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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诗》学史，两汉奠其基。本书集中关注汉代《诗经》学术史。作者致力于《诗经》研究多年，在充分吸取、借鉴前贤时修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考论汉代《诗》学发展源流，探研经今古文学归属、著作体式衍变、学派传承、阐释特色等问题，对汉代学者的《诗》学、三家诗辑佚、《诗》学与汉代文化等也有深入的论析。书中既有微观的个案考察，也有宏观的总体把握。末附汉代《诗经》学者图表、汉代《诗经》学著述考补、汉代《诗》学大事年表，有助于《诗经》研究的深化。

序

引论

第一章 汉代《诗》学基调的奠定

第一节 孔子与汉代《诗》学

第二节 孟子与汉代《诗》学

第三节 荀子与汉代《诗》学

第二章 汉代《诗》学经化史的系统考察

第一节 由诗到经：儒学规范的确立与强化

第二节 《诗》学阐释的旗帜：政治化

第三节 《诗》学阐释原则的确立与演变

第三章 汉代《诗》学经学史的系统考察

第一节 今古视野下的四家诗——以《毛诗》之归属为中心

第二节 从著述体式看汉代《诗经》学的发展与演进

附：汉代《诗》学著述略表

第三节 汉代四家诗学传承探研

第四章 汉代《诗经》学者个案研究

第一节 司马迁之《诗经》学

第二节 许慎之《诗经》学

第三节 东汉中后期《诗经》学者群体考察

附：三家诗辑佚学派论定之批判

第五章 汉代《诗》学与汉代文化

第一节 以《诗》治狱的文化考察

第二节 汉代《诗》学与民俗文化

第三节 《诗》学与汉代文学

附录一 汉代《诗经》学者图表

附录二 汉代《诗经》学著述考补

附录三 汉代《诗》学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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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千年《诗》学史，两汉奠其基。本书集中关注汉代《诗经》学术史。作者致力于《诗经》研究多年，在充分吸取、借鉴前贤时修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考论汉代《诗》学发展源流，探研经今古文学归属、著作体式衍变、学派传承、阐释特色等问题，对汉代学者的《诗》学、三家诗辑佚、《诗》学与汉代文化等也有深入的论析。书中既有微观的个案考察，也有宏观的总体把握。末附汉代《诗经》学者图表、汉代《诗经》学著述考补、汉代《诗》学大事年表，有助于《诗经》研究的深化。

• 作者：阖闾剑侠 发布时间：2017-07-12 17:04:08

  课件

• 作者：禴祠烝嘗 发布时间：2013-09-20 11:35:39

  根本就不成体系！！ 硬说 史论 ，那我也没办法。如果看做单篇论文的话，扎实有余，创新不足

• 作者：归洋 发布时间：2018-10-16 20:28:44

  各章讨论的太粗疏了。

  为文献的梳理加一颗星。

• 作者：鹭点烟汀 发布时间：2019-05-12 09:45:33

  五星好评。

  看了一眼此书仅有的几个短评，不得不说你们的要求实在太高了。我觉得这本书提供了很多线索。很多论述都挺惊艳的。

• 作者：迟与缓 发布时间：2019-02-10 13:41:52

  阿婆味十足的剧本。一个人人恨的凶手，一群人人有动机的嫌犯，轮流自爆的轻快节奏，约定俗成的最后逆转，不可或缺的红线乱缠，唯一不够味的是翻译。想象舞台剧现场悬疑气氛一定很棒。

• 作者：danyboy 发布时间：2009-07-23 13:19:56

  有不少史料，更类论文集，全书无统一观点。

• 【转】王启才、李树侠：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的贡献发微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06-30 12:54:37

• 【转】刘银昌：刘绍攽《周易详说》的版本及其易学思想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4-01-10 21:27:17

