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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召开“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会上强调，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黑恶势力犯罪危害甚大，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自2000年底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今日黑恶势力犯罪犹存，而且还有了新特点。因此继续深入研究黑恶势力犯罪具有重大意义。

本书作者在深入相关层面进行社会调查、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刑法学、犯罪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以及实证的、比较的、历史的等研究方法，对黑恶势力的概念及其特征、黑恶势力的种类、黑恶势力产生的原因、黑恶势力犯罪概念、黑恶势力犯罪特征、黑恶势力犯罪形态、黑恶势力犯罪的刑罚适用、黑恶势力犯罪的发展趋势、黑恶势力犯罪的控制等问题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中，对黑恶势力的本质、黑恶势力犯罪的概念价值、黑恶势力犯罪的个罪构成特征、黑恶势力犯罪的停止形态与主体形态、刑罚适用以及在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中如何使用利益激励机制等新老问题作了仔细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一些新的观点。本书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研究进路，故对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将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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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2006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召开“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会上强调，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黑恶势力犯罪危害甚大，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自2000年底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今日黑恶势力犯罪犹存，而且还有了新特点。因此继续深入研究黑恶势力犯罪具有重大意义。

本书作者在深入相关层面进行社会调查、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刑法学、犯罪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以及实证的、比较的、历史的等研究方法，对黑恶势力的概念及其特征、黑恶势力的种类、黑恶势力产生的原因、黑恶势力犯罪概念、黑恶势力犯罪特征、黑恶势力犯罪形态、黑恶势力犯罪的刑罚适用、黑恶势力犯罪的发展趋势、黑恶势力犯罪的控制等问题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中，对黑恶势力的本质、黑恶势力犯罪的概念价值、黑恶势力犯罪的个罪构成特征、黑恶势力犯罪的停止形态与主体形态、刑罚适用以及在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中如何使用利益激励机制等新老问题作了仔细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一些新的观点。本书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研究进路，故对于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将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

• 作者：Mori 发布时间：2018-12-16 16:05:27

  里面好多故事都在其它书里读过，对他讲的城市生活一直充满兴趣。关于昆明的风土人情，西南联大的师生们，那自由、独立的土壤培养着一代知识名人。他们醉心学问，怀着家国之情。那个时候很美，但一个时代不仅仅是这些，他们本该被更好对待。读完之后忽然想去远游了，找个时间去昆明，带着阅读这本书的心情。

• 作者：白云飘 发布时间：2015-12-10 15:24:19

  作者的观点和维也纳学派自由主义经济是一条路子，虽然很久的书，但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从中读出了以下几点：1、个人比政府投资更有效率；2、流通虽然很重要，但经济的价值核心在于他的使用价值，所有信贷、金融这些服务属于辅助性的，在于提高效率，属于几个乘数，必须依附于实体经济和基本服务才有价值，而且与后者竞争资金和劳动力，过度强大的信贷、金融对整体经济是有害的；3、衡量一个选择好坏最重要的不是成本，而是机会成本，而我们往往只盯着成本；

• 作者：John Wayne 发布时间：2013-05-24 09:43:54

  职业做法，目标位分大目标和小目标，感觉补充了野人手法中的一些不足。

• 作者：蟥阿螞 发布时间：2013-02-05 02:13:24

  最后一页作者表达了对失败的历史主义的同情，然而库恩将会使情况倒转过来。对于很多（后来被推翻的）观点的（盲目）自信使作者显得比较二流，尤其当那些问题后来被推翻了。作者很真诚，书的难度属于休闲读物级别，但是被第17章小虐了一下因为伦理学是我的大。软。肋。读完它就缓解了自己长期读书少的负罪感。

