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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Q 发布时间：2011-12-04 01:14:03

  holy shit！14个小时后我就解放了！

• 作者：响响 发布时间：2018-02-18 00:20:00

  以悲剧开头 却又不止于悲伤 新年第二天 辗转于地板沙发之间 终于在第三天凌晨读完 中间还出门去走了走 回来又给自己烤了一盘甜死人的杏仁饼干 因为觉得灯光太刺眼 所以开着台灯看 又因为觉得亮度不够 所以调整了Kindle的背光 两喵一直在睡觉 大概被我的忧郁所困扰 一整天都没有肆无忌惮的玩耍 只是偶尔困惑的呢喃 发出细微的呜呜声 我有些觉得孤单 却又没有通过任何与外界的联通来排解这份寂寞 而是选择让自己默默消化 第一次觉得 关于生命 生活 意义的话题 我们已经想的太多 是时候让自己放松下来 清除内心杂念 空白一下了

• 作者：一去 发布时间：2012-10-10 23:17:50

  要考研究僧要读20遍！！！

• 作者：Sotalito 发布时间：2020-12-04 21:31:02

  文字写得太低能，可能作者为了中小学生目标群体专门“通俗白话”化，读得叫人难受。

  书的内容基本上把所有学习方法都涉及到了，是优点。缺点深度不够，但个人的学习方法大体上明白咋回事就够了，细节需要自己从实践中摸索总结。

  里面讲逻辑框架、写作三要素（苏格拉底的修辞学）对我最有帮助。

  是没错他很优秀，是个榜样，但他还是一个商人，看看就好。

  总体更喜欢他第一本书《不如去闯》

  （写于20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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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03更：

  这本书还是很有用的，能吸收多少完全看读者愿不愿意顺藤摸瓜了。

• 作者：喵叔 发布时间：2024-01-22 09:32:44

  前几年刚刚流行起李娟的时候，人们总喜欢拿李娟跟三毛比较，可惜我一直没有读过，无从谈起。两年前我已经把娟姨的书全看完了，可如今才是头一次读到三毛。开始只觉得她古灵精怪，吃饭要逗逗荷西，用指甲油给邻居补牙，她的天马行空与邻居们的随性，跟李娟与阿勒泰的乡亲们还真是有点像。不过，那毕竟是不一样的生活环境，不一样的文风，读起来感觉还是有些区别的。到后面，越写越沉重，写到撒哈拉沙漠中各国的仇怨，写到当时北非甚至仍有畜奴，还是有很多令人感慨的地方。相对来说，我觉得三毛的文笔更好，李娟的性格我更喜欢，但我想我还是会继续读一读三毛的。

• 作者：雷震龙 发布时间：2018-09-17 14:55:54

  故事比零年上好很多，戏肉全在这本了，印刷不错，取消了外封书衣。不过世图的新书每一本都评价人数不足，下一本蝙蝠侠能不能在明年看到都是未知了

• 实用排阵

  作者：晒马甲 发布时间：2008-01-06 11:39:52

• 研究奥威尔的必读书

  作者：Luke 发布时间：2006-07-20 10:18:55

  奥威尔的《通往威冈码头之路》（1937）可以说是他的第一本畅销书，作为“左派读书会”的推荐书，共销售了4万多册，主要是会员购买。但因为受读者群及题材所限，实际上这本书当时在整个读书界的影响并不大，作者也并未凭借这本畅销书成为衣食无忧的成功作家，他还要等上近十年，等到《动物农场》出版后，才终于不必为生计奔波。

  《通往威冈码头之路》是本非虚构著作，起因为作者受“左派读书会”所托，去英格兰北部调查工人阶级生活状况。全书分两部分，一是奥威尔对英格兰北部几个工业地区的考察记录，也穿了许多奥威尔个人的思考。奥威尔住简陋的寄宿舍，下煤矿，与煤矿工人声气相投。黑马兄2001年秋天曾到过威冈地区，在为《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写的代译序中，有这样一段话：“随之令我惊讶的场景出现了：我看到维冈码头一座高大的仓房上赫然大字标着：维冈码头奥威尔酒吧。奥威尔的半身像镶嵌其间。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叫‘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了。这里的人们不会忘记奥威尔。”

  书中第二部分首先有奥威尔对自身思想经历的总结，第二是自己对英国政治、阶级形势的认识，显现了奥威尔对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和他自己的社会主义者倾向，但是他又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研究奥威尔，不可能绕过这本书。但是奥威尔在写作时只想一吐为快，而不考虑书整体上的可读性，于是后半部许多地方让人几乎难以卒读。而第一次部分倒有不少篇幅可以看做既是优秀的随笔，又是全面而客观的社会调查报告。