  摘 要：清代陕西三原学者刘绍攽博学多识，治学以程、朱为宗旨，旁涉多个领域，著述颇丰。其易学著作《周易详说》目前有三种刻本和一种抄本。三种刻本最早者为乾隆年间的“本衙藏板”，稍晚者为在其基础上稍作删节修订的“刘传经堂藏板”，最晚的是晚清《清麓丛书》外编本，乃直接采用“刘传经堂藏板”。《周易详说》所反映的刘绍攽易学思想主要为尊奉程、朱，贬斥汉易，强调义理而不废象数，将寡过视为学《易》之鹄的。

  作者简介：刘银昌（1976—），男，河南漯河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与易学。

  文章来源：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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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38(01)

  基金：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古籍整理与研究项目（2018GJ05）

  刘绍攽（1707—1778），字继贡，号九畹，著述颇丰，为清代雍、乾时期陕西三原县著名学者。学界目前尚未对其经学思想及《周易详说》进行研究，不可不谓一件憾事。

  刘绍攽的生平，《清史列传》和《清儒学案》均有其简要记载。雍正十一年（1733），刘绍攽膺选拔贡生。当时，易学大家李光地之高足王兰生视学关中，举荐刘绍攽博学鸿词，刘绍攽因亲老未就。其后，刘绍攽因朝考第一，于乾隆元年(1736)出为四川什邡知县。乾隆六年（1741），刘绍攽调任南充知县；乾隆十年（1745），以丁忧归故里。乾隆十三年（1748）冬天，刘绍攽又入川。乾隆十五年（1750），刘绍攽被大学士史贻直、两广总督硕色荐举经学，后补山西晋阳知县。乾隆二十六年（1761），刘绍攽主讲兰山书院。[1]352刘绍攽博学通明，所治之处均能以经术融合吏治，遇灾振卹，活人无数。王兰生评点当时关中士人曰：“关中人士，其刊落浮华，切实用力者，惟绍攽一人而已。”[2]5382刘绍攽的敦学务实可见一斑。

  一、刘绍攽治学倾向及著述">

  一、刘绍攽治学倾向及著述

  刘绍攽之学，宗程、朱而排斥陆、王。他认为陆、王之学不纯，窃佛禅以入儒。从周密《齐东野语》中，刘绍攽发现张子韶曾经参宗杲禅师，陆九渊又参宗杲之徒德光，于是探究陆学的佛禅思想渊源，著《卫道编》二卷，上编批驳异学，下编阐明正统儒学。张骥评价刘绍攽说：“先生之学以程朱为主，而攻击象山、阳明不遗余力。为文抒独是之见，成一家之言。汪洋恣肆，粹然不诡于正，可谓根底深厚，学有本原者也。”[3]485由此可见其为学主脑。对于朱熹之学，刘绍攽有自己独到的体认，他说：“世之叛朱者，非宗良知，则诵古注。然尊朱者，守其一说，不知兼综众说，非善学朱子也。”[2]5382刘绍攽认为，当时的读书人，违朱子者要么归于阳明心学，要么记诵汉儒经注；可是尊朱子者却独守朱熹一家之言，不能博采众长，这不是善学朱子的表现。可知刘绍攽虽取朱熹之说，但却不固守一家，而是以朱子为主，兼综众说之长。桐城方宗诚见到刘绍攽的著作，赞叹不已，认为刘绍攽“洁净精微，平湖陆陇其外，未有如此之纯粹者，可谓真儒”[2]5382。“洁净精微”为“洁静精微”之化用，为学《易》之最高境界，语出《礼记·经解》：“洁静精微，《易》教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方宗诚以“洁净精微”赞刘绍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其易学修养的肯定。正是因为刘绍攽虽博学多识，但能守儒家之真醇，故被誉为纯粹“真儒”。

  刘绍攽学识渊博，堂庑极大，深于经学，工于诗文，旁涉韵学、算学、掌故及术数卜算，有《四书凝道录》《周易详说》《周易观象》《皇极经世书发明》《书考辨》《春秋笔削微旨》《春秋通论》《卫道编》《学韵纪要》《经馀集》《九畹古文》《九畹续集》《于迈草》《三原县志》等著作。著述之外，他又选编清代关中一百四十家诗人作品为《二南遗音》，以保存乡贤诗歌。李华春在所撰《皇清诰授朝议大夫湖南沅州府知府吴松崖先生传略》中称吴松崖“尝与潼关杨子安、三原刘九畹、秦安胡静庵，称为关中四杰”[4]589。在四杰之中，又以刘绍攽和吴松崖名声最盛，说明其学识与诗文为当时所认可。

