄入多少，而哪些食物里包含着有益或有害的成分。这与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大异其趣：神农是亲口去测试自然界中未经加工的某一种食材是否能吃，但现代的专家则是辨析那些仅在显微镜下才能看见的成分是否有益于人体。

  如今，中国人早已习惯了把“营养”一词挂在嘴边，很难意识到这本身便是一种现代性体验。现代汉语的“营养”一词本身是近代才直译自日语的“栄養”（eiyō），而日语又是用汉字意译英语nutrition的结果。“营养”与科学性话语紧密相连，一种食物的价值便自此以健康的价值作为基准。在传统社会，饮食往往是一种社交行为、一种享受，即便对食物本身，注重的也是“好吃”（美味）而非“有营养”——传统的山珍海味如鱼翅、鲍鱼、燕窝、海参，从营养学角度来说都谈不上多有价值，只有在特殊的文化语境下才会特别推崇。当然，“营养”本身也基于西方文化的思想，这种特殊的观念认为人“吃”的过程是一个从宇宙中获取微量元素的过程，强调人体从环境中汲取物质来维持自身的运作。在现代人的潜意识里，身体逐渐被看作是一台需要管理的机器：要维护它的运行、健康、活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仔细“管理”它所摄入的能量，并随时发现隐藏在食物中的那些看不见的物质，以及不间断的数学计算，因为摄入的某种元素（例如脂肪）的量变可能产生质变。

  虽然人人都有享受美味的口腹之欲，但一旦涉及关键的健康和形体问题，那就都得让位。在大部分传统社会，人们对自己的健康乃至寿命，常常都抱有一种宿命论的达观态度，而肥胖甚至还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具有正面意义。但现代的丰裕社会则把这些价值观都倒了过来，美国人尤其如此，这可能是因为美国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雅典娜一样，一开始就是一种全副武装地跳出来降生的现代文明。美国人比谁都更害怕生病和衰老，而期望通过某种合理的（请注意，不是“享受的”）饮食方式获得精力充沛的健康生活，无怪曾有英国人挖苦说：“美国人，都以为死亡是有得选的。”既然生老病死都不是必须坦然面对的“自然规律”，而是有办法避免或改变的，那焦虑也就在所难免了，因为你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吃错了什么”而导致不够健康、不够苗条或不够长寿。

  最能折射这种焦虑感的，或许是那些都市传说，诸如碳酸饮料其实具有很强的腐蚀性这样的故事，多少年来一直在流传。这其中有一个微妙的循环：人们信以为真的故事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但又正是这种世界观催生出了这些故事。正如美国民俗学家布鲁范德在《消失的搭车客》中所说的，“尽管他们对随处可见的细菌或害虫颇为厌恶，但是一些民间传说却偏偏要讲述这些讨厌之物对经过消毒的中心领域的入侵”，因为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人们担忧恐惧这样的可能，才造成了“越恶心惊恐的故事流传越广”的局势。耐人寻味的是，同样是出于对食品污染的恐慌，不同国家的都市传说所针对的批评对象不同：在德国故事中往往强调提防外国工人，而美国的传说则抨击大企业惟利是图。

  这也是顺理成章的：现代食品工业之所以会引发消费者的恐慌，是因为一种食品在送到人们手里之前的种植、加工、运输和销售环节都变成了陌生的代理人企业在介入了，而这其中很可能由于工人的不负责任、或企业利益的目的而被人动了什么手脚。想想现在一旦出现食品恐慌时使用的“召回”一词——那一般都是对工业制成品才使用的术语，谁曾见过卖菜的农民会说自己“召回”自家种的蔬菜？由于人们的肉眼无法察觉问题食品中的有害物质、又不可能看到食品生产的全过程，那么很自然地，他们所能相信的就只能是不同食品的品牌了。与此同时，由于“工业生产”在食品加工中似乎总不免让人产生不舒服的联想，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竭力撇清，转而宣称自己所推出的是“无防腐剂无添加剂”、“纯天然食品”等等，就像农夫山泉的那句广告语：“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一看似谦卑的宣示的背后，暗示着自己是把纯天然的水饮料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上，倒似它根本就没有中间的生产加工环节，自然你也不必担心在其中会有什么问题了。

  在谈到如何免于被食物恐慌的风潮裹挟时，哈维·列文斯坦在书末建议，“我会说第一条策略是观察一下提出这些恐慌的人，然后自问：‘他们在这事里面有利益吗？’”这也算得是一种典型的美国思维，即认为许多人是出于私利的动机在推动话题的发酵。在很多时候，这当然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看看“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益生菌，清理肠道”、“莫斯利安，长寿村的秘密”这些近年来随处可见的广告词，都不难发现这些看似很有道理的健康建议（它们也都源于几十年前的美国），背后是食品厂商的利益。不过平心而论，有时（甚至往往）这些流行观念的提出者自身是真诚地相信这些建议的，也正因为它们不全然是出于私利，所以才能如此盛行；而那些大企业，只是在这些盛行的观念中发现了商机，并由此推波助澜，因为顺应消费者的偏见要比纠正它有利得多。

  至于那些事后看来可笑的科学建议（“我很强壮，我爱吃菠菜”），固然有时也与利益纠缠不清，但多数情况下倒不如说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科学本身就是一些有待证实的假设，内行人往往有着互相冲突的观点（所谓“每个博士似乎都有一个观点完全相反的博士”），甚至一个观点自身也包含着内在矛盾或复杂的因果解释，但在观念传播的过程中，“假设”往往就被当作了明确而不容置疑的“结论”，即便是深刻的见地也被略去了复杂的论证过程。

  这些简化版本之所以胜出，往往只是因为这样传播起来更容易。正如谣言传播中经常看到的那样，一则谣言到最后往往简化到只剩下核心的几点信息。在向公众诉求时，完整地交代科学论证过程只会把许多人绕晕，因而最终便归结到某些简单易记的单一因素和结论性短语，比如“科学证明：维生素有益健康”，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人们常常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些观念，群体性的信奉与恐慌，都是由此而来。很多情况下，人们是在很久之后，才逐步意识到，这种伪装成“常识”的简化结论，其实是有问题的。话说回来，这又岂止是在食品恐慌的问题上如此？在社会政治观念的流传上，这样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至少每个中国人都记得一点“革命就是好”之类简短有力、却让人回顾起来五味杂陈的标语口号吧。

  已刊2016-07-19《三联生活周刊》

  勘误：

  p.14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FSCO：应是UNES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