• 作者：鱼的九思 发布时间：2020-12-17 09:52:22

  这就一平淡通俗读物，为啥评分这么高呢？也没见啥独到之处啊。

• 作者：攸宁陶陶 发布时间：2009-11-05 09:54:27

  孩子们的眼睛看到他们相信的；成人的眼睛相信他们看到的。我要留着一双孩子的眼睛，永远看的到生活中的美好！

• 没人关心卡洛琳吗？

  作者：靡夜蔷薇 发布时间：2021-07-21 12:50:04

  其中绝对会涉及重大剧透，没看书的同学不要看！

  好了吗？好，我就默认看到这里的都是已经知道凶手的了。

  我就是想写写老小姐卡洛琳。

  本书除了追溯案件，也花了不少笔墨描写谢泼德医生和姐姐卡洛琳的生活。两个人都终身未婚，弟弟是乡村医生，姐姐负责照顾他的起居，以及参与乡村八卦圈。光看开头可能我们不少读者也和谢泼德医生一样，嘴巴上不说，但心里烦这个姐姐烦得要死吧哈哈哈哈哈哈。

  嘴巴碎，不饶人，虽然有着英国中产妇女的礼貌教养，却总是旁敲侧击，热衷流言蜚语。《麻将》里写卡洛琳打麻将技术也不太高明，还嫌弃弟弟不肯跟自己配合，医生无奈只能默默地承受姐姐的不满。每次看到谢泼德医生受不了但又扭不过姐姐的样子真的很好笑，也可以看出来几十年姐弟就是这样生活的。

  而这样爱管闲事的卡洛琳，在弟弟眼中却是“善良又真诚”的。当客厅女仆伯恩吐露说自己已与失踪的沃尔夫（被害人的继子）秘密结婚时，卡洛琳第一个冲上去搂住她的肩膀，安慰这个可怜又慌张的小姑娘。当得知伯恩会被怀疑谋杀，以及沃尔夫不管不顾失踪后，卡洛琳还为女仆打抱不平，宽慰她沃尔夫不会有事，并且带有几分强硬地留她过夜。虽然事后阿婆并没有写，但我相信卡洛琳再热衷流言蜚语，她还是有自己的底线，决不会拿痛苦中的伯恩的事到处乱说。

  卡洛琳的善良还体现在她的“自我奉献”，几十年如一日的疼爱弟弟谢泼德医生。记不记得谢泼德医生突然心血来潮请波洛吃饭，结果到家发现姐姐只准备了两人份排骨的尴尬？卡洛琳灵机一动说自己为了健康吃了多年素食，把排骨让给了弟弟和客人，自己吃煎饼（医生还在心里默默吐槽说这还是第一次见姐姐吃素）。后来第三次请客，波洛体贴地说“不了，可不能连续两天让卡洛琳小姐吃素啊。”当时为那种英国人的强撑体面笑破肚皮，现在想想，卡洛琳真是位可爱又善良的老小姐啊。

  正因如此，结尾的自白书才无法释怀。

  就像谢泼德医生震惊姐姐说他会“走上邪路”一样，其实从医生决定敲诈开始，卡洛琳大概就隐隐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医生拿大笔钱投资，又打了水漂，持家的姐姐不可能不怀疑钱的来路不明。可是卡洛琳什么也没说，她只是用自己擅长的旁敲侧击，试图推测真相，试图警醒自己的亲人，把内心的担忧，掩盖在表面的碎嘴。

  不知道结尾戛然而止的自白书算不算一个安慰你。我假想也许洞察一切的卡洛琳会突然冲进来阻止弟弟的自杀，老实赎罪。但那样写，文学上不就累赘了么？那就让故事悬而未决吧。那样疼爱弟弟的卡洛琳，那样好心肠的老太太，看似庸俗吵闹实则心思敏锐的人，怎么可能如谢泼德医生自我安慰的那样，“永远察觉不到真相”，且让“时间冲淡悲伤”呢？

• 对导论一些段落的吐槽

  作者：Ammonoid 发布时间：2022-07-19 23:54:30

  就写导论部分吧，后面也做了详细的评注，懒得再整理到电脑上了。

  就在这些意义设定与意义解释的活动当中，就在不同程度的匿名性，或近或远的体验距离与种种交叉错置的观点中，社会世界的意义结构（Sinngefüge）就建立起来了，此一世界既属于我们（严格来说是“我”的），也属于他人。 ——第11页

  舒茨始终关注的是“意义结构”，如果我们联想到由韦伯早期方法论文章中频繁出现的“无限杂多”或“意义复合体”发展出的两个面向：（1）从认知和观察层面对之进行处理的“理想类型概念建构”，而此一概念建构方法以（特别是）