  二、《周易详说》的版本流变">

  二、《周易详说》的版本流变

  刘绍攽精于易学，著《周易详说》十八卷，《周易观象》上下两卷。其中，《周易观象》乃本于李光地《周易观彖》而著，目的是弥补解《易》时详于玩辞而略于言象之阙，故专主观象，以羽翼《周易观彖》诸书。此书不见著录，坊间藏家有残抄本。《周易详说》一书，则有不同版本流传。

  《周易详说》的版本，《中国古籍总目·经部》载有三种：“《周易详说》十八卷，清刘绍攽撰，清乾隆间三原刘毓英传经堂刻本，国图、北大、中科院；《西京清麓丛书》（光绪刻）；抄本，国图。”[5]145据此可知，《周易详说》目前所见为三种版本：一是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藏的乾隆间刘传经堂藏板本；二是《清麓丛书》中的光绪刻本；三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抄本。本文主要对《周易详说》的刻本进行考察，梳理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

  所谓乾隆间刻本者，所据为此版本前刘绍攽于乾隆十三年（1748）冬十一月书于成都官舍的自序。此版本即今天所见《续修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乃选用国家图书馆藏本，第一卷首页右下方钤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印章，题“三元刘九畹著”，“本衙藏板”，每半页10行，行20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以为所用乃乾隆十三年刻本。[6]6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选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以为乃清乾隆刻本。杜泽逊先生《四库存目标注》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十八卷八册，题‘三原刘绍攽著’，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前有会稽周长发序，淮阴项樟序，乾隆十三年十一月自序。《存目丛书》据以影印。山西省图书馆亦有是刻。○清同治传经堂刻本，十八卷，《西京清麓丛书外编》之一，北京大学、北京师大、上海图书馆、甘肃图书馆藏。”[7]104则将本衙藏板定为乾隆年间刻本，传经堂藏板定为同治刻本，同治刻本后收入光绪时的《清麓丛书》。可见，被《中国古籍总目》认为是光绪年间刻的《清麓丛书》本，杜泽逊先生则认为乃同治年间刻本。这种看法，也与《陕西省志》的说法相同。《陕西省志·著述志》（上册）第一编“哲学、宗教”第一章“哲学、易学”类曰：“《周易详说》18卷，清刘绍攽撰。清同治十二年（1873）刘氏传经堂刻本，8册，已收入《清麓丛书》中。”[8]14则将传经堂刻本的时间锁定于同治十二年，亦认为《清麓丛书》本即此版本。

  其实，《清麓丛书》所收《周易详说》，正是刘氏传经堂刻本。《中国古籍总目》所谓的光绪间所刻《清麓丛书》本，其实就是被《四库存目标注》和《陕西省志》认定的同治间所刻刘氏传经堂本。尽管《清麓丛书》晚出，但其所用版本为刘传经堂藏板。同时，查北京大学所藏《周易详说》，其实也是刘氏传经堂刻本，与《续修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用版本不同，《中国古籍总目》认为北大藏本为清乾隆间三原刘毓英传经堂刻本。这正是《中国古籍总目》与《四库存目标注》《陕西省志》的分歧所在。

  如前文所言，《续修四库全书》选用的国家图书馆藏本，第一卷首页右下方钤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印章，题“三元刘九畹著”，“本衙藏板”；《四库存目》选用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第一卷首页右下方钤有“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所藏图书印”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两枚印章，书牌题“三元刘九畹著”，“本衙藏板”，二者均每半页10行，行20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可知为同一版本。此本前有三序，依次为会稽周长发序，淮阴项樟序，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刘绍攽自序。而北京大学所藏《周易详说》，书牌镌“周易详说/刘九畹先生著/刘传经堂藏板”，卷首有淮阴项樟序、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刘绍攽自序，但无会稽周长发序。考察这两个版本，版式相同，每半页皆10行，每行皆20字，均为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字体相同；所不同者，如前所言，一是书牌镌字不同，一是序言篇数不同。