  下面节选自《奥威尔传》（杰弗里·迈耶斯 著，东方出版社2003年），有助于了解《通往威冈码头之路》这本书：

  1936年1月，奥威尔辞去汉姆斯特德书店的工作，当时他正在追求爱琳并已写完《保持叶兰繁茂》。接下来的两个月，他去为他写英格兰北部工人阶层生活状况的书《通往威冈码头之路》收集资料。威冈之行是他流浪之旅的继续，他再次穿上旧衣服以努力融入那种条件恶劣的地方。去北方的路上部分是步行，生活在穷人之中，寻找能找到的最糟糕的地方，承受最折磨人的体验。而在短暂流浪的间隙，他也会退避到某个中产阶级家庭来休息。

  他于1月31日乘火车到了考文垂，接下来的4天里，他继续走路和乘公共汽车到了伯明翰、伍尔弗汉普顿和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待了5天。2月份剩下的时间他都在威冈度过，在一间令人作呕的牛肚铺的楼上租了一间房，这家铺子的业主因为《通往威冈码头之路》而留名，即布鲁克家。他们的污秽甚至在奥威尔眼里也太过分了：绿头大苍蝇趴在这间铺子的橱窗上成为装饰，房内有成群的黑色甲壳虫，一天早晨他看到早餐桌下有把满满的夜壶。奥威尔并未夸大其辞——一个威冈的居民说那里确实是“一个肮脏的糟地方，特别肮脏的糟地方”，还有一个去过那里的人记得桌面上铺了“十几层本地晚报当桌布用，浸透茶水和牛肚的油腻”。

  20世纪30年代时，采煤业“远超其他，乃最重要的工业，是惟一雇佣人数超过100万的工业，总是阶级斗争的象征。”事实上，威冈标志着从煤矿通向运河的马车道和铁路的终点，在运河边，煤被倒进驳船。威冈根本不是一个有着娱乐性码头的海滨游览胜地，不过是个丑陋的工业城镇，世纪之交时，成了杂耍剧院里的开玩笑对象。20世纪20年代时，那里的矿井被关掉，码头被拆作废品卖掉。奥威尔笔下的通往威冈码头之路是无处可通的道路，代表一条死路，一场经济灾难。甚至现在，流经老码头的运河仍然缓慢、多泥和肮脏。他在威冈首次下了煤矿，那令他精疲力竭。后来他又下过两次煤矿，地点是温特沃斯和格莱姆斯。

  这趟艰苦行程带来了恶果，等他2月底到了利物浦时——那是在牛肚铺上住了两周和下了3次煤矿后——他虚弱的身体垮掉了。《阿代尔非》及独立工党介绍他去找的梅·迪恩纳记得很清楚：

     一大早……那是二月一个可怕的清晨，霜天雾地。他站在门口，一身奇怪的打扮：没穿大衣，没戴帽子，没带行李，穿一件破旧的外套。他站在那里哆嗦着，实际上从头到脚都在颤抖。咳，他垮掉了，不算彻底垮掉，但也差不离。我和丈夫就尽快让他躺到床上，他病得很厉害，但不肯看医生，所以我们在那种情形下尽了我们的所能。让他喝了热柠檬茶。不管怎么样，他后来好了些。你知道，他当时病得很厉害。

  照料奥威尔时，她觉得他非常沉默寡言，但是感觉敏锐，讨人喜欢。

  在利物浦康复后，他又去了设菲尔德和利兹（他去利兹住在戴金家），然后在巴恩斯利又待了两周。他和工人阶层进行了多次有益的接触，他拜访家庭、工厂，参加公共会议。在巴恩斯利，他看到过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对着一群听众长篇大论，深以为惧地见识了英国的法西斯主义。

  1937年，W.H.奥登（奥威尔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称其“可以说是个没有胆量的吉卜林”）写道北部令人生畏的风景在他看来，比英格兰最高的山峰还要美丽。从伯明翰到伍尔弗汉普顿令人沮丧的景观烙在他心头，他发现矿渣堆和可憎的机器事实上是他理想中的风景。奥登机智的诗人反语有意忽视了采煤在人力方面的成本和工业污染对空气及自然景观的毁灭性后果。奥威尔所乘火车从威冈码头开出后，除了包围着城市贫民区并以含硫空气吞没那里的“矿渣堆、喷吐烟雾的烟囱、鼓风炉、运河和贮气罐”，别的什么也看不到。设菲尔德，这个欧洲最丑陋的城市“似乎是个清除了植物的世界，除了烟、页岩、冰、泥巴、灰烬和污水别无他物”。他形容了那个无助无望、跪在“刺骨寒冷中，跪在贫民区后院泥泞的石板上拿根棍子捅下水管道”的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女人“一张疲倦的、骷髅般的脸庞”，“一副难以忍受的痛苦与落泊神态”，这些都说明了生活在此种环境下对人的影响。奥威尔在3月底回到伦敦。他给康诺利写信说他本想在北部待6个月或一年，但又不想离开爱琳那么长时间。