  历史学家

  [1]筛选材料时的“理解”为基础（这点常常被人误解，“文化科学逻辑”这篇文章对此的说明再清楚不过）；（2）从密尔那里发展出来的“价值的诸神之战”——韦伯在《批判施塔姆勒》中就已经这样引用密尔了——就已经会发现，韦伯关注的问题可能不会是舒茨所谓的“意义结构”。

  把“无限杂多的材料”纵向化约（或实际的处理方法：现象学还原）为“意义结构”是舒茨论题的基础。当我继续阅读舒茨接下来的讨论，同时考虑韦伯早期方法论文章同《经济与社会》第一章的关联，发现这样一件事：如果孤立地考虑《经济与社会》第一章对社会行动的探讨，舒茨的理论几乎是无从置喙的；但如果把韦伯在此处讨论社会行动时所讲的“诠释”或“理解”关联到他的早期方法论文章，特别是诸如：《克尼斯与“非理性”问题》、“文化科学逻辑”以及《批判施塔姆勒》——如果韦伯（诚如舒茨所言：“含混不清地”）运用这些概念时还保留着这些看法，那么此一“意义结构”则不可能成为韦伯社会行动理论的基点，事实上韦伯也从未（按照舒茨的设想）真正把社会行动当作他自己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韦伯没有做错，毋宁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以及什么样的

  社会科学

  分析

  才

  真正应该

  以社会行动甚或“一般行动理论”（所有这种说法都从讨论韦伯开始）为起点？如果把这个问题同韦伯关联在一起，那么与之相关的问题是：什么

  最终不是

  “资本主义经济的文化史”应真正运用的分析策略？还是回到舒茨吧。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与他人一同构成的社会世界，就它作为科学家的研究对象而言，乃是已经构成的。因此，所有关于社会世界意义的科学，无不回头指涉社会世界生活的有意义行动，回到日常生活里指向其他人的经验，回到我们对既有意义的理解，也回到我们对新的、有意义行为的设定。 ——第12页

  韦伯主要研究的当然不是“日常生活”，而是

  特定的

  文化生活。倒可以这样想：舒茨这里已经完全把韦伯理论视为一个历史个体，所做的乃是对该历史个体进行起因构造。韦伯大概会赞同舒茨在启发学上的贡献。事实上，舒茨

  在经验上

  对“韦伯理论”的处理方式已经暗示了他

  对经验的态度

  （我们也可以关注到“态度”这个词本身在本书第二章中的取向：胡塞尔的“原初意向性”而非韦伯的“采取立场”）与韦伯截然不同。如果说为什么舒茨会偏向“意义结构”，那么这点同样是决定性的。

  只有藉助于意识哲学的普遍理论，譬如柏格森的生命流程哲学（Philosophie der Dauer）与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才使得意义设定与意义解释之现象等问题所含藏的谜题有得到解答的可能。 ——第15页

  其实，至少到第二章我已经看过的部分，把有关柏格森的所有讨论去掉也不影响任何结论，几次对柏格森的引用如果不是为了理解上的便利，也是为了引出胡塞尔，所有有效的论证都是基于胡塞尔的结论[2]。而如果考虑到柏格森的“纯绵延”和“空间化思考”当中的规范问题，那么反而掺杂了很多和韦伯的理解理论相冲突的东西。但如果只考虑《经济与社会》的第一章，这个问题倒不太严重，韦伯在这里对“理解”“诠释”“价值”这些概念的界定确实含糊不清，也谈不上什么与柏格森的冲突。

  这个情况也适用于韦伯所描写的“社会行动的日常规律性，也就是一些被行动者赋予类型性意义的行动经常会被个体重复表现，或被许多不同个体同时表现出来”，例如习俗、习惯等，另外还有“传统行为”，韦伯认识到这种行为“虽然极为接近以‘意义’为导向的行动范围，不过经常是在这个范围之外。因为它往往只是一种迟钝的、对于常出现的刺激的习惯性反应而已。” ——第21页

  如果只关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那么确实如此。不过韦伯在《批判施塔姆勒》中对“习惯”“常规”作为“规则”的讨论是非常精彩的，特别是此一讨论已经超出了纯粹方法论的范畴，而已经涉及到人类行为，见：

  