  从“本衙藏板”本首列周长发序言可知，乾隆甲戌夏，周长发掌教钟山时，凤阳太守项樟出示刘绍攽著《周易详说》，索序于周。项樟为安徽歙县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此年刘绍攽拔贡生），乾隆十五年（1750）任黄冈知县。又据乾隆《凤阳县志》卷五记载，项樟于乾隆十八年（1753）始任凤阳知府。这两种版本中均存项樟所作序。周长发，字兰坡，浙江山阴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乾隆元年（1736）诏试博学鸿词科，被授翰林院检讨。周长发生平见《清史列传》卷七一。乾隆十八年（1753）至乾隆二十年（1755），周长发任钟山书院山长。乾隆甲戌年，即乾隆十九年（1754），此时周长发刚任钟山书院山长一年。该年夏天，刚任凤阳知府一年的项樟替刘绍攽索序于周长发。因此，“本衙藏板”中的周长发序，当作于乾隆十九年。考《周易详说》刘绍攽自序，乃于乾隆十三年（1748）作于成都官舍。由此推断，“本衙藏板”中周序与刘绍攽自序之间的项樟序，应作于刘绍攽自序以后、周长发作序之前，即1748—1754年之间。刘绍攽自序以后，索序于项樟，项樟作序后，又替刘绍攽索序于周长发。出于尊重，刊行时将最后完成的周长发序置于卷首，其次为项樟序，最后是刘绍攽自序。因此，“本衙藏板”当刊刻于乾隆十九年（1754）或以后，而非像有的图书馆如燕大著录为乾隆十三年刘传经堂刻本。从刘绍攽自序内容，看不出乾隆十三年刊刻的信息。

  “本衙藏板”的文字，亦透漏出一些避讳信息。如其中《坤》卦爻辞与《彖传》中的“玄”字与“弘”字，均避康熙与乾隆讳，末笔一点均缺笔；《观》卦的注解中引刘炫观点，“炫”字末笔一点作钩处理以避讳；但《观》卦卦辞、《彖传》与刘绍攽注释文字中的“颙”字，均不做避讳处理。可见，“本衙藏板”避康熙、乾隆讳，不避嘉庆帝颙琰讳，当刊刻于乾隆年间而非乾隆后的嘉庆或更晚时间。

  对比《四库存目标注》与《陕西省志》所说的同治年间的“刘传经堂藏板”，发现“玄”“弘”“炫”的避讳如出一辙，手法相同，且“颙”字也不避讳。至于传经堂重刊《周易详说》时，为何删除了周长发序文，原因尚不可知。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乾隆年间“本衙藏板”与所谓同治年间的“刘传经堂藏板”，除书牌文字字体、内容与序言不同外，避讳字的字形处理方式均相同，只是“刘传经堂藏板”在文字内容与图示方面，略有删节。因此，“刘传经堂藏板”应为模仿“本衙藏板”版式的重刻删节本，《中国古籍总目》将北大所藏的“刘传经堂藏板”著录为清乾隆间三原刘毓英传经堂刻本，从避讳方面看，其年代判断是可取的。

  有没有另外一种情况存在呢？即保存有两篇序言的“刘传经堂藏板”早于保存有三篇序言的“本衙藏板”，“本衙藏板”中多出的周长发序言是后刻时增补上去的。这种情况其实不太可能发生。如果是这样，根据周长发序言中的乾隆十九年这个时间，再联系刘绍攽自序时间乾隆十三年，仅仅相隔六年，再版的可能性很小。从项樟序言中的“圣天子敦崇文学，知君必有所遇，以应侧席之求，当不仅以循吏著声巴也”[9]594可知，项樟为《周易详说》作序时，刘绍攽尚在四川任上。刘绍攽在乾隆十五年（1750），被大学士史贻直、两广总督硕色荐举经学，不久以后，便补山西晋阳知县。故项樟序言必作于乾隆十三年冬天至乾隆十五年之间。假设项樟序作于乾隆十三年，则距离周长发作序为六年；如果项樟序作于乾隆十五年，距离周长发作序仅四年，重刊《周易详说》的可能性更小。还有一个有力的例证，晚清贺瑞麟在编纂《清麓丛书》时，将《周易详说》收在外编，所收即“刘传经堂藏板”，也是仅存刘绍攽自序和项樟序，无周长发序。如果存有周长发序言的“本衙藏板”为后刻，贺瑞麟收录时，一定会收录此版，保留项樟委托周长发所作序言。但今日所见《清麓丛书》外编本，并非如此。