  从那些关于英国状况问题的书中，奥威尔已经读到过这些北部工业城镇的情况。一个世纪前，在随笔《宪章主义》（Chartism）中，卡莱尔抨击了中等阶层对工业区工作情形的无知并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工人阶级为何不满？其经济、道德、家庭及心理状况如何？”《宪章主义》接下来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曾在曼彻斯特管理他父亲的工厂），然后是本杰明·迪斯累里的《西比尔或两国》（Sybil or the Two Nations，1845），然后是查尔斯·狄更斯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1854），其中对焦煤镇做了令人震惊的描述。所有这些作品都指出英国的工人阶级受到了残酷剥削，而奥威尔的书延续了这种社会抗议传统。

  奥威尔解释矿工必须自购所用工具，而且从矿口到采煤面那段辛苦行程所需的时间挣不到钱。他形容了“一队弯腰曲膝的人”的朴实及浑身力气，他们“全身都是黑色，在煤层下以惊人力量和速度使用巨大的铁锹”。通过对地球产生的地质学联想，单拣出吃草奶牛的重要细节，以及对只用撑架撑着的一座大山进行描述的这种斯威夫特式才能，令读者得以用一种极为独特的方式看待采矿——还有阶级压迫之重：“在你头顶，有大小尚可忍受的一座山；几百码结实的石头、已灭绝动物的骨头、燧石、活着东西的根系、绿草和吃草的奶牛——所有这些都悬在你头顶，只靠跟你小腿般粗细的木头撑架顶着。”

  《通往威冈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1937）跟《巴黎伦敦落魄记》一样，由联系松散的两部分组成。头一部分（由统计数字支持）是对大萧条时期工业工人可怕的社会及经济状况的个人化记述，第二部分也是更有趣的自传性部分——因为奥威尔最擅长直接描写关于自己的情况——描述了他如何选择了从曼德勒到威冈的道路，谈了其背景和家庭、教育、他在缅甸时的苦恼和选择流浪的理由，并分析了其阶级观和政治信条。接下来除提出改善工人状况的某些实际建议，也尖锐批评了社会主义（那激起很多敌意，为他在左派阵营树敌很多）。

  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章节中，奥威尔怀旧地将工人阶层的习惯、性情、坚忍和民主精神做了理想化描写，而且美化了他们的家庭生活中“温暖、得体、人情味浓重的气氛”——如果（就像他自己童年时）当父亲的处于有工可做的稳定状态。

      特别在用过下午茶后的冬日傍晚，炉火此时在敞口炉中发出光亮，闪动地映在钢挡板上，当父亲的仅穿衬衫坐在炉火边的摇椅里看赛马结果，当母亲的坐在另一边做针线活，孩子们因为有了一便士薄荷糖而开心，那条狗懒洋洋地卧在破旧的垫子上烤火。

  不言自明，这幅快乐家庭生活的场景难以在大萧条期间达到，跟那些令人揪心的照片形成了对比，特别是此书左派读书会版本上印的那张题为《人满为患》的照片。

  奥威尔的目标是把工党中的极端者联合起来，让高雅的理论家和工人进行更近距离的接触，但他也有意唤起读者思考。在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的批评中，他说中等阶层认为“底层人身上有味”（这句话经常被有敌意的读者歪曲，说它的意思是奥威尔认为底层人身上有味）。他称社会主义宣传者“乏味、空话连篇”，如威廉·莫里斯、肖伯纳、亨利·巴比塞、厄普顿·辛克莱和沃尔多·弗兰克等，也批评了调查方法跟他的相反的比阿特里斯·韦布，说她是“参观贫民窟的高傲的社会主义者”。这样，他就摧毁了被左派视为神圣的几个人物形象。