  韋伯方法論文集（精裝）

  9.2

  馬克斯．韋伯 [德国] 马克斯·韦伯 / 2013 / 聯經出版公司

  从第362页开始的讨论，特别是第369页及以后。

  首先，在韦伯谈论有意义的行为时，他所想的实际上是理性的行为，特别是目的理性的行为，他认为这种行为是行动的“原型”，目的导向的行动在韦伯的意义建构模式中随处可见。——第21-22页

  这点完全正确：在《克尼斯与“非理性”问题》中，韦伯甚至把“理性的”视作一种（相对于自然客体的）可计算性。但只要考虑到这篇早期文章，就不能忽视此一“目的理性”的语境，该“目的理性”恰恰以“可移情”为前提。舒茨完全忽视了“移情”概念的考察背景，以至于他不得不（也是幸运地）求诸胡塞尔，以应对韦伯的“理性”概念。这点倒有利有弊，因为当论述“移情”概念时，韦伯自己恰恰适当地引用了胡塞尔（见上书“肯尼士与‘非理性’问题”：注149、注185以及注195涉及的问题）。不过此时胡塞尔还没有发展出内在时间意识的思想，“范畴”与“内在时间意识”在舒茨这里无意识地分解为两个部分，即第37页的意义赋予S'和S''。

  这可以引申出一点，即韦伯自己也并非没有考虑“内在时间意识”问题——在“文化科学逻辑”中，韦伯批评迈耶的“富有影响的东西”时已经发展出这样的论断（见上书第292页，强调系引者所加）：

  对于现在的种种事实作为“原因”的因果意义，终究唯有将来才能“决定”。但这点也不是问题的唯一侧面。

  真正直接的现在，不仅还没有变成历史性的“原因”，它也还不是历史性的“个体”

  ，就像某一“体验”在它正“在我之中”（in mir）且“冲着我”（um mich）而发生着的瞬间时，还不会是经验性的“知识”（Wissens）客体一样。所有历史性的“评价”都包含着某种（可以这样说：）“沉思性的”环节（"kontemplatives" Moment）：历史性的“评价”并非仅仅、亦非主要包含着“采取立场的主体”的直接的价值判断，而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它的本质性内容乃是关于种种可能的“价值关联”的“知识”，亦即预设了一种面对客体时至少在理论上转变“立场”的能力

  ：这一点人们通常是这么说的，即：我们在面对一个体验时，在该体验（作为客体）“属于历史”——但这一点恰恰并不意味着该体验在因果上是“富有影响的”——之前，“势必得变得客观”。

  第一个强调部分：观察者

  后来意识到的

  “直接现在”，在韦伯那里不仅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行动”（舒茨认为韦伯并没有区分“正在进行的行动”和“已经完成的行动”，因为这涉及“内在时间意识”），更是“已经完成的”“历史个体”，换言之，历史分析的要求在这里高于社会学分析的要求。

  第二个强调部分：此一“知识”不仅仅是关联到历史学家的“评价”能力，在《批判施塔姆勒》中，它更已经成为行动者的预设。不过从目录来看，舒茨在第五章可能会触及到相关问题，我还没读到。但仅从就舒茨的行动面向有决定性意义的导论而言，我不认为舒茨充分重视了这份文本。

  从上面的引文就可以清楚地知道，韦伯的“意味意义”具有两种不同涵义：一方面它指涉行动者行动的主观意义，可以在当下的理解中加以掌握；另一方面，就主观的意味意义而言，当下可理解的行动所归属的意义脉络，可由说明的或根据动机的理解而呈现出来。——第29页

  这里的“意味意义”（gemeinter Sinn）在顾忠华译的《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译作“意向意义”，后者其实更好理解，我猜译者是为了避免与文中大量出现的“意向性”混淆才这样翻译，见：

  