  综上所论，常见的《周易详说》有三种：较早者为乾隆年间的“本衙藏板”，《续修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采用此版；稍晚者为“刘传经堂藏板”本，此版乃在“本衙藏板”的基础上重刻的删节本，如卷一“论《本义》九图”之“河图”与“伏羲八卦方位图”部分，均删去大段文字，但版式与“本衙藏板”悉同；最晚者为晚清贺瑞麟所收《清麓丛书》外编本。《清麓丛书》外编直接采用“刘传经堂藏板”本，此本相比“本衙藏板”本少了钟山书院山长周长发所作序言。传经堂为刘绍攽一支的堂号，刘氏以此堂号刻书甚多，在乾隆初年就以传经堂的名义刊刻《九畹古文》，直至光绪年间以传经堂名义刊印《刘氏传经堂丛书》十四种。《周易详说》的“刘传经堂藏板”应晚于“本衙藏板”，刊于贺瑞麟编纂《清麓丛书》以前。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本衙藏板”“刘传经堂藏板”和《清麓丛书》外编本。“本衙藏板”与“刘传经堂藏板”（含《清麓丛书》外编本）均将《周易详说》分为八册：卷一、卷二为一册；卷三、卷四为一册；卷五、卷六为一册；卷七为一册；卷八、卷九为一册；卷十、卷十一为一册；卷十二至卷十五为一册；卷十六至卷十八为一册。对比三者的形制，《清麓丛书》外编本开本最大，高27.7cm，宽16cm；其次为乾隆间的“本衙藏板”本，高26.1cm，宽16cm；最小的是同治年间刘毓英“刘传经堂藏板”本，高23.7cm，宽16.5cm。对比“本衙藏板”和“刘传经堂藏板”的版面（半页），前者高17cm，宽12.4cm；后者高16.5cm，宽12.4cm。二者版面几乎同大，故行数、字数相同。

  除以上“三个”（实为两个）常见的刻本外，国家图书馆尚存抄本《周易详说》。《中国古籍总目》著录该本为抄本，但国家图书馆网站对该本的描述却为稿本：“《周易详说》[善本]：十八卷附论卜法一卷/（清）刘邵邠撰，稿本，8册，9行25字，白口，左右双边，红格。”将刘绍攽的名字误作“刘邵邠”，或系工作人员误录，或系此本误抄。如果属于误抄，则该本定非稿本，刘绍攽不可能写错自己的名字，一定是抄者笔误。

  三、《周易详说》的主要易学思想">

  三、《周易详说》的主要易学思想

  刘绍攽易学的主要思想为尊奉程朱，贬斥汉易；归于义理，不废象数；强调学《易》寡过的人伦日用。由于刘绍攽所处之雍乾时代，官方科举所倡为程朱之学，而当时士人，又有省思明代学问空疏之敝的学风，于是倡汉学而辟宋学。刘绍攽以科举而晋身，对程朱之学了然于胸，但并不限于朱熹一家之言，而是倡导兼综众家。与清代汉易兴盛的大环境不同的是，刘绍攽对汉儒之易学一一批驳，独尊易学中的宋学，且不唯朱子是尊，显得尤其可贵。故《四库全书总部提要》论此书曰：“是书大旨以程《传》为宗，与《本义》颇有同异，于邵子先天之说亦不谓尽然，不为无见。惟于汉儒旧训掊击过当，颇近于傎。”[10]80刘绍攽这种黜汉崇宋的易学主导思想，在《周易详说》中显得格外突出。