  奥威尔忍不住以一种嬉笑怒骂、夸大其辞的方式抨击了他极为反感的人——即“男同性恋左派圈子”里那些令人反感的太监式人物，他们追随古怪的改革者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 1844—1929）。卡彭特是个社会改革者、回归乡村简朴生活的先驱、同性恋宣传者和像《中间之性》（Intermediate Sex, 1908）这种书的作者，他对E.M. 福斯特和D.H.劳伦斯都有重要影响。奥威尔总结了这种让人一看即知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的形象：他一头卷发，嘴里引用马克思语录。这种人他在内莉姨妈在巴黎的家中、在汉姆斯特德韦斯特洛普的交往圈子里，还有在《阿代尔非》的暑期学校中都见过。在他所写的最出名的一段中，他滔滔不绝地尖刻抨击了“所有那些傲慢的女人、穿便鞋者、留连鬓胡、喝果汁的人们那令人生厌的团伙，他们闻到‘进步’气味就一轰而上，就像闻到有只死猫的绿头苍蝇……要是所有的便鞋和淡黄绿色衬衫能被收一堆烧掉，所有的素食主义者、禁酒主义者和巴结奉承的天主教徒能被送韦林田园城市去悄悄练他们的瑜珈功该有多好！” 食素真的会影响社会主义事业吗？奥威尔相信如此。食物怪客们未能致力改善社会，而是执着于为他们的生命增加痛苦的几年，把自己与普通人隔断开来。很早开始，奥威尔就看出并鄙视后来我们所称的“惟我”的一代。

  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具有自传性质的关键一节中，奥威尔解释了他为何要去过穷困潦倒的生活，以及在北方时他为何住牛肚铺的楼上而不是像样的寄宿舍，为何他在冬天旅行时不穿大衣和帽子并在一个陌生人的门前垮掉：

     

      我想让自己沉下去，一直沉到被压迫者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跟他们一起对抗施暴政者……我可以到这些人中间，看看他们的生活怎么样，暂时觉得自己属于他们的世界。我一旦到了他们中间并被他们所接受，我就应该能接触底层，而且——这就是我所感到的：甚至在当时，我就意识到那是非理性的——我的部分内疚感便会离我而去。

  这些是奥威尔最具其人特色的动机：他渴望从内部，而不是从纯粹理论性立场体验各种状况，渴望消除社会等级感和为被压迫者斗争，并为其苦难感到揪心。他为向下层突围感到兴奋，他到了底层并知道他能承受，那种焦虑、解脱和消除内疚后的欢欣感觉他都一一尝过。

  阅读查尔斯·狄更斯和T.E.劳伦斯的作品有助于了解奥威尔想掉到最底层的动机。在《小杜丽》（Little Dorrit，1857）中，被囚禁于马夏西监狱的海吉格医生努力安慰威廉·杜丽别那么着急，他解释道：“别的地方，人们在心烦意乱、担心、奔波，为这为那操心。可这儿一样也没有，先生。那些我们已全部经历过——我们了解过最糟糕的情形，我们已经到了最底层，不会再往下掉，而我们找到了什么？安宁。”在《七根智慧之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中，劳伦斯承认：“我喜欢居我下层的事物，在向下冒险的过程中，我感到快乐。降级似乎有种确定性，是种最终的安全感。一个人可以攀升到无限高，但下面还有一个动物的层次，他不可能堕入那里，会有一种可以在其上休息的满足感。”跟劳伦斯一样，奥威尔认为这种赎罪性经历承载了一种文学价值，少了这些经历，就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写作。

  这种故意受罪和赎罪，这种消除世上罪恶的渴望让他有了种宗教性使命。16世纪西班牙神秘主义者“十字架的圣约翰”写到过寻找精神真理的路程，他的话似乎解释了奥威尔为何选择过艰苦生活：

  总努力寻找最难者，而非最易；

  并非最愉快者，而取最难忍者；

  并非快乐最多者，而取欢乐最少者；

  并非予人充分休息者，而取最劳人者。

  V.S.普里切特在称他“可以说是个圣徒”时，捕捉到了奥威尔的这方面。

  维克托·戈兰茨在1937年3月8日大胆出版了此书，首版印了2,150册。但他在左派读书会版本上加了个前言，从而从奥威尔的螫刺中抽取了毒液，让社会主义和罪过脱钩，减轻了读书会成员的愤怒感。（但在威冈和设菲尔德，奥威尔从未被原谅。）戈兰茨曾称赞奥威尔“对贫穷和压迫有着强烈愤慨”，但惊骇于奥威尔把社会主义者描写成“一帮愚蠢、讨厌和虚伪的人”。戈兰茨盲目拒绝相信斯大林使用残酷手段达到工业化，并批评自己的作家犯了“古怪的用笔失检的毛病，把俄罗斯的政委说成‘半是留声机，半是歹徒’”。