  韦伯作品集Ⅶ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8.8

  （德）马克斯・韦伯 / 2005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前言第11页。

  如果我们同样回到韦伯早期的方法论文章，可以看到韦伯从另一个侧面（历史客体的观察者角度）对此“当下理解”与“根据动机的理解”的划分，它是《克尼斯与“非理性”问题》最晦涩、也是我觉得奠定了韦伯之“诠释”“理解”概念的方法论基础的部分，即：直接移情的“自明性”与可诠释过程的“确定性”。是否可以说舒茨在这里倒置了韦伯的问题域？我认为这取决于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讲的“社会行动”在多大程度上还是“历史行动”。这也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显而易见的，胡塞尔所说的“判断内容”是独立于主观意见的设定样态。根据韦伯的说法，这个主观意见的设定模式正是构成那个有待研究的主观意义，也就是判断者所“意味”的，换句话说，他是否在揣测那个判断内容,是否认为它是可能的等等。在“当下理解”中，我们一点也找不到进入这个问题的途径。 ——第30页

  实际上是可以在《克尼斯与“非理性”问题》中找到“进入这个问题的途径”的。舒茨接下来转向对胡塞尔脉络下的意义问题进行讨论，由于忽视了这些早期方法论文章，这个转向是决定性的。

  在这两个例子里，我们都是在追问行动的“动机”（Motiv）。韦伯所理解的动机是：“对行动者本身或观察者而言，可当作行为的有意义‘基础’的意义脉络。”韦伯于是合乎逻辑地把行动的主观意义与客观意义的区别，带入意义脉络方面，这就是他所谓一项行动的“动机”，却没有对此多作界定。但所谓“一个意义脉络就行动者看来是其行为之所以有意义的基础”这项说法意味着什么？明显地，这里又包含了两种不同的事物。首先，对我来说，它是我的行为之所以富有意义的基础，是我对一系列未来事件的期待，而这些期待将经由我的行为而实现。一旦我以特定方式行为，便是以这项期待为导向。但还有第二种意思，即我有时谈到自己行动的意义基础时，实际上是指我过去的经验，它们促使我展现出此刻这项行为。 ——第32页

  这段的前两句话完全正确地指出了韦伯“动机”概念的问题。因为哪怕是在早期方法论文章中，韦伯也并未对

  行动者的

  “价值理性”或“情感型”行动面向的“可诠释性”作出足够的讨论。这当然是由于他早期关于“精神科学”的方法论论战完全不涉及这个精度的问题。这些问题纯粹是社会学意义的问题，但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他完全没涉及这个问题。而在“价值中立”与《以科学为天职》中，“

  普通人

  ”的这些行动面向被进一步强调为“价值”问题。

  而本段的末尾，与其说是从韦伯“动机”的角度切入内在时间意识问题，倒不如说是从“经验”问题切入了内在时间意识问题。因为，韦伯对“动机”的观点基本出于对“为达到目的X而设定的手段y,y',y''”此一前提的讨论，这里涉及的不是时间问题，而是经验的证明问题。我认为只有从这个角度，搬出柏格森才是可以理解的，见：

  

  时间与自由意志

  8.5

  柏格森 / 1958 / 商务印书馆

  第131页开始对“目的-手段”问题的讨论。然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探讨韦伯与柏格森对“价值”看法的分歧。

  假定行动者A在行动H上，赋予了S意义。行动H是经由某些外在过程，例如A的身体动作而呈现出来，而A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者B与社会学者C正在解释A的行动。再假定A的行动对B与C来说都是可理解的，则他们俩人把外在过程H当作A的体验指标，并赋予它某个意义。先前的说明指出，A关连至其行动的意味意义S不可能经由当下理解或根据动机理解向B或C显现。因此B会以自己的日常生活实践为基础来诠释A的外在行动，并赋予S'意义，而C则会利用理解社会学的理念类型论释基模，赋予A行动第三种意义S''。依照韦伯的说法，S应该是行动者赋予自己行动H的主观或意味意义，而S'与S''则是这个行动的客观意义。不过，实际说来，S'只是B赋予外在过程H的“客观意义”，而S''只是C所赋予外在过程H的“客观意义”。当我们认为S'与S''具有客观意义内容时，无非是说它们不同于S。既然S只能透过指标而获得，我们就应该把意味意义看作是极限概念（Limesbegriff），这意味着，即使在最佳诠释条件下，S'、S"也绝对不可能与S完全一致。 ——第37页