  刘绍攽对汉代易学颇有微词，认为汉儒解《易》，牵强附会，支离破碎。他在《周易详说》卷一“论汉晋说《易》”部分，从焦赣、京房，一直到郑玄、虞翻，均进行批驳。汉以后的魏晋易学，刘绍攽亦贬多褒少。对于影响深远的王弼易学，刘绍攽认为其多为老庄之理，并赞同《周易折中》的说法，认为“不能尽合于圣人之道”，且以为“王弼解释句读而已，尚多依稀蒙混”[9]599。

  相对于汉晋易学，刘绍攽更推崇宋易，且本之程朱。刘绍攽在《周易详说·自序》中说：“本之程朱，参之诸儒。”[9]595其注解多以程颐《易传》与朱熹《周易本义》为主，所参考的诸儒易说，也多为宗于宋学者。此与明清之际关中儒学的取向是一致的。

  刘绍攽虽然服膺程朱易学，但能不废象数，归于义理。在《周易详说·自序》中，他说：“《易》所以难明者，汉儒主数，宋儒主理……汉宋异论，统归一致，易道无歧趋、无遗蕴矣。”[9]595由于汉学与宋学的割裂，导致《易》之象数与义理的分离，于是《易》之大旨难明。要昌明《易》道，必须消除门户之见，汉宋合一。因此，尽管刘绍攽本于程朱，但认识到程颐“说理精到，而于卜筮未合”，朱熹虽言《易》之卜筮，“第于象无所发明”[9]595，他们均疏于象数。再加上刘绍攽对当时较为流行的易学著作均认为有些不足，因此，他自己在注《易》过程中就要弥补这些缺陷，强调辞、象、变、占合参的易学主张。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师说》中指出：“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11]11这说明关中学者治学，讲究重礼务实，强调经世致用，看重践履。刘绍攽的易学，也突出反映了这种特征，即立足人伦日用。

  刘绍攽在注解完《系辞下》第九章之后，做了一个总结：“右第九章言系辞之要，在于惧以终始。惧者，敬也。修身之要，所以寡过者也。”[9]781根据刘绍攽的理解，“惧以终始”就是始终主敬，这正是张载的主张。而“修身之要，所以寡过者也”，则将学《易》的目的效法于孔子。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12]71关中另一位易学家，即李颙的高足王心敬也在《丰川易说》中说主张《易》为寡过之学。[13]9因此，关中学者将学《易》的旨归，导向人伦日常的寡过，而非追求玄远之思，正是关学重实践的表现。

  刘绍攽释《系辞上》“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说：“乐而玩者，知也。䌷绎爻辞，知之明而后能行之力也。”[9]762学习《易经》，品玩卦爻辞，这只是为了明白道理，属于知，知道之后，尚需在生活中力行。“能行之力”也是关中学者所体现出的一种普遍品格。正是因为立足于人伦日用的学《易》导向，刘绍攽才遵循“本之程朱，参之诸儒，寡过以立体，知来以致用”[9]595的原则，撰写了《周易详说》。

  总之，刘绍攽《周易详说》一书，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正如周长发《序》所说：刘绍攽于“进退消长、穷通得丧之旨，无不究其理，兼通其数，可不谓深于《易》者乎？”“知君于乘承比应之外，深探渊微，本乎《程传》之论理，复究朱子《本义》之论数。举凡河洛律吕，以及纳甲筮法，无不穷厥根柢，入其奥窔。而《左传》诸书所引《周易》，疏通证明，了如指掌。安溪而外，得是说也，可以为羽翼矣”[9]591。项樟《序》也极称《周易详说》曰：“博而精，详而核，总括百氏，辨析微芒，此四圣之功臣而易学之全书也。以之修身则寡过，以之行政则化成。以之应世接物，彰往察来，则靡所投而不中，岂徒为经生呫哔之具已尔哉？”[9]592-594《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该书“引朱子先儒旧说，皆不可废之语，皆能化门户之成见，非墨守一先生之说者所及”[6]62-63。这是对刘绍攽《周易详说》价值的高度认可。