  有着戈兰茨所加评论的左派读书会版本销售44,000册（是市售版销量差不多20倍），让奥威尔的名字首次广为人知。跟他为自己以前的书感到惭愧形成对比的是，他为此书感到自豪。其赠书对象包括自己的父母、内莉姨妈、劳伦斯·奥肖内西和他最好的朋友：梅布尔·菲尔兹，理查德·里斯，丹尼斯·柯林斯，杰弗里·戈尔勒，另外还有他在巴黎的仰慕者亨利·米勒。

  评论趋于以党派为界意见不一。左派读书会编委会的哈罗德·拉斯基提认为它受到了《艰难时世》和埃弥尔·左拉的《萌芽》（1885）的影响，贬低奥威尔的“宣传”“是向生活舒适的人们发出的为社会主义所做的富于感情的辩解”。但在道格拉斯·格德雷因看来，“这部出色的、令人不安的小说”解释了社会主义政党为何“在过去十年中正逐步失去支持”。1939年，杰弗里·戈尔勒送了伊迪丝·西特韦尔一本《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她不期然成了奥威尔的赞赏者，她赞扬了他对那间牛肚铺的描写：“开头的骇人情景是无法超越的。他正为当代世界所做的，似乎是恩格斯在1840年至1850年间为世界所做的，但又有不同，奥威尔天生是个作家。”

  1937年，历史学家阿瑟·布赖恩特在为一个煤矿工人G.A.W.汤姆林森的自传所撰前言中，从保守观点出发抨击了《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布赖恩特以居高临下的口吻总结了此书，嘲笑了奥威尔对革命性剧变的呼吁：“它由一个年轻的文学青年所写。他品味优雅，显然让自己在感觉不便的条件下在威冈和设菲尔德过了几周‘对付的日子’。其第一部分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威冈和设菲尔德是地狱般的地方，第二部分以极其熟练的技巧得出结论，即每个正派的男男女女一天也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存在下去，应该马上报名加入寻求以革命带来变化的队伍。”布赖恩特接着预见了奥威尔的观点的局限性：“这种论点的薄弱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不管革命性变革希望达到什么，伴随其的不仅是场大屠杀……而且还有失去个人选择的自由和民主政府的结束：俄罗斯和西班牙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在奥威尔后来的作品中，这将成为反斯大林主义的主题，即“被背叛的革命”。《通往威冈码头之路》是奥威尔对社会主义革命信仰的最高点。

  《通往威冈码头之路》1958年在美国首次出版后，有两篇重要评论把它放在其历史背景下评论。菲利普·汤因比说它“读起来像读由一位富于同情心的人类学家带回的一篇报道，他刚调查完婆罗洲某个受压迫部落的情况回来”，并称奥威尔是他这一代中最出色的记者。汤因比也批评了他的文学个性，提出他“过于有意识地把自己看作坚强而且真诚的人，认为自己已经确实找到了真理，而不是简单地研究超凡脱俗的抽象概念。”《纽约客》（New Yorker）发表了一篇重要的书评，作者是德怀特·麦克唐纳——他在其《政治》杂志（Politics）上发表过奥威尔二战时的随笔——他把奥威尔比作恩格斯、亨利·梅休、杰克·伦敦和托洛茨基，并称他的书是“我所知道的最佳社会学报告”。他除了赞扬奥威尔“在感情上同情并理解他在其中生活的人”，还特别赞扬了奥威尔感情丰富的“骂人技巧”，说那“结合了愤慨和有的放矢”。在奥威尔去世后发表的诸篇评论认可奥威尔是位好小说家，但更是位好记者。这些评论把重点从当时的政治问题转移到这位观点明确的人身上，从30年代的社会主义论争转移到奥威尔的理想主义和此书突出的自画像性质上。

  理查德·里斯写道，奥威尔从威冈回来后——他已完成了转变——并开始写作此书时，“当时，几乎好像一辈子都在他体内燃烧的暗火突然变得熊熊然”。如他在提到奥威尔心目中的英雄狄更斯时说，奥威尔变成了“一个总在与什么抗争的人，而且是公开抗争，无所畏惧……他通常都是愤怒的”。 1935到1937年间，奥威尔引起了争议，其作品广为人知。他找到一条把个性与政治结合起来的有效途径，发现了他的独特风格，写出了一本报道性的，具有独创性和影响较大的书。他延续了《巴黎伦敦落魄记》那种写作模式——通受苦受难获得经验——并达到一个较高层次，从一个二流小说家向前跨出了巨大一步，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评论家。(孙仲旭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