  这段写得很清晰，值得单独摘出来。

  但另一方面，我也能藉由这些来注视有理性者（Vernunftwesen）活生生意识的形成过程，外在世界的现象正是这个意识的标记（主观意义）。——第44页

  “外在意义”这里突然被偷换成了“外在世界”，不过我猜舒茨会在第三章和第四章解释，这里的处理有些着急了。

  困难的产生主要是因为语言，基于深层的原因，在特定方式底下，得到注意的体验被语言设定成行为，接着视向（Blickrichtung）本身则把该行为呈现为意义，而该视向恰使这样的体验变成为行为者。同样，行动也可以说不过是在语言上被本质化的体验。它在特定方式底下受到注意，而所谓与行动相结合的意义，不过就是这个朝向自己的体验的特定方式（das besondere Wie dieser Zuwendung zum eigenen Erlebnis），也就是它才使得行动之为行动。 ——第50页

  韦伯在《批判施塔姆勒》探讨“鲁滨逊-星期五式”交换准则时，同样开启了意义的符号面向，但他没有坚持这个面向，抛开这点不谈，这个段落还是很有意思：舒茨把行动界定为“在语言上被本质化的体验”，这个界定在导论还只能以意会的形式考虑，第二章不断加强的论证确实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个界定的好处在于，舒茨将行动界定为一个内在于意识-语言的范畴，以至于能相当深刻地从一个角度把握行动概念。但是，考虑语言作为一个外在系统的情况：《批判施塔姆勒》意识到了这点，而帕森斯则从与该“外在语言系统”在逻辑上一致的角度发展了韦伯的行动概念，“意义系统”的位置则成了舒茨与帕森斯最彻底的分歧（见《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帕森斯对韦伯方法论的批评）。

  [1]因此，舒茨在第37页的形式说明还应该至少再细分一个层次，即社会学者C对行动者A行动H的意义赋予S''，不同于历史学者D对该行动的意义赋予S'''。这个划分是关键的，舒茨在第7页这样说：“他（韦伯）以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两个概念作为起点，藉由新的描述方式与类型化方法，导出‘共同体’关系和‘结合体’关系两个范畴，由此再藉由引入‘秩序’概念而进一步导出‘组织（或团体）’与‘机构’这两者类型来。在这里我们无法详细说明韦伯

  以此类机制来处理

  经济、支配、法律与宗教等社会现象的情形。”这意味着他把遗稿《经济与社会》整体化为由社会行动为起点的理论体系，而实际上虽然韦伯恪守“理想类型”与历史-经验实在的距离测度，很难说《经济与社会》中的大部分

  历史分析

  和第一章的社会行动概念有什么联系。但是至少该历史分析同样涉及对“无限杂多”或“意义复合体”进行的意义赋予，也就是有别于基于社会行动分析的S''的S'''。但是，问题不在舒茨，而是韦伯并没有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更进一步探讨诸如“理解”“诠释”这类概念是否仅仅针对从社会行动出发的分析策略。

  在分析上

  ，作为社会学家的韦伯和作为历史学家的韦伯在《经济与社会》的呈现中并没有任何割裂，但是“诠释”的方法论基础——韦伯的早期方法论文章的思想——则更多是历史取向的，因而该“诠释”“理解”“移情”完全是从经验-历史科学的角度探讨的，以至于哪怕韦伯接下来更频繁地使用“文化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两个概念，这个取向完全被坚持了下来。

  [2]2022/7/21更新：第二章第11节，柏格森以我在本文后来提及《时间与自由意志》时完全一致的方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不过舒茨这里还是以胡塞尔的“综合对象性的多元主题”作为对柏格森上述讨论的深化。实际上，完全可以沿另一条路径发展出对柏格森的批判，而这一路径更切中韦伯处理无限杂多时的历史方法论思路，布迪厄在《实践感》中对萨特的批判就采用了该路径。舒茨在处理“综合对象性的多元主题”时是否真正超越了柏格森？以我目前的阅读进度，我持保留态度，柏格森通过划分绵延与空间性时间试图克服康德的意志自由问题，而胡塞尔通过令“被综合构成者的单一主题活动”获准对象化这一特殊地位，在某种尺度上仿佛回到了康德。因为如何让此一单一主题而不是其他单一主题凸显出来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再更新：舒茨的处理方法是胡塞尔的注意样态，相对于布迪厄的路径，虽然勉强能讲得通，但这不是一个社会学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